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真做了一件蠢事。我不该演这出电影。我本来应该等到只有我们俩仍呆在一起的时候慢慢地说服他。我完全可以影响他的。我真不该把他孤独地扔在一边，因为他当时已经到了头脑发热、跃跃欲试的地步。
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有人来告诉我，戴特莱夫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贝尔恩德打了一针海洛因。
当天夜里，我又见到戴特莱夫，他对着我笑——一种似乎来自很遥远地方的微笑。看样子他很幸福，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和我说话。而我也不想主动去靠近他。对我来说，这一次要比那天夜里我失去阿特兹时还难受。戴特莱夫走了，走向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就这样，由于一支海洛因注射器的缘故，我们之间突然变得毫无共同之处而分道扬镳了。
我继续出入“音响舞厅”。戴特莱夫很快就找到另外一个女友。她的名字叫安琪，是一个又丑陋、又冷酷的姑娘。可以断定，他们的关系是好不了的，我从没见过戴特莱夫和她说话。但是，安琪死死地缠着他。有时候戴特莱夫也来看我，不过，他总是像个陌生人一样，对我一点也不亲热。一般来说，他找我无非是为了向我要几个马克好去买他的海洛因。要是身上有钱，我总是满足他的要求。
星期天的上午实在难熬，我一直溜达到地铁车站，心里想着：“这里的一切实在糟糕透顶。”我再也不知道我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上“音响舞厅”去，为什么我要吸毒，为什么我还得干别的事情——我糊里糊涂，一点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有个星期六，因为我身上有不少零用钱，我买了许多各色各样的毒品，然后一股脑儿全吞下去。
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反正我知道从地铁到家门口的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我只好扶着路边的树木和路灯杆连爬带滚回到了家。路途显得特别遥远，走不到头。可我得坚持到底，否则非死在路上不可。最难受的是我的胸口疼得要命，就像有人用刀捅我的心脏似的。
第二天早上——星期——妈妈无法把我叫醒，到了晚上她下班的时候，我还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妈妈好几次强迫我喝几口蜂蜜。一直到了星期二下午，我才有点力气下床。我对妈妈说，我感冒了，而且血压降低。我倒经常有这种病状。我还向妈妈解释，说班上有好几个女同学都有这种病状，这大概是青春发育期的一种现象。我想尽量避免妈妈请医生来，因为我害怕医生会看出我真正的病因。妈妈对我的话信以为真，所以也就不去找医生来。每当我对她解释我的身体状况时，她总是显得很满意。
因为我手头的药片几乎全吃光了，所以一直到周未我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药，我又觉得浑身难受。
星期六晚上，到了“音响舞厅”之后，我决定做一次“迷幻旅行”。这一次的效果特别可怕。我好像觉得我的血被抽空了，整整难受了好几个小时。我既走不了路，也说不出话。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电影厅里，我在那儿的一把椅子里整整坐了五个钟头。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家搬到了克勒兹堡，离“柏林墙”很近。从此以后，我上学必须坐一个钟头的地铁，但是，我的家却离“音响舞厅”更近了。
有天早上，当我去坐地铁时，我突然发现街上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戴维·波维前来柏林献艺”。我真不敢相信！戴维·波维这位大歌星是我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许多小伙子都喜欢模仿他的打扮。而这回他真的到柏林来了。
妈妈从她的单位给我弄来了两张这场音乐会的免费赠票。很奇怪，我马上就想到应该把另一张票送给谁：弗朗克。为什么是他？我自己也不问个为什么。弗朗克是“音响舞厅”团伙里的一位老伙伴，他很崇拜戴维·波维，甚至连头发都染成和他一样的褚红色。也许正是由于这缘故，我才把他选为我的送票对象。
而弗朗克也是我们团伙中第一个染上海洛因毒瘾的人。从前，他胖乎乎的，大家都管他叫“小母鸡”。可现在，他骨瘦如柴，就像一具“游尸”一样，所以大家都叫他“僵尸”。
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我和弗朗克约好在海曼广场见面。我从没有注意到他是如此又高又瘦。他和团伙里其他小伙子的年龄差不多，也是16岁左右的人，他说他现在体重只剩下63公斤。这是他刚才卖血时才称的重量。弗朗克常常靠卖血挣钱来支付他吸毒的部分费用。
音乐会在“德意志大厅”举行。气氛非常热烈，观众情绪高涨，因为在场的几乎都是戴维·波维的崇拜者。在我们座位旁边，坐着一帮美国士兵。他们嘴里叼着烟斗，抽着大麻。只要你看他们一眼，他们就会把烟斗让你抽一口。尽管弗朗克拼命地抽，但他仍觉得越来越难受，因为他的烟瘾太大，无法控制。
戴维·波维的演唱开始了。他的歌声和形态太棒了，几乎完全跟我想象中的一样。不过，当他刚唱起《已经太迟了》这首歌的头几句时，我就觉得难过极了，因为这首歌所描写的也正是我眼下的处境。
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弗朗克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我们遇见戴特莱夫的伙伴贝尔恩德。他说得想办法给弗朗克弄到一针海洛因。可我们身上的钱不够，于是，我搬出我那讨厌的绝招：“我没有钱买地铁车票，请大家帮帮忙吧！”来参加音乐会的人多数身上都带着不少钱，而且这时候刚刚散场，街上的妓女还来不及缠上他们。所以我刚开完口，一大批硬币就像雨点似的“叮铃当啷”落在我的塑料口袋里。
