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找自己的朋友雷诺帮忙。雷诺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一直对英国政府心怀不满，当他听说布莱克的情况之后，愿意帮伯克这个忙。这时，布莱克也在积极为自己的越狱作准备。他初步谋划好了越狱的方法和路线，并且根据每一个看守的位置和距离，计算好了绳子从墙外抛过来的时间和他爬上墙头逃走需要的时间。他把这一切都计算得天衣无缝，只等伯克和他联系。
为了能同布莱克保持联系，伯克在监狱外边租了一间房子，这样同布莱克的联系就方便多了。但是周围的高楼大厦太多了，信号都被挡住了，布莱克一时也联系不到伯克就着急了，对着步话机拼命大喊，还是没有回应，倒是把狱卒引来了。不过那个粗心的狱卒却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正当布莱克快要绝望的时候，伯克再次与布莱克取得了联系。
10月18日，伯克再次与布莱克联系，两人详细商量了四天后的计划。因为伯克打听到了一个消息，10月22日晚上监狱放电影，大多数人都会去看电影，这真是个越狱的好机会。
10月22日晚上，电影还没有开始放映，伯克就在监狱外面等着。当他们刚要行动时，伯克发现刚好有一辆巡逻的警车开了过来，他立刻通知里面的布莱克停止了行动；紧接着又是一辆小卧车通过，伯克又叫布莱克停止行动。等到那辆该死的小卧车一开过去，伯克孤注一掷地抛出了绳索，布莱克接住绳索后爬上了墙头，然后跳了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伯克把布莱克抱起来就往车子里塞，开着车子一溜烟地跑了。
那天晚上，整个伦敦因为布莱克越狱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警察和宪兵，但是布莱克与伯克就藏匿在那间租来的小屋子里，安然无恙地商量着下一步出逃的计划。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布莱克决定去东德，并且让伯克用一个假名字去办护照。但是伯克试了几次，护照一直办不下来。正当布莱克焦虑不安的时候，伯克又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伯克说他有一个关系不一般的朋友叫迈克尔，是一家钢铁公司的老板。伯克向他说明了布莱克的身份后，迈克尔马上就答应护送布莱克出境。第二天，布莱克躲在迈克尔那辆坐卧两用汽车的床下，一路上由迈克尔夫妇应付着检查出了伦敦城，然后经过多佛尔渡口，到达了比利时，又经西德前往东德，一切都非常顺利。到了东德边防哨卡，布莱克才站出来向哨兵说明自己的身份，立刻受到驻东德的克格勃官员的热烈欢迎，并用飞机把他送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布莱克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苏联当局热情地接待了他，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红旗奖章。这是苏联给予一个外国间谍的最高荣誉，这让布莱克感到既兴奋又激动。
从此以后，布莱克就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莫斯科。他先是在莫斯科担任苏联情报部门的教员，负责为克格勃培训特工，后来在苏联的一家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上班，克格勃还授予了他上校军衔。几年以后，布莱克打破了沉默，撰写了两本回忆录，回忆自己的间谍生涯，向世界读者展示了其不平凡的一生，其中一本书的标题就是《我的间谍生涯》。
布莱克在英国人的眼里则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国者。他提供的情报让几十名英国特工暴露了身份，令英国情报机构损失惨重。后来美联社曾报道说，被布莱克“出卖”的英国间谍可能多达数百名。
布莱克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在自己的自传里有过解释。他说1950年他成为朝鲜军队的俘虏后，当时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决心放弃效忠英国，主动选择为苏联效力。布莱克说，当看见美军轰炸“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朝鲜小村庄”时，“没有人会为站在西方世界一边而感到太骄傲”，“我最后得出结论，对抗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一直到了晚年，布莱克依然相信自己当初作出的选择是正确的。有一次，布莱克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我本可以离开情报工作，本可以加入英国共产党，本可以在街角出售《工人日报》（前英共机关报）。许多人说，那可能是更光荣的事业。但我觉得，如果我抛开顾虑，我能够为这份事业做得更多，做出更大贡献。”
然而，布莱克的好朋友伯克的命运却远没有布莱克那样好。他后来也到了莫斯科，准备投靠布莱克，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布莱克既没有热情地接待他，也不愿意诚心地帮助他，好像把伯克当年对自己的帮助完全忘掉了。
伯克觉得布莱克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从此再也不对他报任何希望了。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凯文，离开了莫斯科到了爱尔兰，可是在那里他再次被捕。面对审判，伯克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地说，他之所以愿意帮助一个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不顾一切的人，是因为他同情布莱克。当时英国政府提出了引渡伯克的要求，但却被爱尔兰最高法院给拒绝了，只是判处了伯克缓刑。
1970年，伯克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乔治·布莱克的出逃》一书，大赚了一笔。但是，由于他的放纵与挥霍，不久后又身无分文。
