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与已经被扔进废品堆的年轻人——我们这些补习生区别开来。
这就是人们要我去适应的社会。“适应”，这是我祖母的口头禅。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向我提建议，我被职业学校开除后，她劝我课后不要和补习生在一起，劝我在公立和私立中学生们中间交朋友。我对她说：“你必须说出一个理由，你自己的孙女也在上补习课。我正在适应，我将会在补习生中间接交朋友。”这又造成一次口角。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对学业完全不再感兴趣。但是我发觉班主任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已经上了年纪，有一些完全老古板的思想——总之，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但是他有权威，他让别人尊重他而不会大叫大骂。他一进教室，全体学生自发地起立。他是惟一一个能使学生们这样做的老师。他没有给人施加压力的样子，对我们每个人都很负责任。当然也包括我。我们的许多年轻老师完全是超理想主义的，只是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知所措。在许多事情上，他们并不比我们学生强。有时他们完全让我们放任自流，结果看到一切都乱了套，他们又大叫大嚷。尤其他们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不能给予清楚的回答。他们总是不断地说：“如果”，又不住地说：“但是”——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我们的班主任从来不让我们对未来——，对如今等待补习生的未来报幻想。他丝毫不掩饰这个未来是很艰难的。但是他认为，只要我们稍稍用点心，就能在某一方面比公立中学生们强。例如，在拼写方面——如今那些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已经不会拼写了。我们能正确无误地起草一份求职书，就将使我们多得到一张王牌。他试图让我们学会那些自认了不起的人的处人处事的方法。而且他总是要引用几句格言，通常都是上一个世纪的格言。学生们对此总要报以笑声——再说大多数学生从不克制笑声——但是我觉得每个格言多少都包含了一点真理。这位老师的看法我还不是都赞成，但是这位老师让我喜欢的地方就在于他似乎还能分辩黑白。
绝大多数学生不太喜欢他。他们觉得他过于苛求，他时常进行道德说教，使他们感到紧张。总之，我的大多数同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几个人学习稍微用心点，为的是想得到一个好点的毕业证书。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完补习课后找到一个工作。他们老老实实地做作业——确切地说是按照所要求的去做。读一本真正的书，对课程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他们连想都不去想。当班主任或一个青年教师偶尔试图发起一场讨论时）老师得到的是一阵愚蠢的冷笑。我们班的同学对未来的打算不比我多：再说，一个补习生怎么可能有长远的打算呢？假如他有机会找到一个学徒工的位置，不管他是否喜欢，他都不得不去干。
实际上，很多学生对他们今后干什么完全不在乎。他们的理由是：总之，在这个国家谁也不会饿死。从补习校出来的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因而何必担忧呢？有几个学生是未来的匪徒——已经看得出来——其他人则开始喝酒。而女孩子们呢，她们也不自寻烦恼：总有一天，她们可以找到一个满足其需要的配偶。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们总还可以当售货员，工厂女工——必要时在流水线上工作——或者还可以闲散在家。
并非人人如此，但是这个学校的总的气氛就是这样。没有幻想，更没有理想。我也士气低落：这并不是我所想象的戒毒后的生活。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年轻人的处境如此艰难。再没有什么能使他们高兴的事。16岁有辆摩托车，18岁有辆小汽车，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谁没有这个，就会感到太不幸了。我也是如此，在我的所有梦想中，我总是梦想有套房子和一辆小汽车，这点很明确。像我母亲那样为了一套住房或一间新客厅而绞尽脑汁，真是无能。按照我母亲过去的理论，这对他们来说还不错。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对于我这一代的许多人来讲——这些物质，这点舒适，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最低要求。”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这才能赋予生活一个意义。但是生活的意义哪儿也找不到。然而一部分年轻人——包括我——总是在寻找能赋予生活意义的东西。
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民族主义时，我有一种矛盾的心绪。一方面，我深深厌恶所有这些残暴——想一想一些人居然能干出这类事！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总还是存在能让人相信的事情。有一天，我甚至从正在上课的课堂里走了出去：从某种观点看，我情愿生活在另一个时代。至少那时候的青年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有理想。我认为对于一个青年，即使理想是错的，也比什么都没有好。我当时这么说也不太严肃。但是有那么点意思。
