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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齐鲁经商的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从事“坐列贩卖”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有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比如：《史记·货殖列传》等史籍中记载的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国人刁间；经营铁业、贩运业而“富至巨万”的曹邴氏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放任私营工商业发展，很容易使富商大贾大量分割国家与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还将严重损害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此外，经营商业能获得较好收益的诱惑还会使农民弃农经商，从而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当时的扩张战争。可以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而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却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使齐国逐渐衰退。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与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然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和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产生了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等。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得古代齐鲁商业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节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
齐鲁文化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地域文化，究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难用寥寥数语说清楚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机缘巧合，齐鲁文化在中国历史的进展中逐渐成为中坚和主体，给中国文化打上了深深的齐鲁烙印……
一、齐鲁文化与汉代经学
关于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的关系，班固认为：汉代繁盛一时的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确实与阴阳五行学说相融合了，且这种融合后的学说还为后来的儒者所效法。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7）
所谓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其实质是齐、鲁文化一体化的产物。在先秦，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文化系统。后来，随着战国时期齐鲁地区政治统一进程的发展，齐、鲁两大文化系统逐渐融为一体，在学术上的主要表现就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的融合。
从学术角度来说，战国时期的邹衍是汉代经学的先祖，因为他曾经将“阴阳说”与“五行说”融为一体，并以“阴阳消息”论宇宙的变化原因，以“五德终始”为宇宙的变化模式，目的就在于论证“天象”与“人事”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汉代经学的创立者董仲舒就在这个基础上，以阴阳五行说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填充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主张，从而完成了汉代经学的理论奠基和改造工作。
所以，汉代经学的发展壮大与齐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齐鲁文化，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代经学。
二、从经学到理学
汉代经学注重制度名物的训诂考证，宋代经学则注重经书的义理研求，也就是所谓的“经义”，所以宋代的经学还被称为理学。
朱熹塑像
有学者曾经指出：理学的兴起主要是为了重振士人的“道统”，也就是认为自家哲学接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主要代表人物是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他们最为重视的儒家经典是《周易》和《四书》。
理学家从建立儒家心性哲学着眼，注重理、心、性、气等心性论范畴的阐释。他们讲“体认天理”、“发明本心”、“致良知”，本意都在指示意义的源头，以便实现一种内在的超越。
对理学的发展与完善，贡献最大的当属南宋时期的朱熹。他对儒学的突出贡献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总结和综合，使儒学真正完成了从经学到理学的转变，其理学的思想体系才得以真正建立起来。
朱熹（1130—1200年），字符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又号云谷老人，别称紫阳，微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代儒学大师，其思想学说对南宋至清代7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朱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体，是产生物质世界的基础。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可以说，这是朱熹学说的核心命题。据说朱熹非常推崇尧舜禹时代，认为尧舜禹是实行“天理”的，为王道政治，而汉唐以后的帝王则行人欲，是霸道政治。
纵观朱熹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对经学、教育学、史学、文学、乐律和自然科学等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训诂、考证、整理文献资料、注释古籍等方面更是取得了很大成就。他的注释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对儒家经典古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普及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他的《四书集注》和朱子学的经学注释在元代成为钦定的教科书与科考的标准。明初所修的《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都是以朱熹的著作为主要内容的。事实上，他的《四书集注》从元到明清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读科目。
为了推广自己的理学，朱熹还创办书院、制定学规、编撰教材，并以年龄、心智和理解力为标准，设办小学和大学。所谓小学，就是打基础阶段；所谓大学，就是学习治国之道的阶段。在具体的教育方法上，朱熹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重视对实际生活的体验，从而将书本知识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8）
但是，任何思想学说一旦与权力靠近并被统治者利用，就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孔子及其学说就遭受了如此命运，朱熹及其学说自然也不例外。元代至清，朱熹的学说作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存在了700多年，不但逐渐僵化并失去了生命力，还排斥其他学说，甚至出现过“以理杀人”的灾难。这不得不说是理学发展的一个悲哀。
三、齐鲁文化精神的近代转变
近代中国备受列强侵辱。1860年，法国人的炮车碾过烟台的大街；1895年，日本人在威海接受北洋水师的投降约文；1897年，德国人的铁甲战船驶进胶州湾……中国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逐渐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并渐渐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随着社会形态全面而急剧的转型，齐鲁文化的精神传统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作为齐鲁文化的故乡，一幕幕耻辱的历史图景使以圣人之乡优越心理自居的山东人受到了极大挑战，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挫折感。齐鲁儒学由此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境遇。