布莱克在英国曾有过一个不错的家庭，并且有三个子女，逃亡苏联后又在莫斯科重新组建了家庭。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布莱克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时间。当时俄罗斯政府中一些人曾主张将他驱逐出境，但几个月后终于放弃这一想法。让布莱克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到了2007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还会为他85岁的生日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并再次为他颁发勋章。在那次盛大的庆祝会上，俄罗斯情报官员伊万诺夫再一次为布莱克唱赞歌，他说，布莱克至今依然忠于社会主义理想，相信社会公正。
布莱克晚年的生活非常平静。他经常说：“能活到现在这把年纪，身体健康，过着很有趣、很充实的幸福生活，我感到非常幸运。”
当年英国间谍菲尔比的出逃让英国秘密情报局颜面尽失，而布莱克又在秘密情报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彻底摧毁了英国情报系统的声誉。可以说，英国秘密情报局真是厄运连连啊！
☆‘（。：）~☆；
☆‘炫~☆；
☆‘书~☆；
☆‘网~☆；
☆‘小~☆；
☆‘说~☆；
☆‘下~☆；
☆‘载~☆；
☆‘网~☆；
第十五卷 追查“鼹鼠”，情报局进入多事之秋
第五十三章 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
20世纪50年代，英国情报机构进入了多事之秋。苏联派遣大批特工潜入英国，有的甚至打入了英国情报机构的要害部门。
1958年的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给英国同行透露了一条信息：有一个重要的苏联间谍打入了英国情报机构，另外还有一个苏联间谍在英国海军部门工作。那个打入英国海军部门的苏联间谍1952年曾在华沙工作过，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H”。
得到这个消息后，英国情报机构感到事态严重。英国安全局立刻着手调查，他们找来了一本海军情报局的花名册，从里面找到了许多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H”的人，然后，逐一进行甄别，最后将目标锁定了一个名叫哈里·霍顿的人。
安全局为什么认为哈里·霍顿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呢？因为霍顿的档案资料显示，1952年，他曾在英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过。在驻波兰大使馆任职期间，霍顿见波兰药品急缺，就利用自己外交官的身份走私青霉素，因此大发横财，在华沙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行为极不检点。波兰军事情报局察觉后，将其逮捕，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差一点酿成了一桩外交事端。
对于这样一名有损国家声誉的外交官，英国驻波兰大使馆当然不能容忍，只得将其打发回国。然而，当时英国驻波兰大使馆并不知道霍顿被波兰军事情报局抓获后，居然被波兰军事情报局收买，成了一名波兰间谍。后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声名狼藉的霍顿并没有马上离开波兰，而是混入了英国驻华沙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处，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回到了英国。霍顿的这些经历都与美国中情报局提供的信息相吻合。
然而，霍顿回国后，并没有经过必要的审查，又被安排在波特兰岛的英国海军基地水下武器中心工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波特兰岛北部的人造深水良港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事基地。二战结束以后，英国皇家海军和“北约”的部队一直在此屯兵训练，直到20世纪90年代。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居然一直在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真是不可思议。要不是美国中情局的提醒，哈里·霍顿的间谍身份还一直不为英国情报机构所怀疑。哈里·霍顿出身低微，根本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职位也不高，所以一直没有引起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由于出身和教育的原因，霍顿尽管是一名间谍，但却没有一个间谍的起码素质。他在波特兰英国海军基地工作期间，还是同当年在华沙做外交官时一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还同在基地工作的一个女孩子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开始喜新厌旧，嫌弃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家庭生活搞得一团糟。
霍顿的妻子为了报复，开始注意丈夫的言行举止，偷偷掌握了霍顿许多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有一天，霍顿的妻子就向他摊牌了，要他马上结束同那个女孩子的关系，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否则就要去基地告发他。但是，霍顿并不是一个害怕威胁的人，当时又正同自己的小情人打得火热，就根本不理睬妻子的那一套，依然我行我素，结束，他的妻子真的跑到波特兰海军基地安全官那里去告他了，说霍顿为了一个在基地工作的姑娘而抛弃了她，并且还经常带着那个情人到伦敦去和一个外国人见面。不料，基地的安全官员对于霍顿妻子的告发并不以为然，认为霍顿的妻子只是为了家庭纠纷来告状，很可能是诬告，没有对霍顿进行必要的调查和监视。
