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所以，当维维安再次同菲尔比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就说他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过他认为维维安最好是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维维安是怎样同首席参谋官见面的。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进展得似乎很顺利。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同菲尔比平时接触并不多的首席参谋官竟然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见他。
菲尔比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见首席参谋官。首席参谋官很热情地接待了菲尔比。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秘密情报局的现状和它的未来、谈了应该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应该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反正谈话的内容很广泛，菲尔比也是畅所欲言。他知道首席参谋官在考察自己，于是他就尽可能地作出一种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不过在这次谈话中，自始至终，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这次谈话，让菲尔比有一种预感，那就是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他觉得应该再找一些突破口进一步扩大这种战果。
正好在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偏偏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差点让英国秘密情报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维维安在召见菲尔比的时候，几乎是以颤抖的声音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且让他看了由考吉尔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的一封两页长的信。那封信措辞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利益而牺牲英国情报局的做法。
当然，从菲尔比的观点来看，考吉尔在信中说的大多数是事实，但是这种“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被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所以维维安就把菲尔比叫来了，要把这份差事交给菲尔比去办。
菲尔比知道这又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就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那位外交部的官员看了之后，没有做任何修改，就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
第二天，维维安几乎是以一种兴奋的口吻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这时菲尔比知道大局已定，那个维维安是下定了决心要整垮那个傲慢的考吉尔。
就在这时，另一件事让考吉尔雪上加霜。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从中推波助澜，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首先作了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识时务地寸步不让。于是这件事让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几天后，维维安召见了菲尔比，并让他看了自己写给局长的报告。从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时任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是孟席斯。对菲尔比来说，访问局长办公室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那两位秘书小姐今天对他却是特别的和蔼可亲。“绿灯”一亮，菲尔比就走进了孟席斯的办公室。当听到孟席斯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孟席斯等他坐下后，竟然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菲尔比假装看了看这份已经看过了的报告，然后恭恭敬敬地还给了局长。这时，孟席斯告诉菲尔比，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菲尔比接替居里，并问菲尔比还有什么想法。于是菲尔比就装作一本正经地说：“局长先生，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那些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融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
菲尔比还未说完，孟席斯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并且露出了明显的赞赏的神情。孟席斯马上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此时菲尔比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他知道应该是知趣地告辞的时候了，于是就站起来对孟席斯说：“感谢局长的信任。还要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见我。我想应该告辞了。”
孟席斯也站了起来，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并且把他送到了门口。
几天以后，军情五处处长给了孟席斯极为友好的答复，菲尔比大功告成，几天以后，他就走马上任，接替了第九科科长居里的位置，开始全面主持第九科的工作了。
第四十七章 莫斯科已经把伏尔科夫解决掉了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上任后，菲尔比向局长孟席斯建议，必须由自己起草一份工作章程，由局长来签发。菲尔比起草的章程明确提出，授权新任科长菲尔比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还规定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几天以后，这份别有用心的工作章程就以正式公文的形式，由局长孟席斯签发后颁发到各个处室，从而为菲尔比公开地搜集情报亮起了一路绿灯。至此，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经自行辞职离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像考吉尔那样的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
在菲尔比的指导和建议下，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为第九科，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九科的领导人。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一步地接近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核心了。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如果没有作为或者成就太少，那么对他的潜伏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当时经常会有苏联情报机关的人员叛逃过来，而这些人正是由菲尔比亲自审核，这就可以让菲尔比利用这些叛逃人员来做文章。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伏尔科夫事件”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1945年8月的一天早晨，菲尔比像平时一样上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还没有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沓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提到有一位名叫康斯坦丁·伏尔科夫的人曾向英国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这个伏尔科夫当时是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实际上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伏尔科夫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还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那些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的一个星期内，只有一些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菲尔比也是“重要人物”之一。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大吃一惊。为了使思维能冷静下来，菲尔比当时故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本来想对局长孟席斯说，要当心这是伏尔科夫在挑拨离间，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那种提法此时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处，在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及自己。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地正视现实。
