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里笼统说‘敌人集结数千余人’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脑壳！所以我要他们重新查明情况。”
山西有种圆毡帽，正反面不分，前后也不分。
刘伯承把那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报告，比喻‘山西毡帽’。
他说：“你们看山西毡帽，怎么戴都可以。
有的报告跟它差不多，说‘激战一昼夜，双方无伤亡’，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激战’而又‘无伤亡’，叫人无法捉摸。”
为什么刘伯承对情报如此看重呢？这是有历史教训的。
刘伯承当年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中就有一条：“估量敌人，自然要靠谍报。
估量自己，就要靠仔细的认识，切实的工作。
此次估量敌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谍报的罪过。
估量自己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
由此也可以看到，刘伯承对人民的事业多么的负责啊！“茶壶里装汤圆——肚里有货口小出不来。
干部要掌握文化，首先语文打基础，肚里没有几篇好文章打底子，写出来的文章不成个样子。”
运用形象化语言展示深刻内涵（4）
刘伯承曾对干部教员王南讲学习语文的重要意义，他关心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同时，他还帮助王教员如何选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适合干部学习的范文。
刘伯承把培养干部当作自己一件不可忽视的工作，他甚至对司令部干部传授怎样才能写好文章，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范本，从提出问题，摆出矛盾，进行分析，辨明是非，一直到阐明正确观点，解决矛盾。
使听者大受启发。
由于刘伯承具体倡导，所以一二九师的干部都能在战争中有所提高，还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工农知识分子。
刘伯承之所以能具有高明的语言艺术，这同他长期注意文学修养与观察社会有关。
他教育自己的儿子刘太行说：“我们说话，写文章，是让别人听得懂，看得明白。
不管学文、学工，都应该这样。”
刘伯承自己是学军事的，在工作中下达命令，总是要字字推敲，有时为了一个词要考虑很久。
因为文字是表达思想的，要别人照着办，这样就必须学会用文字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然会误大事的。
50年代，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时，要求翻译工作者加强中文修养，他还提出若干阅读书目，并且加以说明：“小说利于叙述，杂感文利于论辩；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可以熟知中国人如何说话，如何使中国人好懂。”
的确，刘伯承的形象化语言就是为了“使中国人好懂。”
决心当好守门员（1）
1945年8月25日上午8时，延安城东飞机场的一架绿色的螺旋桨美国道格拉斯运输机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亲自到场欢送二十位身穿普通军服的乘客登机，黄华负责随机照料。
事前，黄华同美军军事观察组办交涉成功，好在日本已经战败，观察组的运输机乐得为中共方面飞一趟，送走20个人。
美国人包括飞行员在内都不知道这20位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也不问究竟，就答应把人送到太行。
这条航线开通一年来，使用率不高，但是很安全，没有出过事故。
飞行途中，二十位特殊乘客安静地挤坐成两排，他们个个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
黄华心里明白：这二十位将帅回到各自指挥岗位，对抗击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将要起到巨大作用。
飞机的轰鸣声，却干扰不了利用飞行时间思考的将帅们。
尽管机舱拥挤，座位不适，个子高的还得低头免得碰撞，挨三个多小时的委屈可以换到半个月的时间，他们从军事利益出发，倒也心安理得，这一点点的小苦头，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迎接将帅的有好几组人马，他们一早就来到了山西黎城东阳关附近长凝简易机场，听从机场指挥，在指定地点等候绿色美国飞机的降落。
将到中午，飞机的声音由小到大，不多一会儿，飞机缓缓地下降，当机身徐徐安全降在滑行道上时，各个迎接小组，顿时兴奋异常。
“首长到了！”不约而同地呼叫起来。
黄华更是喜悦非常，总算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夜深寂静的清漳河西的涉县赤岸村，半坡上的小院，煤油灯的光亮布满了作战室。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面对军用地图盯着山西上党地区长治周围的地方。
中午同他俩一起下飞机的薄一波、滕代远、张际春、陈赓、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和王近山，也都在各自的住所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阎锡山的军长史泽波率领第十九第六十一军等5个师及杂牌武装174万余人，到上党地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来了，先后侵占长治及周围的襄垣、潞城、长子、屯留和壶关等县城。
在东面，郑州到新乡、安阳平汉铁路中段国民党大军云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极为明显：企图东西夹击，钳制晋冀鲁豫边区的主力。
当前惟一的任务就是必须在短期内消灭来犯的阎军。
在重大任务的面前，刘邓首长不顾旅途劳顿，从空气污浊的机舱里出来后，甚至没来得及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就一头钻进了作战室。
电话接通了，远在武乡指挥部队作战的太行军区司令员，8月20日新任命的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向刘邓首长报捷：“武乡新城段村刚刚解放。”
听到战友熟悉的声音，刘伯承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他要求李达：坚持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军区部队屯兵之地，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打上党战役。
接着又向他阐明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蒋介石的军队沿5条铁路线开进，5个爪子伸开向我们扑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东北我军作战略展开。
平汉、同蒲铁路线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一把刀子，芒刺在背，脊梁骨发凉，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在平汉、同蒲呢！刘邓这个明确指示，守住大门的战略目标，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晋冀鲁豫边区。