直到安全局来进行调查，他们才觉得霍顿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开始对霍顿的行动进行监视。经过一番调查，英国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发现，霍顿的确是经常带着他的女友到伦敦去玩，并且每一次到了伦敦，都要同一个叫“朗斯戴尔”的加拿大人见面。于是，那个叫朗斯戴尔的加拿大人也进入了安全局的视野。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安全局调查人员确认，那个叫“朗斯戴尔”的加拿大人真名叫莫洛迪，是克格勃驻波兰情报站站长。莫洛迪1922年出生于莫斯科，7岁时就到美国生活。而真正的朗斯戴尔则是出生于加拿大，1932年去了苏联。苏联人搞到朗斯戴尔的护照后，就来了一个“掉包计”，让莫洛迪顶替那个“朗斯戴尔”来到了英国，开始间谍活动。
莫洛迪来到英国后，用克格勃提供的资金，在伦敦办了一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用自动装置的连锁店，自己当起了老板，为间谍活动进行掩护。当时，莫洛迪在伦敦除了让哈里·霍顿为他提供情报以外，罗森伯格夫妇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罗森伯格夫妇其实也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克格勃间谍，他们的真实姓名是莫里斯·科恩和洛娜·科恩。当年都是美国“原子弹间谍案”的参与者。事发后，由当时在美国的克格勃驻北美情报站的站长阿贝尔上校及时把他们转移出来，给他们办了新西兰护照后又帮他们移居到了英国，在斯特兰德开了一家小书店作掩护。
到了英国后，科恩夫妇还加入了英国古书业工会和全国书业工会，成了这两家组织的正式会员。他们伪装得非常成功，与街坊邻居的关系十分融洽，在业界的声誉很好。尤其是莫里斯·科恩的妻子洛娜·科恩在当地竟然还获得了一个“天下第一好人”的美誉。她经常在自己的家中给当地的孩子们举办茶点会，免费给他们提供一些饼干、面包和儿童书籍，成了当地的慈善人物。而莫里斯·科恩本人的图书业务也开展得很不错，经常给外地的读者邮寄各种书籍。但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他正是通过这种邮寄方式，把那些图书重新装订，在里面夹带机密情报，从而把大量的情报寄到苏联克格勃总部。
1958年8月27日，莫洛迪来到大波特兰街米兰银行，寄存了一个手提箱和一只牛皮纸包。他刚离开，英国安全局局长罗杰·霍利斯就亲自带着人来到了米兰银行，同银行行长交涉之后，取出了莫洛迪刚刚寄存的那些箱子和纸包。他们打开箱子和纸包，发现了一架间谍用的“米诺克斯”牌的照相机，一台专门用于拍摄文件的“普拉克捷娜”牌的微型照相机和一本《英文打字教程》。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个“朗斯戴尔”是不需要专门学习打字的。英国安全局资深特工彼得·赖特凭经验觉得这本书一定有问题。让罗杰·霍利斯和彼得·赖特最感兴趣的，还是藏在木碗里的七只打火机。经过用随身携带的仪器检查，发现这些打火机底部都是空的。他们用胶皮吸杯和镊子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检查，原来是两套“一次一译”的微型密码本，其中的一套正在使用。这种密码每次使用一页，用完后就销毁，再也无据可查了。
英国安全局获得了这些东西之后，真是欣喜若狂。有了这些密码，他们就可以完整地监听莫洛迪他们的密码电报，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赖特等人把这些东西拍照和复制后重新装订好放回原处，并派人在米兰银行和莫洛迪的住处进行秘密监视，静静地等待他回来。
两个月以后，莫洛迪回来了，又住进了原来租住的公寓里。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同以前一样，照样做生意、约会女人。但是，安全局的调查人员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他们同伦敦当地的社区进行联系，化装成普通居民直接住到了莫洛迪的隔壁，并装上窃听器。经过两个多月的窃听，他们终于查明了莫洛迪的行踪。
安全局调查人员通过窃听，得知1961年1月7日又是莫洛迪和霍顿接头的日子，于是就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准备在他们接头的时候将他们一网打尽。
1961年1月6日的晚上，莫洛迪像往常一样，在一家经常光顾的夜总会玩了个痛快，直到深夜又带了一个姑娘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到凌晨才把她打发走了。这时莫洛迪打开电台，同克格勃总部进行联系。当然，他隔壁的那些“邻居”们这时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通过窃听得知，克格勃总部命令莫洛迪当天务必同霍顿接上头，取回那只重要的“手提包”。
1月7日的清晨尽管十分寒冷，但是霍顿还是与自己的女友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沿着滑铁卢大街一路往前走，就像一对忙着赶路的情人一样。霍顿的女友拎着一只手提包，还不时地朝后面看上一两眼。他们俩的一举一动，已经在安全局调查人员的掌控之中。这时安全局的调查人员已经会同伦敦警方，在他们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一会儿，莫洛迪就从后面跟上来了，来到了霍顿和他的女友身边。就在莫洛迪从霍顿的女友手中接过那只手提包的一刹那，伦敦警察局的侦探乔治·史密斯突然从一边冒了出来，堵在他们的面前，亮出了自己的警官证，然后对他们说：“我是伦敦警察局的，你们被捕了。”
紧接着，安全局的三名特工围了上来，将他们三人塞进了早就停在路边的汽车，把他们带到了警察局。
在警察局里，狡猾的莫洛迪百般抵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可是他的同伙�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