首先，儒学作为曾经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已经难以与变化之后的现实生活相对应。
其次，山东人的思想观念很难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无法接受殖*义的文化统治。
于是，200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信仰危机与捍卫圣贤思想的本能冲动，同时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里，由此形成了旧中有新、新中含旧的思想格局。于是，傅斯年等新一代山东知识分子在没有放弃国学的情况下接受西学，甚至参与了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过程。由此可知，他们作为新思潮的弄潮儿，已经成为以西学治国学的积极实践者，他们的种种努力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在努力寻找传统思想与外来学说的结合点。
“五四”运动时曾提出过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其目的是彻底取消儒学的影响，逐渐弱化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却再一次凸显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
当然，在山东的老百姓中间，儒家思想并没有突然中断，而是以风俗的形式和在宗法秩序中得以传承。无论是自觉的遵循，还是无意识的循规蹈矩，都显示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巨大支配力量。
但是，外来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压迫又是无法改变的生存现实，作为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百姓，他们只能接受新的社会思想秩序和流行规范，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变。于是，以往较为烦琐的礼教秩序得以简化，以往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也逐渐演变为内在精神支撑的民间道德规范。
不仅如此，山东人还与其他地域人一样，以博大的胸怀认同了京、沪文化所代表的中国新文化观念，并逐渐渗透到山东人的日常生活中去。
四、齐鲁文化精神与当代社会
齐鲁文化一直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与主体作用，这是因为其具有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精神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积淀与发扬，对中国社会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掘与继承齐鲁文化的优秀资源，对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上述精神的导引和影响下，齐鲁历史出现了很多有迹可考的杰出人物，如周公旦、姜太公、管仲、孔子、晏子、孙武等。他们都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与历史发展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缔造者。周公旦“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在周王朝的建立与政权稳固中立过汗马功劳，堪称中华民族勤勉自强、奋发进取的象征；孔子的思想、学问、精神、品格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与心理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并成为中华民族首屈一指的形象代表。这些在历史长河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们，激励着历代的仁人志士建功立业、奉献祖国。
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和精神食粮历代传承，随着岁月的变迁日益沉淀，并一步步地影响到当代社会。我们知道，齐鲁文化特别重视修身养性，重视培育健全的心灵，重视人与各种事物之间的协调关系，这些都是塑造健全人格、提升精神境界的有益食粮。如今，世界上的人们已经普遍陷入了精神危机，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在中国，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文化的汹涌而入，也使得传统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击，原有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道德滑坡、理想失落、价值混乱，这些都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和人生问题。
因此，在齐鲁文化的感召下，这个时代的人们将修养心性、培育健全的心灵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和境界，期望成为有道德和修养的、高尚的人，即做有理想、有志向、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这一切正是齐鲁文化给我们的真正启示，也是齐鲁文化与当代社会紧密联系的有力表现。
总而言之，要培育新的民族精神，就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齐鲁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曾遭到过严厉的批判与否定，但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堪称我们进行民族精神转换与更新的前提和基础，与我们的时代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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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齐鲁文化遗迹（1）
齐鲁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文化遗存特别多，无论是齐国故城、鲁国故城、东平陵故城、即墨故城，还是城子崖遗址、齐长城遗址、洛庄汉墓、沂南画像石墓，都默默无言地昭示着曾经灿烂、辉煌的齐鲁文化，让今人得以一窥古代齐鲁人民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第一节齐国故城
齐国故城是中国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遗址，又叫临淄故城，位于今淄博市临淄区辛店镇北75公里处。它东傍淄河，西依古系水，北靠平原，南对牛山、稷山，总面积达20余平方公里。
西周初年，周王朝大封宗族勋戚，姜太公（姜尚）受封于今山东北部地区，建立齐国，都城是临淄。
作为齐国的都城，临淄存在了长达630余年（公元前 859～公元前 221年），曾经是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最繁华的都市。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曾写道：“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 西汉大臣主父偃曾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居于长安齐国故城排水道
，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由此可知，当时临淄城的经济十分发达。
齐国故城共有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廓城；小城衔筑在大城的西南方，是国君居住的宫城。根据城墙残垣来看，当时的城墙都是用泥土分层夯筑而成的，有些地方高达五米，均依地形而筑，很少有直线形。大城墙基宽约20米，小城墙基宽约30米，两城周长约21公里。
据《齐记》记载：“齐城有十三门。”有雍门、申门、扬门、稷门、鹿门、章华门、东闾门、广门等。但是，史书中没有标明确切的方位。考古发掘已经探明了十一座城门遗址，其中小城五座，大城六座。门道宽约82米，最宽者约有205米。城内的道路纵横交错，均与城门相通。目前已知的主要交通干道有十条，其中小城内三条，路宽6～8米，最宽者为17米；大城内七条，路宽在10～20米之间。城内已发现三大排水系统、四处排水道口，废水和积水均可通过排水沟穿过城墙下的排水道口流入城外的护城河。此外，还有六处冶铁遗址、两处炼铜遗址、两处铸钱遗址、四处制骨作坊遗址，以及桓公台、韩信岭、孔子闻韶处、晏婴墓等遗迹。
据民国九年出版的《临淄县志》记载：临淄故城始筑于公元前859年，春秋、战国、西汉时进行过多次修补，宋代时城垣基本保存完好。宋文学家李格非在目睹故城现状后，曾经留下这样的诗句：“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
遗址内有著名的五号墓，它是西周到春秋时期齐国贵族的墓地，位于河崖头村西，南北长约263米，东西宽约2335米，墓残深约36米。器物库位于椁室后，东西长约82米，南北宽约38米，残深约06米。1972年，在对此墓进行挖掘清理时发现随葬品被盗，器物库只残存着铜锈、漆片和遍布库底的朱砂。此外，在距椁底约三米处的填土中还发现了30具狗骨、两具猪骨、六具家禽骨。
1964年，临淄文物工作队在河崖头五号墓周围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殉马坑。殉马坑位于五号墓的东、西、北三面，成曲尺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