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军情五处的任务正在变得更加艰巨。日益增多的恐怖分子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忙碌。2007年11月5日，军情五处的负责人乔纳森·埃文斯说，英国的恐怖组织正在想方设法招募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参与恐怖活动，其中一些孩子年仅十四五岁。英国境内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可能多达4000人。在过去的一年里，英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增加了一倍以上。
埃文斯表示，“基地”组织正在策划从巴基斯坦、索马里、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向英国发动恐怖袭击。埃文斯还透露，他计划进一步增加军情五处的人手，到2011年把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增加到4000人。
军情五处目前大约有2000余名雇员，其中妇女约占二分之一，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大约为四分之一。军情五处的女情报人员大多有学位，与男同事一样献身于情报工作。她们比男士更谨慎，不容易暴露身份，更擅长于搜集和整理各类信息，素质较高。该局录用雇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英国的文官体系进行筛选，其次是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匿名“广告”吸收新人。
据估计，军情五处每年的经费大约在3亿英镑左右，其中44％用来打击国内恐怖活动，26％用来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反间谍和防扩散活动占25％，反颠覆活动占5％。
1992年，英国内阁将对付最为棘手的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的任务交给了军情五处，让其提供爱尔兰共和军进行恐怖活动的情报。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军情五处面临三大目标：集中力量打击北爱尔兰的恐怖活动，防范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协助侦破恶性的有组织犯罪。英国政府也加强了对军情五处的支持力度，为其增加了大量的经费，并批准其招募新人，扩充实力。军情五处在英国情报机关中的地位大为提高。
第七章 情五处的局长们
英国情报机构的所有人事任命一向被视为最高机密，从来不对外透露。在1993年以前，军情五处总负责人全部由英国首相秘密任命，他们的身份也从不公之于众。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军情五处的掌门人也第一次公开了他们的身份。
现将这15位掌门人的姓名及有关资料介绍如下：
第一任局长：弗农·凯尔少将。任职时间：1909年940年。1909年，当时还是上校的弗农·凯尔与他人一起创建了秘密情报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成功地捣毁德国设在英国的间谍网，为避免重要情报外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任局长：A·W·A哈尔克。任职时间：1940年941年。他一直是凯尔的得力助手，长期是该机构“B活动区”的负责人，属于过渡性人物。
第三任局长：戴维·皮特理爵士。任职时间：1941年946年。他任职时是安全局历史上最为繁忙的一段时期，进行了许多成功针对纳粹德国的情报活动。
第四任局长：珀西·西利托爵士。任职时间：1946年953年。他任职期间主要是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间谍组织，粉碎在英国进行的外国势力的颠覆，其中包括揭发剑桥间谍帮。1955年他出版了自传，成为出版自传的首位安全局局长。
第五任局长：迪克·怀特爵士。任职时间：1953年956年。1953年他开始担任安全局局长职务，1956年调至秘密情报局担任局长职务。他是唯一接连担任这两个情报机构局长职务的人。
第六任局长：罗杰·霍利斯爵士。任职时间：1956年965年。他曾被指控为苏联的秘密间谍，后来发现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第七任局长：马丁·弗尼瓦尔·琼斯爵士。任职时间：1965年972年。
第八任局长：米歇尔·翰利爵士。任职时间：1972年978年。
第九任局长：霍华德·史密斯爵士。任职时间：1978年981年。
第十任局长：约翰·琼斯爵士。任职时间：1981年985年。
第十一任局长：安东尼·杜夫爵士。任职时间：1985年987年。
第十二任局长：帕特里克·沃克爵士。任职时间：1987年992年。
第十三任局长：斯特拉·雷明顿夫人。任职时间：1992年996年。她是英国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也是该机构第一位被公开身份的总负责人。
第十四任局长：史蒂芬·兰德爵士。任职时间：1996年—2002年。
第十五任局长：伊莱扎·曼宁厄姆…布勒夫人。任职时间：2002年至今。布勒是前检察总长、大法官雷金纳德·曼宁厄姆·布勒爵士的女儿，毕业于牛津大学，她意志坚定，而且相当固执。
第三卷 文洛悲剧。英国特工败走麦城
第八章 名“反纳粹主义者”找上门来了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出兵进犯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全面爆发。斯图尔特·孟席斯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出任英国军情六局局长，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孟席斯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毕业后任皇家近卫军步兵团和近卫军骑兵团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上尉军衔。他从1915年12月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19年起供职于英国军情六处。1939年出任该处负责人，是军情六处的第三任负责人。上任后，他把军情六处的主要工作重点放到了荷兰。在荷兰还没有被德军占领之前，英国政府就在荷兰首都海牙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实际上是军情六处驻荷兰的一个情报站。