这些钱已经足够买两针海洛因——当时这玩艺还比较便宜。
贝尔恩德拿着钱就去找卖主。突然间我起了这么一个念头：“既然这些钱是我搜集来的，我为何不试它一针，体验体验海洛因到底有多大功效。”因为普通毒品对我来说已经无济于事，所以海洛因将是我在吸毒道路上的归宿，看来这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当我说出我的主意时，小伙子们都一致反对我。弗朗克生气地对我说：“你可不能干这个，你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厉害，你要是沾上这个，那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我现在这个可怜的模样。”
既然我已打定主意，我也就听不进他的劝告。相反地，他们越说，我越是想试一试，再说，我只想体验一下而已，往后再也不打还不成吗？
他们没法说服我，只好也分给我一份。贝尔恩德教我怎样注射，其实这是多余的，我早就听说过。我说我不想打针，只想口服。
我把分给我的那份药面儿吃下去了，起初我觉得又苦又辣，我真想立即吐出来，很快我就觉得我的四肢变得很沉。很沉，一会又觉得很轻，很轻。我身上的不舒服一下全消失了。我从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轻松，愉快。
这一天是1976年4月m日，离我14周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早上5点钟的时候，贝尔恩德建议我们到他家去。我很高兴地挽着弗朗克的胳膊和他一起去了。
我觉得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充满欢乐的家庭。我感到和这两个男孩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甚至最秘密的心里话也可以对他们讲。海洛因已经使我们变成亲密无间的兄妹。我从没有这样幸福过。
我在贝尔恩德的床上和他睡在一起，他并没有碰我。我们是兄妹关系———对海洛因的难兄难妹。弗朗克自己睡在地板上，头靠着沙发。
夜里我觉得浑身发痒，我只好脱光衣服，用梳头发的梳子全身上下地挠，一直挠到出血，尤其是腿肚子那块地方。我知道，凡是打海洛因针的人都会浑身发痒，他们身上都会伤痕累累，特别是腿肚子的地方。这是识别吸毒者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弗朗克的腿肚子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肉，全都被他抓烂了，因为他并不是用梳子挠痒，而是用小刀子刮。
晚上，我回到家里。我不时地想着：“你才13岁，可是已经沾上了海洛因。”最初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毒瘾的危机发作，所以我感到十分高兴。整整一个星期我的脾气好极了，在家里，没有吵过一次架；在学校，我接连得到几个好分数。
当我回到“团伙之家”时，我发现还有另外四个伙伴也开始打海洛因针。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边，以示高人一等。很快，团伙里服海洛因的人越来越多。海洛因终于像一颗炸弹似地把整个格罗比斯小区炸开了。
于尔根·克万特牧师
（青年辅导负，清除“团伙之家”的社会文化中心负责人）
许多年来，“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曾经是克罗比斯小区和努考林小区的年轻人主要聚会的地方。每天晚上，至少有五百多名青少年前来这里活动，直到1976年我们把它关闭为止。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海洛因的使用在这里毁坏了一代青年人。我希望对这个“团伙之家”的关闭能够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灾难性局势的关注。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对于烈性毒品在克罗比斯小区传播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早在学生运动时代，我们就曾经讨论过如何限制普通型毒品的问题。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在我们的中心就有30到50个年轻人转而服用烈性毒品。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不采取法律的措施，而局限于向年轻人做正面的说服教育，那会被认为是怂恿他们越走越远，将会被看作是我们承认对毒品的斗争无能为力的表现。
尽管某些政府机关不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我们通过对“团伙之家”的调查表明，吸毒的现象并没有减退的趋势，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以同美国相比拟。今天，受害最深的是那些没有经过职业训练或失业的青年。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起来公开反对当局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我们对“团伙之家”地下酒吧的关闭一定会把这种长期被掩盖的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诚然，西柏林的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吸毒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治理。
