”我完全忘了，总的说来，我已经不常到“舞厅”去了，我也不再拉客了。
施特拉不高兴了，她落在了后面，又和那些外国佬们争了起来。到了“欧洲中心”地下通道的时候，我们再也听不到身后的声音了。我转过身子，施特拉不见了，她从地面上消失了，带走了全部的海洛因。那几个外国佬也发现她不在了，显得十分不安。
这一切都怨施特拉！我愤怒极了。依我看，她只能在欧洲中心里。我向那里冲去，戴特莱夫紧跟我。两蒂娜停在那里不能动，外国佬抓住了她们。我像疯子一样在商业中心里跑了一圈。戴特莱夫从左路找，我从右路。没有施特拉的影子。再加上那两个蒂娜，搅得我心绪纷乱。我看见那几个土耳其人把她们拖进了一家旅馆，我们等着她们干完那件下贱的活儿后出来，等了好几个小时。现在，她们真配得上那一针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施特拉。两个姑娘和我走到了库尔夫尔大街地铁站。这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我们是为找施特拉而来，便直奔地铁站的公共厕所。一走进门，我就听到施特拉的声音，听到她正在行动，正向谁喊着什么。厕所中有很多厕间，可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施特拉的那间。我一边用双拳猛力敲打阁子门，一边喊：“施特拉，马上开门，不然有你的好看！”
门开了，施特拉探出头，小蒂娜脆脆地给了她一记耳光。施特拉正处于刚刚用完毒品的兴奋中，她声明：“看，这一整袋老海都留给你们，我并不想要它。”然后，她就走了。
很明显，这是个弥天大谎，她用了这半克的一半还多，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和我们均分。两个蒂娜和我把这袋里剩下的加上我们刚才买的那包放在一起，平均分成了三份。
对于我这么一个很久没有使用毒品的人来说，这份比我所需要的量要大得多。我的两腿发软，步履蹒跚。我们走到了特莱保斯，施特拉在那里。她正在跟一个商人拉买卖，我们走到她的面前：“嗨，别忘了，你还欠我们四分之一克呢！”她没扯皮，看来她还有点良心。
我对她喊：“你是一个臭婊子，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跑开去注射施特拉还给我们那份海洛因中我的那部分，又买了一瓶可口可乐。我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过午以来刚有的几分钟平静。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戴特莱夫能来。后来，我就开始思索了。
开头还算好。我归结了一下：先是我最要好的男朋友扔下我不管了；接着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把我戏弄了一番。你得记住：吸毒者之间是没有友谊。你绝对是孤身一人，永远如此，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下午的这场恶梦为的不过是一针“老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恶梦不是天天在做吗？
有几回，我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可都是在吸毒之后的兴奋之际。没有毒品，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身不由己，鬼使神差。今天的事，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很平静——因为血液中有足量的海洛因。我不能再回医院了，再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总之，他们会把我赶出来的。再不会有任何医院愿意收留我了。医生早就警告过我妈妈：我的肝脏已经到了硬变的边缘。如果我这样继续下去，最多活不了两年。至于毒品咨询处，也毫无希望了。甚至没有必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和医院保持着联系，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要我了，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柏林，有这么多的吸毒的人愿意接受治疗，却没有几张床位。他们当然要把床位留给那些还有勇气戒毒。有希望从毒品中解脱出来的人。而我，很明显，我不属于这类人。可能我开始戒毒有点太早，没有运气从中脱身。
我头脑清醒。一边呷着可口可乐，一边把问题归拢在一起，同时也没忘记实际问题。
他们定会把我关在门外，或者说，她用不着这么着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去找警察送我到管教所去。要是在她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干的。我的父亲在泰国。施特拉？不可能。戴特莱夫？我甚至不知道他去哪里熬过这一夜。如果他真的决心脱钩，他应该在他父亲那里，无论如何，明天早晨他就走了，不论是今夜，还是以后，我连一张床都找不到。
我最后一次清醒地估量我的处境，得出的结论是：我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彻底地脱钩，或者再猛猛地来一针，要命的一针。不幸的是，今晚这第一条路已经堵死了。五、六次戒毒都没有成功，够了，反正比起其他的吸毒者来，我既不比他们强，也不比他们差，干嘛我非留在他们已经离开了的这条窄胡同里呢？
