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佩奇拿起话筒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说是要找伏尔科夫时，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
菲尔比虽搞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些什么，但他从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佩奇挂断电话，向菲尔比摇了摇头。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但他哪里是伏尔科夫呀！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已经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接线员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他还在呢！”
他们面面相觑，三人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菲尔比开了口：“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最好明天我们再试着碰一下运气。”
菲尔比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重大事情。
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他先是听到电话机里一个妇女微弱的声音，随即便是一声很尖锐的咔哒声，佩奇呆呆地望着手里没有声响的话筒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伏尔科夫。”
“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线女郎说，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和“砰”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佩奇仍不甘心，决心非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他亲自去找苏联人。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英国领事馆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
“真糟糕，”他向菲尔比汇报说，“在那个疯人院里我什么也没打听到。居然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
听到这个情况，只有菲尔比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菲尔比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莫斯科已经把伏尔科夫解决掉了。
原来，菲尔比得知事情的第一时间就与他苏联方面的联系人克罗托夫会面了，当天克罗托夫就致电莫斯科报告了这件事情。五天后，伏尔科夫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之后伏尔科夫就消失了。
让菲尔比担心了好几个星期的“伏尔科夫事件”，就这样彻底了结了。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孟席斯的报告，把这次任务的失败归咎于那“该死的邮袋联系”。孟席斯并没有说什么，此时他彻底信任了这个为克格勃服务的第九科科长。从此，菲尔比就成了秘密情报局长孟席斯最得宠的心腹之一。
第四十八章 “金，鸟儿飞掉了”
一年后，由于孟席斯的提名，菲尔比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前往伊斯坦布尔，其实是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情报站站长。在伊斯坦布尔待了两年之后，他又接到了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在美国的最高负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
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了解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使他深感不安。这是由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事件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两次泄密。
1949年，菲尔比被英国政府派往华盛顿，任秘密情报局驻美代表，成为英美情报交流系统的首脑人物。这个职位有大使和情报官的双重职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作，这说明菲尔比已经受到了特别的信任，成了秘密情报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菲尔比到美国后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往来密切，工作很有起色，甚至连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等人都曾给予他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大批情报被菲尔比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
随着美英情报机构在苏联屡屡遭受重大损失，英国人终于开始怀疑菲尔比的身份。
也就是在美国期间，菲尔比才知道，联邦调查局开始对泄密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泄密事件与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他发现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麦克莱恩同菲尔比是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现在他已经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麦克莱恩和菲尔比一样是克格勃潜伏在英国的剑桥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毫无疑问，泄密者就是他。
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
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两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菲尔比把伯吉斯作为可以信任的对象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则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作为回报。两人曾在秘密情报局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谁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调查，就会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菲尔比认为，伯吉斯来得很不是时候。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就后悔不该到美国来。他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外交官的工作。他的暴躁的脾气和愣头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遭到损失，结果让他介于辞职和半辞职的状态。总之，他急于想回伦敦去。
这倒给菲尔比一个很好的启示——他可以把伯吉斯回伦敦和营救麦克莱恩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伯吉斯来说，被强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怀疑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三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州接连三次超速开车，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没过几天，伯吉斯就被遗憾地告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伯吉斯和菲尔比心想事成了。于是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营救麦克莱恩的每个步骤。
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报全部情况，然后带着一张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麦克莱恩的办公室找他，并把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他。他们还就菲尔比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讨论。菲尔比说：“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你的活动时势必要怀疑我。看来此事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动地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来转移对我的怀疑。”