当我们在许多方面获得满意的结果之后，我们决定重新开放“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这也是我们这一决定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设立起由国家补贴的戒毒治疗中心和咨询服务处。我们的治疗设备有很大改善。尽管如此，事隔两年之后，吸毒的问题并未消声匿迹，因为新的青少年一代也同样存在吸毒现象。至于两年前的那些老吸毒者，有不少人已经死于毒品的摧残之下。
我们在“团伙之家”新接触到的年轻人，大部分出身于工人家庭，尽管近几年来，人民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生存条件实际上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身带武器，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凶器。而且可以看到，某些青年人的民族好斗情绪完全是受到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
年轻人的处境之所以日趋恶化，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学习过于艰苦，功课负担过于繁重；另一方面是一旦走出学校，立即就会遭到失业的威胁和各色各样的家庭纠纷。
情况十分严重。像克罗比斯这样的住宅区，居民多达45000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上“大批”这样的形容词：大批的青年失业者，大批高考落第者，大批的家庭纠纷……等等。除此之外，那里的“自然”环境也没有多少自然的特征，几乎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休息、娱乐的场所。这对那些弱者来说，特别是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确受害非浅。在克罗比斯小区，一旦工程完工，那就意味着每寸可以建筑的土地都被占光，既没有为孩子们留下一块活动场地，也没有任何青少年的娱乐场所，没有一块可以消遣、散步的地方。这里既没有一个大的公园，也没有草地，没有树林，没有一处可让儿童嬉戏、青年人散步的地方。
这种大规模的住宅区完全是按照商业价值的观念设计出来的，丝毫不考虑居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这种强加给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后果一直为人们所担忧，而今天，这种恶劣的后果越来越明显了。
物质生活的困难总是来源于社会冲突和问题。由于房租昂贵，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迫使当父母的必须一道外出工作，迫使男人和女人必须为日常的操劳付出更大的力气和艰辛。而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欢乐和财富。
毒品向来就是阻止那些在社会发展中身受其害的人们觉醒起来的最可怕的手段之一。就像长期以来，酒精对于工人阶级所起的麻痹作用一样。近几十年来，除了酒精之外，又增添许多种毒品，诸如各种兴奋剂或麻醉剂，其买卖是合法的，也是有利可图的，还有非法的药品，但其利润更加可观，如海洛因、可卡因等。
事实上，最令人感到惊奇的并不是吸毒的人很多，而是那些虽然身处困境，却不求助于毒品的人更多。这种现象对于青年人更是如此。尽管他们有不少人身处逆境，尽管吸毒的人有增无减，尽管青少年犯罪和暴力事件增加，尽管法西斯思想被捡起来当作时髦货在青年工人中传播，可是走正路的青年人仍大有人在，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第一次吸毒的那个周未，就在“音响舞厅”碰到了戴特莱夫。他立刻看出我的状况：“你干得好！你完全处于虚幻状态了。”阿斯特里德已经告诉他了。
我回答他说：“安静点儿，老朋友。你自己才真上瘾呢。而我呢，我不会让自己上瘾的。”
戴特莱夫没有找到反驳的话。因为他有气无力。他没有毒瘾发作——他尚未达到肉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但是他非常想注射一针毒品。他终于对我说，他很想买一点儿兴奋剂，但是他没有钱。
我说：“伙计，你瞧。”我建议我们一起去偷窃。他同意了——但是他应该知道这对我会产生什么结果。20分钟后，我扒到20马克。戴特莱夫到手的少得多，但是这点儿钱对于我俩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要想“神游”一番，需要极少量的毒品就够了。自然也没有两人平分的必要，那天晚上，戴特莱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只是嗅了嗅。我一个月前下的决不碰海洛因的决心，突然烟消云散。
戴特莱夫和我重新在一起，好像我们从未分开过似的。好像这几个星期末我们在“音响舞厅”几乎像陌生人似地擦肩而过这件事也不曾存在过。他和我都不再提这事。世界又变得像那个星期天那样美，那天我给戴特莱夫做饭，接着我们又一起吃午饭。
我心里很高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假如我没有去试一试海洛因，我就永远不会同戴特莱夫和好。我设想我将始终只是一个“周末吸毒者”。吸毒者开始时总是这样想的，虽然谁也没有见过一个仅限于周未吸毒的人。另外，我以为我能够挽救戴特莱夫，阻止他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我对这些幻想感到满意。
我的这些幻想并不是无意识的。我不愿意听到海洛因；假如有人要冒这个险，我就会发怒，大嚷叫他滚开。就像我第一次吸海洛因，阿斯特里德想问我问题时的情景一样。我开始仇恨所有与我同龄的女孩子，我的印象是她们同我走的是一条道。我在地铁里和“音响舞厅”里都能认出她们，这些十二三岁的黄毛丫头吸印度大麻，吸麻醉毒品，并试图穿戴得跟放荡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