我走到了库夫尔斯特拉街，我还从来没有在夜里在这里拉过客。到了夜里，吸毒者就让位给那些靠卖淫吃饭的老手了。可是我不怕。我很快地拉了两个客，然后回到特莱保斯。口袋里装着100马克，于是我买了半克药。
我不愿意去库夫尔斯特拉街的厕所，也不愿意去特莱保斯那边的公厕。因为人大多。那上哪儿？我又买了一筒可口可乐，思索着。我决定到邦代斯广场那边的厕所去。一到夜里，那里空无一人。
我步行到邦代斯广场，心绪平静。夜晚，公共厕所空荡荡的，给人一种奇特的窒息感。而我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安全，厕所清洁，明亮。这是柏林最棒的公厕，而今只属于我一个人。厕间很大（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厕间里挤进了6个人），门一直挡到地面，隔墙上也没有洞。很多吸毒者都选择这类厕所自杀：因为它太棒了。
没有拉客的老太婆，没有偷看女人的下流汉，没有警察，我不慌不忙地支配我的时间。我洗脸，梳头。然后，仔细地冲洗蒂娜借给我的注射器。半克药足够了。肯定无疑。在我最后几次戒毒之后，四分之一克的药就足以击倒我了，而今天，我不但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黄疸使我十分虚弱。我当然希望能够有整整一克药，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再拉客了。
我平静地选择最干净的厕间，我感到十分冷静。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从没料到自杀会连一点悲伤的气味都没有。我即不想过去的，也不想我的妈妈和戴特莱夫。我只想要给自己注射的这一针。
照老习惯。我把衣物散乱地扔在马桶的周围，把药倒在也是从蒂娜那里借来的勺子里。我忽然想到我也在欺弄蒂娜了，因为她还在等着注射器和勺子。后来，我发现忘记了柠檬。可是，海洛因的质量不错，没有柠檬也会溶解的。
我在自己的左臂上寻找静脉。实际上，这一次注射和以往的一样，惟一的区别是，这是我最后的一针了。真真正正的最后一针。第二次刺入时扎入了静脉，注射器里马上有了回血。我把半克药一下子注射进去。我没时间干第二回了：我感到心脏被撕裂，颅骨从头上被掀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外面的汽车发出强烈的噪声。我倒在马桶边上。我从手臂上抽下了注射器，试着站起来。我发现自己的右腿好像瘫了一样。我能略微动一动，但付出的代价是关节要命的疼痛，特别是大腿关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把厕所的门打开的。我向外爬了几步，然后站起身来。我靠着墙，用一条腿跳着向前走。在厕所的入口，有两个15岁左右的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绸衫的男孩——两个小兔子——盯着这个用单脚跳的魔鬼。在我就要摔倒的时候，他们恰好扶住了我。他们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嘿嘿，这可真是回事啊！”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在动物园地铁站见过我。他们把我放在一条长凳上。这是个10月的早晨，天冷得要命。一个男孩子递给我一支万宝路。我想：“真怪，为什么这些相公都爱抽骆驼和万宝路呢？”说真的，我很高兴自己没有死去。
我给他们讲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施特拉怎么骗了我，我又怎样给自己注射了半克海洛因。这两个小家伙非常乖：如果我想到哪里去，他们可以送我。这个问题激怒了我，我想也没想，便对他们说，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条凳子上就行了，可是，我冷得发抖，根本走不了路，他们建议把我送到医院去。
我不愿意要什么医生。他们说他们认识一个非常热心的家伙，一个相公，一个喜欢鸡奸的医生，这使我放下心来：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地，这倒更让人信赖。他们招来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到了他们的伙伴那里。那家伙果真非常热情。他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床上，然后开始给我检查。他想让我谈谈毒品，讲述这一切。我可没有这个兴致，对任何人都没有。我向他要安眠药，他给了我一片，还给了其它的药。
我又开始发烧和流鼻血。我几乎是一刻未醒地睡了两天，第三天，当我的大脑几乎可以正常干活的时候，我坚持不了了。我不想思索，强迫自己不去思索。两个念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是善良的上帝不希望这回要了你的小命；二是下回你得注射整整一克药。
我想出去。到大舞台去，去注射毒品，去获取那注射后的快感——特别是不要再思索了——直到注射的极限。此刻我走路还很困难。喜爱鸡奸的医生对我十分关切，弄来了拐杖，我架着拐杖走了，可又在半路上把它们扔了：我可不愿意拄着双拐在人前露面。只要咬紧牙关，离开拐杖也是可以走路的。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动物园地铁站的广场上。我接了几个客人，其中甚至有个外国佬，他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个希腊人。老实说，我不反对外国人，但我不和外国佬打任何交道，这定约可真有点古怪。不论如何，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反正不过如此了。