在这之前，菲尔比一直按兵不动，联邦调查局和军情五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到了自己出面的时候了。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佣人进行浪费时间的调查。他认为应该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着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维维安很快给予回信，他对菲尔比说，他们也一直是这样考虑的，但是档案里并没有任相关记载。
随后，菲尔比还找到了一个可以直接给伯吉斯去信的借口——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交通官员两次问他，伯吉斯放在停车场的那辆林肯牌汽车怎么办？于是菲尔比就用紧急的语气给伯吉斯写信，暗示伯吉斯：“如果不立即办就太晚了，不然他们将把你的汽车送到废物堆去。”
接着，军情五处在把克里维茨基的供词跟大使馆泄密问题的材料核对后，给菲尔比送来了一份大概有6个人的名单，并说调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名单上就有麦克莱恩，但由于他们对一个代号的迷惑和错误理解而把另一个人列为重点嫌疑，结果把麦克莱恩的名字放在最后。菲尔比希望伯吉斯的行动早点结束，麦克莱恩的危险越来越近了。
1951年5月25日，英国外交部授权军情五处下周审讯麦克莱恩。就是在当天，伯吉斯租了一辆轿车，前往麦克莱恩的家中。两人刚离开家，军情五处的人立刻跟了上来。麦克莱恩与伯吉斯来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并成功地甩掉了那些跟踪他们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通知菲尔比。
第二天清晨，军情五处驻美国代表佩特森给菲尔比打来电话，说刚接到伦敦打来的一份很长的特急电报，如果没有人帮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时间才能译出密码，因为他刚给秘书放了一周的假。他问菲尔比能否把秘书借给他。听到这情况，菲尔比心都快跳出来了。难道是麦克莱恩被捕了吗？伯吉斯出什么事了？菲尔比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后坐下来镇静了一下，他恨不得马上闯进佩特森的办公室，把事件弄明白。但他认为还应该是若无其事地按常规处理要好些。
菲尔比径直走进佩特森的办公室。佩特森脸色阴沉，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金，鸟儿飞掉了。”
菲尔比彻底放心了，但仍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什么鸟儿？是麦克莱恩吗？”
“是的，”佩特森回答说，“但是更糟糕的是……伯吉斯这家伙也跟他一块儿走了。”
这一下，菲尔比的震惊就绝不是装出来的了。他知道不仅是麦克莱恩，连伯吉斯也成功逃走了。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出走使菲尔比面临重大抉择。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头号怀疑的对象。在最初研究麦克莱恩的逃跑问题时，他的苏联同事就考虑到他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精心地为他策划了一个逃跑计划，很明显，伯吉斯的逃跑使情况变得更紧急了。
于是，菲尔比决定先拆掉房里所有的秘密设备，再了解联邦调查局的态度以后再作出决定。他的指导思想是：“除非我蒙混过关的机会十分有限，否则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估计一下蒙混过关的机会有多大。菲尔比认为，他现在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已经在英国情报部门里干了11年，其中7年担任高级职务，跟军情五处合作了8年，跟美国情报机关紧密配合了将近2年，断断续续的联系保持了8年，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他认为他对敌人的了解程度已到了足以预见他们一般将会采取的行动。他了解法律和惯例对他们工作的种种限制。另外，在伦敦肯定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清白无辜，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打算就此罢休。哈维向局长史密斯呈递了一份报告，指出菲尔比与伯吉斯交往甚密，并且知道菲尔比还办理过伏尔科夫的案件，因此他推断菲尔比也是一名苏联间谍。之后，中情局长史密斯就致信给英国秘密情报局，说他对菲尔比不信任。军情五处根据哈维的报告对菲尔比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远远比想象中严重。
1951年，英国外交部把菲尔比从美国召回伦敦秘密审问，最先审讯菲尔比的是军情五处的怀特，他要求菲尔比交代他与伯吉斯的关系，菲尔比很轻松就把这个问题推托过去了。在审讯进行到僵持阶段的时候，审讯菲尔比的人换成了国王的法律顾问密尔摩。密尔摩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审讯官，菲尔比早就知道他的厉害，于是就装出极力配合他的样子，但是并不给他一丝机会抓到有利的证据。经过一番较量，密尔摩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审讯他的是威廉·斯卡顿。这个人更是老奸巨猾，他曾经步步为营，节节进逼，骗取了为苏联服务的科学家间谍劳斯·福克斯的相关情报，并破获了原子间谍网。在审讯菲尔比的过程中，这位审讯官为他设了好几个圈套，但是聪明的菲尔比就是不上当。最后，菲尔比是苏联间谍的论断只得被暂时搁置起来，不过他以后不能再在秘密情报局干了。
挺过了审讯的菲尔比在离开秘密情报局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可是三年之后的1954年4月，一位苏联特工叛逃英国，供出了麦克莱恩与伯吉斯都在莫斯科，他们的叛逃是由当时在华盛顿的一位“第三人”策划的。消息一出，英国上下大吃一惊，菲尔比再次受到了秘密情报局的审讯。
不知为何，在审讯过程中，秘密情报局故意放过了菲尔比。而国会上下也因菲尔比一案闹得不可开交，外交大臣和艾登都为菲尔比开脱。外交大臣麦克米伦在下院声明，菲尔比在政府任命期间自觉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帮助过伯吉斯与麦克莱恩。
菲尔比的胜利，引起了大洋彼岸的不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此很是不解，但是他们也是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菲尔比确实是一位苏联间谍。
1956年9月，菲尔比被英国外交部开除以后来到黎巴嫩，以《经济学家》周刊和《观察报》特聘撰稿人的身份在贝鲁特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活动，只是外人都不知道罢了。
第四十九章 逃到莫斯科后获得“红旗勋章”
菲尔比就这样工作了5年，直到1962年，苏联间谍、波兰总参情报部副部长戈列涅斯基叛逃美国，再次供出了菲尔比为苏联间谍的秘密。消息从美国辗转到英国后，英国秘密情报局才最终确定了菲尔比的苏联间谍身份。可是当他们要实施逮捕计划时，菲尔比却在贝鲁特神秘地失踪了。
1963年7月，菲尔比出现在了莫斯科，苏联政府宣布批准菲尔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难的要求。他的叛逃轰动了整个世界，更让美英情报机构丢尽了面子。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有名的“剑桥间谍网”成员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逃亡苏联后，却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到了苏联后，他们无所事事，最后都沦落成了酒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克格勃不允许他们见面。最后伯吉斯把自己的藏书、衣物和2000英镑留给了自己的好友，就一命呜呼了。
1968年，菲尔比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我的秘密战争》，书中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对英美情报机构进行了挖苦与讽刺。此书曾畅销多国，风行一时，菲尔比一下子名声大振，拥有无数的崇拜者。据说还有一位叫罗伯特·汉森的人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走上了间谍之路。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
1977年是苏联革命胜利60周年，菲尔比意外地被邀请到克格勃总部发表演说。这是他逃到莫斯科14年后第一次公开发表演说。面对济济一堂的同行，菲尔比大声说：“今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我们不但要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我们还要庆祝苏联足协成立50周年……”结果礼堂里爆发出哄堂大笑。这番话听起来是菲尔比的一种幽默，其实是他趁机发泄内心的不满。因为下面他接着说，他到莫斯科这个伟大的城市已经14年了，今天才有幸第一次拜见诸位。从他的这些话里，不难听出他在苏联的遭遇是很不快乐的。
事实上，菲尔比当年在苏联的确是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克格勃不但不信任他，反而处处提防他，总认为他是“双重间谍”。所以不要说重用他，甚至连他的行动自由都要受到限制，即使是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旅行，也处处有人跟踪和监视。
1988年5月11日，76岁的菲尔比离开了人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在临死之前，他并没有要求将他的遗体运回英国安葬。在逝世前的两个月，他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希望能在某个合适的时间去英国访问，但是他绝不会留在英国。“我从20岁开始就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几十年来我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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