英国驻荷兰办事处设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市区一条僻静的大街上。负责人是亨利·史蒂文斯少校。其真实身份是英国军情六处驻海牙情报站的站长。他正指挥着一个庞大的英国间谍网，准备渗透到德国内部开展间谍活动。
史蒂文斯少校有一名得力的助手叫佩恩·贝斯特，是一名上尉军官，他在荷兰已经居住多年了，长期从事间谍工作。当时，贝斯特在阿姆斯特丹市开办了一家大陆贸易进出口公司，为他的间谍活动作掩护。公司位于阿姆斯特丹市的涅维·尤伊特莱格大街15号，这里成了英国军情六处特工们活动的前沿阵地。
德国情报机关此时也在荷兰从事间谍活动，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情报站很快引起了德军保卫部和德国党卫队保密局特工们的注意。战争开始后不久，德国人决定对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进行一次试探，摸摸他们的底细。
1939年9月初的一天，贝斯特在公司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来信，信上说一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反纳粹主义者要与史蒂文斯少校和贝斯特上尉见面，有重要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贝斯特收到这封信之后，立即向史蒂文斯少校进行了汇报。史蒂文斯少校看了这封信之后，觉得事情虽然有些突然，但却是个机会，于是就决定不管对方是谁，先同他见上一面，以探听虚实。
一向谨慎的史蒂文斯少校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情报站已经成了德国人侦破的对象，他和他的同事贝斯特落入了德国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陷阱。那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反纳粹主义者”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而是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的一名反间谍人员，代号为“F479”，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英军在荷兰的情报网。
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夜，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按照信中事先的约定，穿着黑色的长风衣，开着公司的小货车，来到阿姆斯特丹市区一家偏僻的小酒馆里，同这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人见了面。见面之后，费希尔自我介绍说，他是德军内部一个反希特勒地下组织——“黑色乐队”的代表，此行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英国人对这个“黑色乐队”是否有兴趣，愿不愿意会见一下这个地下组织的其他一些重要成员？费希尔当时还承诺，如果英国人对“黑色乐队”的行动感兴趣，他可以帮助英国人同德国境内的其他一些反纳粹组织联系，结成一个反战同盟，共同从事反对希特勒纳粹政府的事业。
英国情报机关早就听说在德军内部有一个名叫“黑色乐队”的秘密反纳粹组织，其成员包括一些老资格的德国将军和军官，他们的领导人是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贝克将军。这些人深信，这场由希特勒亲手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军事冒险，将会给德国带来一场灾难，所以一直在密谋推翻现行的希特勒纳粹政权。史蒂文斯少校也知道，英国政府一直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他对这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希望通过这个费希尔与“黑色乐队”取得联系，获取德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但是，作为一名身负重任的职业特工，史蒂文斯少校对这名自动找上门来的德国人还是将信将疑，表现出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因为他的上级、局长孟席斯爵士曾一再告诫过他，对纳粹德国情报部门的反间谍能力不可低估，避免落入圈套。当时孟席斯本人对“黑色乐队”的态度是谨防中计，但又不拒绝与之接触。所以，那次会见的场面还是很令人尴尬，因为双方都各自心怀鬼胎，算计对方。表面上他们在轻松地喝着那种荷兰女人们喜欢喝的松子酒，品味着酒杯中那淡淡的松子的香味，但是他们却是在小心翼翼地谈着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题，仔细捕捉每个词汇所传递的信息。经过一番小心地试探之后，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认为眼前的这个“黑色乐队”的代表不会有什么危险，就表示同意会见费希尔所谈到的“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费希尔这时才告诉他们，那位“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叫斯切梅尔，是德国陆军运输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官。
费希尔所说的“斯切梅尔上尉”并不是什么“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而是德军一个重要的情报官。“斯切梅尔上尉”真实的名字叫沃尔特·施伦堡，是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情报处的国外情报科科长，还任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之职。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期间，他又担任了保安警察与陆军总部的联络官。1939年10月，施伦堡被海德里希调入中央保安局四处E科（该科负责反间谍工作）担任副科长，后晋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专门负责侦破地下抵抗组织。就在这时，他听说英国的秘密情报局愿意与德国军队内部的反希特勒组织联系，立即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开始加入了这次行动。