甚至在乡下，年轻人也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吸毒，因为他们对成年人所提供的生活图景不满意。我住的这个小村庄也没有幸免于暴力：人们好斗而不忍让。旁客运动（传到柏林还晚两年）在男男女女中都有信徒。看见一些人从来没有吸过毒，却把旁客当作了不起的吸毒者，我总是感到害怕，其实旁客只是纯粹的粗暴行为者。甚至连他们的音乐也完全缺乏创造性，只是嘣嘣的声音。
我有一个伙伴成了旁客。在他把一枚别针别在脸颊上，把拼板游戏装在口袋里，到处游逛之前，他的确是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伙伴。有一天，村里的小酒馆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殴斗：打架的人把两把椅子砸在他头上打断了，他肚子上又被一个瓶子狠狠砸了一下，在医院里，医生及时把他抢救过来。
对于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小伙子和姑娘们之间那种粗野的关系。人们告诉我许多关于妇女解放和开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于我，我简直无法相信小伙子们能如此粗野地对待姑娘们。什么样的粗俗行为、无礼举动都出来了。他们渴求权威和成功，就去找女人，因为他们在别处得不到这两样东西。
大部分这类家伙都去光顾我住的村子里的迪斯科舞厅，把我吓得够呛。大概是因为我有点与众不同的缘故，他们总是凑在我身边。他们的口哨声，“怎么样，我的小妞，去溜一圈？”这类的话语，比柏林库尔富尔斯特大街顾客的伎俩还让我恶心。库尔富尔斯特大街的顾客们握着方向盘坐在汽车里向你打招呼时，至少还冲你微笑一下。可是这帮村里的痞子甚至懒得这么做一下。我认为柏林的大多数嫖客显得更客气些，尤其对我比较温和，比这帮小痞子对他们的女伴要好。他们想亲吻一个女人，连一句话一个可爱的动作都没有，更谈不上丝毫的温柔举动——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这样做是要付钱的。
这一切使我如此厌恶，以至于任何一个小伙子碰我，我都无法忍受。所有这些勾引妇女的事在我看来都非常肮脏。为什么一个小伙子就能自动地窃取这种权利，第二次与姑娘出去，就动手动脚对她无礼？而姑娘还任随小伙子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她并没有欲望。很简单。这是规矩。她很害怕，如果她拒绝，那个家伙就会凌辱她，还会对他的所有伙伴讲：这是一个性欲冷淡症的女人。
我不允许什么人对我胡来。甚至当我喜欢一个小伙子，想跟他一道外出时，我都是有言在先：“不准碰我。如果我们之间需要有点什么举动的话，得由我来先开始。”但是，我离开柏林6个月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当他想与我睡觉时，我总是中断与这小伙子的关系。
当然，这么做也属于弥补我过去的一部分。以前我错误地以为卖淫是吸毒的副产品，不可避免，那样做与真实的我没有多大关系。但那样做多少还是影响了我与小伙子们的关系。看见村里这些小伙子的举动，我总觉得他们又想算计我一次。
我试图从我班上的女同学们那儿得到有关男人的经验。我不能确切地告诉她们我怎么得到的。但是，我的话的意思没有被听出来。因为我在班上已经被当成“可以向其诉说心声的使者”，女同学们都把她们与小伙子的问题告诉我，并向我讨主意——她们感觉到了，我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但是，我没有能够让她们明白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大多数女孩子只是为了小伙子们活着，她们被动地接受他们的粗野举动，对彼此间的关系却丝毫不敏感。假如一个男人玩弄一个女子后，又与另一个女子走了，她们不指责那个家伙，反倒指责另外的那个女人。骂她是妓女、混蛋，等等。常常是那些最粗野的男人最受人欣赏。
这一切，我只是在我们全班去帕奈特旅行时才弄明白的。我们当时住宿在一个迪斯科舞厅旁边，大多数女同学第一天晚上就想去那里。她们回来时，只是一个劲他讲那些带着可怕机器的家伙们——即摩托车手。那些摩托车手对于她们来说简直是上帝。
我去瞧了一眼这家人人谈论的迪斯科舞厅。那里面的一切并不复杂：附近的男人们来到那里——驾着他们的机动车，摩托车或小汽车——勾引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的女学生们。
我试图劝说我们班的女孩子们，那帮家伙纯粹是想玩弄她们。但是我白费劲。离迪斯科舞厅的开门时间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瞧，这些女孩子们个个都在镜子前梳妆打扮。然后她们一动都不敢动，生怕碰乱了发型。
站在镜子前，她们完全失去了个性。她们都只剩下一副假面具，去讨男人们的欢心。我看到这些都快急疯了。不久以前，我也是这样，乔装打扮去付男人们的欢心：开始是去讨吸大麻的家伙们的欢心，后来是讨吸毒者的欢心。我曾丢掉了自己的个性——只为当一个吸毒者。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尽碰到这些可怜的追逐女性的男人们。然而大多数女同学在家都有一个情夫。跟我同屋的埃尔克，甚至第一天就用了整整一个夜晚给她的情夫写信。第二天，她去了迪斯科舞厅，回来时非常虚弱。她告诉我有一个家伙对她动手动脚。我认为，她其实是在向别人显示有男人对她感兴趣。她感到内疚，像一个玛德兰娜似地哭着，自以为爱上了一个摩托车手——她的情夫还没有摩托车。第二天晚上，她回来时状态极其悲惨，哭了整整一夜。那个追求过她的家伙又去追求另一个女生，还问她：“告诉我，那个女孩子让人吻她吗？”而另一个女孩子罗茜，这种事变成了一场灾祸。她正与一个男人在汽车里接吻。被一个老师撞见了。那个不幸的女孩子被灌了个酪酊大醉，那个男人让她喝可口——郎姆酒。