可能我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妈妈来找我。她如果寻找我，就一定会到动物园地铁站来的，所以我才没到库尔夫斯特拉街那边去。但是我也深深地感到不再会有人找我了，这已经不是妈妈焦虑地等我回家的时代了。
我买了一份药，给自己打了一针，然后又干起营生。我需要钱，准备着万一找不到过夜的客人时使用，那时我就得住旅馆。
突然，我碰上了沃尔弗，他是戴特莱夫的老主顾，最近，戴特莱夫不曾到他家去过夜。不过他不再是一位主顾，他对海洛因上了瘾，所以现在跑到生意线的这边来了。可能他拉客人很难，因为他都26岁了。我问他有没有关于戴特莱夫的消息。他的热泪夺眶而出。不错，戴特莱夫是在治疗所，没有他，生活就彻底完蛋了，活着没有一点意思，他想脱钩，他爱戴特莱夫，他想自杀。总之，他向我唠叨了一大堆吸毒者们常说的废话。关于戴特莱夫的那些昏话弄得我糊里糊涂。我真不能理解，这个可怜的小相公，竟然自作多情地以为他在戴特莱夫身上有着某种权力。戴特莱夫应该离开治疗所回到他身边，仅此而已。他甚至把一把公寓的钥匙留给了戴特莱夫。听到这句话，我不禁脱口说道：“你真是一个混蛋，一个蠢货！你把你家的钥匙留给戴特莱夫，这样，他就知道，万一治疗所把他赶出来，他就会有落脚之处。要是你真的爱他，你就该想方设法让他脱钧。但是，你不过是个下流的鸡奸犯而已！”
沃尔弗正当瘾发之际，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弄得灰溜溜的。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我到他家去过夜又如何？我平静了下来并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为了酬答他的好客之意，我马上接个客人，给他买上一份药。他特别高兴我能到他家去睡，因为除了戴特莱夫和我之外，他再也不认识别的人了。
我们一起睡在他的那张大床上，由于戴特莱夫不在，我还能够和他相处。他让我讨厌，但还能忍受，这个可怜的小相公。
于是，戴特莱夫的两个爱人就睡在一张双人床上了。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老一套：沃尔弗没完没了地重复他多么爱戴，大哭一场然后入梦。这使我的神经焦燥不安，但我还是忍住不发火，因为我需要这张床位。甚至有一天他向我宣称，在戴特莱夫戒毒之后他们俩将在一所漂亮的公寓里同居，我都没有发怒。再说，左右对我来说都是一样。此外，我想，戴特莱夫和我对他还该有点爱怜之意：如果当初他不是结交了我们，他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小相公，偶尔地，到酒馆里买个醉醺醺以忘掉他的不幸，仅此而已。
我们就这样打发了一周的时光，注射毒品，地铁站，地铁站，注射毒品，晚上是沃尔弗无止无休的哀叹。
一天早晨，我醒了，因为我听到有人打开了公寓的门，在走廊里弄着什么东西。可能是沃尔弗。我喊着：“别吵了，我要睡觉！”走进来的是戴特莱夫。
我们拥抱。我们接吻。重逢的快乐。突然我明白了：“你溜出来了！”
他向我解释。像所有新到医疗所的吸毒者一样，人们要他担任三周司晨员。要一个扎吗啡的人遵守时刻，这几乎比要他登天还难。戴特莱夫必须每天在同一时刻醒来，然后叫醒其他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极为可怕的考验。所方之所以制定这种制度，对接受医疗的病员进行选择，是希望把他们掌握得太少的床位保留给那些还有些意志的人。戴特莱夫没能经得住这种考验，有三次他没能按时醒来，所方把他开除了。
戴特莱夫告诉我戒毒医疗所是个不坏的地方。不错，挺苦的，但他下回一定能够成功地坚持下来。目前，他打算不动毒品——而且，他马上着手到戒毒医疗所去找一张床位。他告诉我，在那里他遇到了好几个我们过去的老朋友，比如说佛朗克，在他的朋友安哥死后想试着脱钩。安哥死的时候14岁，和巴普西一样。
我问戴特莱夫今天他打算干什么。先来一针再说。我要他给我带回兴奋剂来。两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还跟着一个叫比科的人，那是他过去的客人。比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满的一袋海洛因！足足10克。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海洛因。等我醒过神来，马上向戴特莱夫喊道：“你疯了？怎么能往家里带10克海洛因？”
“从今天开始，我当毒贩子了。”
“你有没有想过警察？如果他们抓住你，那你就会再进班房，而且会是几年！”
戴特莱夫不高兴了：“我没功夫想警察，别再给我泼凉水好不好！”
他马上干了起来。用小刀把它分成若干小份，放在小方块铝铂纸上，我觉得纸裁得大小了，并让他注意到这一点：“老伙计，你要注意。它的大小最要紧。货的量不变，可包要大些。记得洗衣粉吗？那么大的盒子，可里面只装了四分之三”。
“你开始跟上我了。我的药量一定要足。人们马上就可以发现，我这里的服务是最好的。”
这时我才想到要问一问这些毒品属于谁。自然是属于比科。这个小流氓！当初，他干的是溜门撬锁盗窃写字间的勾当。刚刚出狱，还处于监管期间，就想利用戴特莱夫这个傻瓜干活来摆脱他自己的困境。他用二道贩子的价格从他在狱中结识的波茨但街的老鸨子千里买了货，他自己不去卖——他也不会卖，他只是个酒鬼——却让戴特莱夫给他干活。
等戴特莱夫把包包好，我开始数共有多少包。其中有一克一包的，半克一包的和四分之一克一包的。我的数学从来学得不好。可是我马上就算出只有8克：他把分量给得太大了。如果不核实一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