这次行动计划是由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一手策划并亲自指挥，直接向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汇报，最后上报希特勒本人批准实施的。他们想通过这次行动了解英国与德军内部反纳粹组织的联系情况，从而将这个组织一网打尽，破坏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整个情报网。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沃尔特·施伦堡事先进行了充分准备，他特意搬到位于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居住了一段时间，观察真正的斯切梅尔上尉的一举一动，掌握了他的生活习惯，并搜集了有关他的全部背景资料，直到认为万无一失。
这次会见费希尔首战告捷，他已经初步取得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信任。几天以后，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又应邀同费希尔见面了。由于有了上一次会见的铺垫，这一次见面就不显得那么拘谨了。三个人见面之后，不但态度热诚，而且还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计划。从此他们三个人就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就像真正的反纳粹盟友一样。
10月30日，费希尔通知史蒂文斯说，斯切梅尔上尉即将到达荷兰边境的文洛镇，马上就可以同他们见面了。警惕性极高的史蒂文斯少校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斯切梅尔上尉”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就请自己的好朋友——时任荷兰情报局局长的范·代·普拉斯谢上校出面，在荷兰边境扣留这个“斯切梅尔上尉”，然后进行审查，以确认其真实身份。于是，普拉斯谢上校就派了手下精明的德克·克劳普中尉协助贝斯特来完成这一任务。
按照费希尔所提供的时间和车次，克劳普中尉和贝斯特在火车上找到了那个即将进入荷兰境内的德国运输部队的“斯切梅尔上尉”，把他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讯问，并且仔细检查了他所有的证件，但是并没有发现和他的姓名、身份不相符的地方，在他的行李中也没有发现值得怀疑的东西，于是克劳普中尉和贝斯特就相信了这个“斯切梅尔上尉”，遵照临行前史蒂文斯的指示，由贝斯特亲自开着一辆蓝色的别克轿车，把“斯切梅尔上尉”送到了约定的见面地点——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涅维·尤伊特莱格大街15号，史蒂文斯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在大陆贸易公司的一间密室里，史蒂文斯和这个冒名为“斯切梅尔上尉”的沃尔特·施伦堡进行了长达一天的会谈，最后还搞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设法推翻纳粹政权，立即与西方媾和，恢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独立等等。为了进一步取得英国人的信任，施伦堡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请求，事成之后，希望英国政府对德国的新政权要采取“平等”态度。
沃尔特·施伦堡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家伙，见面没说上几句话，就获得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信任。他向史蒂文斯少校透露说，当时一些德国陆军军官正在密谋一项推翻希特勒政权并同盟国一起恢复和平的计划，并且透露了许多重要的细节，诸如“黑色乐队”的组织机构，一些组织成员和负责人的名单。“斯切梅尔上尉”的这番话，很快就让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放弃了必要的警惕，因为这对英国情报机关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情报。当天晚上，那个冒充“斯切梅尔上尉”的施伦堡居然还在阿姆斯特丹住下来了，同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共进晚餐。好客的史蒂文斯用牡蛎盛情款待了这位尊贵的盟友。史蒂文斯还像老朋友一样，同施伦堡谈起了音乐、绘画艺术还有诗歌。因为“斯切梅尔上尉”是来自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市，而杜塞尔多夫市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抒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出生地，于是他们又找到了许多关于这位诗人的话题。在两军对垒、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能找到一个人聊一聊这种浪漫而又高雅的话题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两个人就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聊得十分开心。
第二天，为了进一步欺骗英国人，施伦堡给史蒂文斯介绍了一位新来的客人——陆军医生“豪斯曼上尉”。其实这个人是施伦堡的一个好朋友和同伙，真实的身份是柏林大学和沙里特医院的心理学教授，名叫马克斯·德·克利尼斯。施伦堡却介绍说他是“黑色乐队”的领袖人物贝克将军的得力助手。
看上去风度翩翩、富有涵养的克利尼斯作为将军的副官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史蒂文斯就像信任施伦堡一样，很快就相信了这个克利尼斯。克利尼斯进一步透露说，他的上级，也就是“黑色乐队”的一名“将军”在近日内即将飞往伦敦，与英国方面的政府要员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如果会谈成功，“黑色乐队”就要开展新的行动了。信以为真的史蒂文斯给了施伦堡一部衣箱式无线电台和一本密码，让他们使用“ON—4”呼号，与英国军情局直接进行联系。
10月31日下午，贝斯特又开着他那辆蓝色的别克牌轿车，把这两名德国人送到了荷兰边界。在文洛小镇下车之后，施伦堡和他的同伙克利尼斯在荷兰边境接受了哨兵的检查之后，匆匆地越过边境，消失在迷蒙的雨雾之中。
德国人的阴谋诡计终于骗取了谨慎的英国人的信任。会谈一结束，史蒂文斯就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孟席斯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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