于是在沉默了几分钟后，菲尔比对局长孟席斯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根据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孟席斯同意了他的意见。他要求菲尔比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由菲尔比自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是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允许任何人打搅他。他很想独自待一会儿。
当时让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到这时为止，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伏尔科夫用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一点使菲尔比信心倍增。
一系列问题需要菲尔比立即作出决定。那就是一旦外交部作出决定，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菲尔比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甚至每小时的行动。事态一旦控制不住，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菲尔比越想越觉得自己完全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安排下一步的行动。这个行动本身其实很简单——只是去见见那个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英国人为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准备的一个秘密去处，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
第二天早上一到办公室，菲尔比就向局长孟席斯报告说，他们的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可能是很重要。在谈到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时，菲尔比故意有些犹豫不决地说：“应该把案情向某个人详细交代清楚，派他到现场去处理这个案子，而不是像这样用邮袋联系。”
“我自己也正是这样想的。”局长孟席斯回答说。
菲尔比一听，马上产生了希望，认为局长会派自己到伊斯坦布尔去接管这个案子。但是，孟席斯的一番话，很快就让他的希望破灭了。
孟席斯说，昨天晚上在俱乐部里，他碰到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保安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罗伯茨说他回国的假期就要满了。局长对这个人的印象很好，他打算要求军情五处直接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布尔去负责伏尔科夫的案子。
对局长的这项提议，菲尔比无法反对。虽然他对罗伯茨的能力评价并不高，但他有一切名义上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据他所知，罗伯茨是一个有资历的军官，他的准将制服无疑会使伏尔科夫敬畏；罗伯茨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并同土耳其的秘密机构合作过；尤其是罗伯茨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这又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
在失望之余，菲尔比还同局长全面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其他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还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问题。当他告别时，局长孟席斯要他当天下午等着他，因为上午他还要去找局里外交部的那位官员和罗伯茨将军，听听他们的意见。
在午休期间，菲尔比一直在为昨晚局长同罗伯茨相遇的事而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现在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下午一回到办公室，就听说孟席斯正等着召见他。孟席斯一副一筹莫展的样子，一见面就说，虽然罗伯茨无疑像别人一样勇敢，但他似乎有克服不了的毛病，就是怕坐飞机，他已经安排好下周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甚至连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于是，菲尔比与局长孟席斯的谈话又回到了原点，只好又接着昨天上午谈过的情况谈起。
菲尔比直截了当地对孟席斯说：“鉴于准将的困难，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因为我要向我的副手交代重要的工作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把必要的出入境手续办妥就可以动身。”
局长孟席斯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他们一起到外交部要了一封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的介绍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帮助完成任务。
从等待伊斯坦布尔签发证件到登上经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共拖延了整整3天时间，在此期间，菲尔比除了准备一些备用密码外，更多的精力是用来考虑他未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
外交部已答应由英国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佩奇帮助菲尔比同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将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作陪同和翻译。这位使馆秘书曾在莫斯科工作过多年，俄语水平是绝对没问题的。对菲尔比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使馆秘书在场，如果伏尔科夫真的滔滔不绝地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时，使馆秘书将会大吃一惊。菲尔比要做的事是设法使使馆秘书不要泄露谈话内容。但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
菲尔比决定首先要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让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力同伏尔科夫详谈他的情报；如果在伏尔科夫安全到达英国领土之前过早地揭发那肯定是危险的，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办法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再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的会透露出什么惊人的情报来，菲尔比就暗示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细，并警告秘书如果在还没能对情报真实性作出评价之前，就把它散布出去是极为不幸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由于遇上了雷暴雨，飞机不能正常飞行，菲尔比第三天才到达伊斯坦布尔；又由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互相拆台，又过了三天，菲尔比才开始讨论伏尔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驻伊斯坦布尔情报站负责人麦克雷详细地讨论了进行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交换了偷偷带走伏尔科夫的好几个方案，但最后还是没有确定下来。看来很清楚，在同伏尔科夫谈话之前，很难决定哪个方案最好，主要还得看他自己的情况和具体条件。菲尔比决定，第一步就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
显然，他们最理想的联系媒介是总领事馆的佩奇，因为伏尔科夫最先是由他联系的。于是第二天一清早，麦克雷就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由菲尔比详细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说明，希望他当天下午某个时候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替菲尔比约见伏尔科夫。菲尔比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他还要留些时间给使馆秘书作一番“说明”。接着，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但最后选定的是一个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办公室。因为佩奇同伏尔科夫有日常的领事事务来往。
但是，当佩奇拿起话筒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说是要找伏尔科夫时，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