罗茜是个处女。当然她现在很沮丧。其他的女生们聚集在一起决定处理办法：一致同意送她回家。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谴责那个家伙，他把罗茜灌醉又奸污了她。我是唯一的反对者。由于这件事，我们的老师决定禁止大家再去迪斯科舞厅。
我讨厌这件事，女生们之间完全缺乏团结。一涉及到小伙子，一切友谊都被忘到九霄云外了。就像巴普西、施特拉和我之间一谈到海洛因那样。
虽然这件事没有涉及到我，但是却让我恶心。旅行的最后两天，我又重染恶习。直到我们返回时，我才酒醒。
尽管这样，我还是决定与这种模样的世界和解。我不想再逃避它。我很清楚地知道，逃避意味着重新躲避到吸毒中去。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吸毒不是一个办法。我想在逃避这个腐烂的社会与完全适应这个社会之间，大概很需要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我找到了一个依靠：一个男朋友。他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平静。我可以与他交谈。他谈话总是有条不紊。既善于幻想，也能在任何情况下找到较实际的解决办法。他也认为确实有些腐败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只要努力，人们总有一无能够从这个世界里拯救自己。他想经商，赚许许多多的钱。然后，他打算在加拿大的森林中买一幢由圆木构成的木屋，他将在那里生活。戴特莱夫也曾向往加拿大。
我的男友是一个公立中学生，他使我也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我发觉即使是补习课，我也能获得点儿收获，只要我认真去学，而不仅仅是为了记分册。我开始大量阅读。不论什么书都读上一阵。歌德的“维特”，以及东德作家普朗兹多弗的作品，海曼·海塞，尤其是埃里齐·弗洛姆的一些著作，他的著作《爱的艺术》成了我的圣经。由于我反复地读弗洛姆的书，我能把一些章节，整章整段地背出来。我还把一些段落摘抄下来，贴在我的床头。这个弗洛姆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他的思想有惊人的洞察力。假如人们实践他的思想，生活大概就会有一个意义。人们就会坚持下去。但是，要遵守这些生活的准则却太困难了。因为其他的人并不了解这些规则。我很想问一问埃里齐·弗洛姆，怎么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按照他的原则去生活。总之，我认为当人们想把他的原则用于对现实，便不是总能行得通的。
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本书都应该是所有学校的必读书。但是，我甚至不敢在班上谈论此书，其他人会以冷笑来讥讽我。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翻开这本书，因为对大家刚提出的问题我想从这书中找出一个答案来。老师发现了书名，立即把它没收了。当我课后去要还该书时，老师拒绝还给我，并且说：“好啊，小姐，在课堂上看黄色书籍！”还算他诚实。他连弗洛姆的名字都不知道，一见书名《爱的艺术》，他只会想到是黄色书籍。这不可避免：昔日吸毒的小妓女把黄色文艺书籍带到课堂上来腐蚀学生们。
第二天，他把书还给我，并说了该书一大堆好话。但是，他说最好不要把该书带到学校里来，因为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我与校长之间的麻烦更大。这是个没有自信心的家伙。还是一个使人扫兴的人。虽然他的职位摆在那儿，但是他没有任何威信。于是他试图任意指挥我们以挽回面子。当我们第一节上他的课时，他让我们唱歌，做操。他以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我们心情愉快。要想从他那里得到好分数，惟一的办法就是原原本本地背诵他所讲过的一切。
他也兼任我们的音乐老师。一天，他想让我们高兴，就谈论我们感兴趣的音乐。他不停地提到“今天的爵士乐。”我实在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大概是指通俗音乐？我问他：“你说‘今天的爵士乐’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语调又一次不够尊重吗？反正我没有考虑过我的话的后果。校长气极了，立刻把我撵出教室，好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似地大吼大叫。
在他关门之前，我仍然试图解释：“恐怕我们是误会了。”于是，他又喊。但是，我不想太失面子，我就站在走廊里听完了这节课。我完全没有失去自我控制：我没有溜走。
上午快结束时，我被召到校长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当然是我的档案。他翻动着，装着在读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这里不是柏林。他在他的学校里对我是友好的，相应地我应该表现好点，他有权随时开除我。
这一下，我张惶失措。我再也不想回学校了。我无力正视这一切。这太让我受不了了，已经有许多比这轻得多的事情使我不知所措。
我又退却了。以前——一半是受我的男友的影响——我决心好好学习，重新上一遍中学的课，准备中学毕业会考，尽管从补校出来仍会遇到很多困难。现在已谈不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