刘伯承注视着墙上的作战地图，想起了往事。
抗战初期，一二九师在晋北阳明堡烧毁了24架日军飞机，又在娘子关以南七亘村创造了3天内两次伏击日军的“重叠设伏”成功的范例。
当时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仅给一二九师配发了局部战地的军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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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当好守门员（2）
挂在刘邓首长作战室里的这幅山西省军用地图是我军经过激战从日本侵略军手里缴获的。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它最早的主人却是阎锡山的部下。
作战室上党地区军用地图的阎军动态有精确的标志，刘伯承心里很清楚：晋冀鲁豫战略区处于全国解放区的中央，它的四周为同蒲、正太、津浦和陇海四条铁路所环绕，平汉铁路贯穿其中央。
这是四战之地，东面要配合华东作战，西面要配合晋绥和陕甘宁作战，南面要配合中原作战，北面要配合晋察冀作战。
如果上党之战打不好，不单单阎锡山、蒋介石会取日伪而代之，更严重的是将对战略全局产生至为严重的影响，也必然要给东北形势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
晋冀鲁豫根据地经过八年抗战，力量空前壮大。
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30万人，加上40万人的民兵，组成了一支有骨、有筋，又有肉三者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
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四个军区已经连成一片，面积18万平方公里，人民2400余万，对日反攻作战战绩突出，如今控制了80多个县城，这个数字还在逐日发展。
同武装到了牙齿的日本侵略军持久交战，极为残酷，边区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民族解放而牺牲和重伤致残的达1466万人。
边区人民有信心也有力量保卫自己用鲜血浇注的胜利果实。
问题是要拿出一个军事行动纲要，把全边区军民团结一心，拧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刘伯承今年以来几乎天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最为满意的是：1944年开始的对日伪局部反攻，今春发展为全面反攻，部队战术大有进步，运动战升到主要地位，攻坚作战成绩不小并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今天的作战规模大为扩展，战术亟须变换，要有新的歼灭战思想。
好在抗战以来，机动战的实践和教育深入军心，反对公式主义陈旧思想有基础。
他等待李达指挥攻打襄垣的佳音。
9月1日，我军解放襄垣县城。
2日，刘伯承和一二九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赶到襄垣，同李达参谋长会合。
邓小平到了屯留地区冀南部队的驻地，军区诸首长互通讯息、交换意见，形成完善的指导思想。
而滕代远副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去到平汉铁路（邢台——邯郸段早已瘫痪）东，协助冀鲁豫和冀南积极准备平汉战役的实施。
3日，在紧急军事会议上刘伯承说道，“昨天凌晨3点钟，日伪县长和阎军县长还在这里争权夺利。
现在他俩都被押进看守所。”
接着他说：“我们坐的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古时县官用来做什么的？”
没有人吭声，刘伯承解释道：“古时衙门，都修一个叫‘退思堂’的地方。
意思是县官办完公事，先退到这里，思考当天办的事有没有差错，能不能补救，所以叫‘退思堂’。
今天在这里开会，也是要大家总结这次部队和地方配合攻打襄垣城的经验教训。”
他听到有人悄悄地议论：“明明是‘寅畏堂’嘛！”于是就进一步加以说明：“各地旧衙门都有‘退思堂’，思善补过的意思。
为什么惟有襄垣改为‘寅畏堂’？我就感到奇怪。
昨晚我翻阅《襄垣县志》，才发现乾隆四十七年，也就是公历1782年，县令李庭芳把‘退思堂’改为‘寅畏堂’。
他认为‘退思堂’有十大弊病，思过不如清心，清心不如寅畏。
总之，思善补过不如秉公执法，事先思考完善免得草菅人命。
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很好地、周密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几项主要工作：一、如何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
二、总结军民结合攻打襄垣城的经验教训，再进行一次军事大演习。
三、掩埋敌人尸体，处理俘虏，整顿市容，开市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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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当好守门员（3）
四、拆毁城墙、碉堡，以防阎军复得利用。
五、没收汉奸财物，放粮济贫，解决特困群众生活问题。”
刘伯承在抗日战争初期立下一个制度叫做“每战必有总结”，而且他亲自总结，以此教育并提高各级指挥员。
今天通过参加攻打襄垣的干部所做的口头汇报，感到长征老干部讲述问题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大为增强，而抗战时期的干部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用具体的事例说明问题的能力，以及所提的意见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这两批干部的成长，前者的知识化，后者的实际化，都是干部队伍的可喜的进步。
“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良性循环还得永远坚持下去。
他综合了大家所提供的第一手作战情况，对于本次战役的指导思想更为充实，更加切实。
今天对到会干部只讲透一个至为重要的关于战略方针转变问题，要求干部能掌握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要把过去同军区部队合并的正规军重新组织起来而且扩大起来，以适应新情况和新的战略方针。
不占领城市，革命是不会胜利的，我军必须要学会打城市攻坚战。
至于具体的战术问题，最近一两天里就会下达的，今天的思想准备是为落实新战术铺垫出一条路子。
“胆大包天，心细似发，守口如瓶”是刘伯承所倡导而又是自己身体力行的作风。
9月4日，他来到太行纵队三支队的驻地，仔细地了解攻打襄垣的主要关节，从同指战员亲切交谈中，刘伯承认为“干部必须亲自侦察”这是致胜的前提和基础。
“襄垣战斗因侦察敌人部署、地形、工事不够充分，而战斗器材如梯子准备太少、太短而且太笨，尤其隐蔽性太差，失去突然性，用兵拥挤，不适于迂回敌人侧背，故招致过分的伤亡。”
他概括的经验教训切实准确，对部队提高战术有很大的启发。
第二天，关于本战役的战术指示里就写上了这一段。
刘伯承的战斗动员，向来是最受部队欢迎的，同时，动员能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这又是部队盼望首长亲临指导的原因。
第十四团，抗战初期建立的老团，一共才800余人，力量显得单薄。
刘伯承立刻表示：要把骨干强、兵员足的警卫连留给十四团，该团新一连作为警卫连。
“你们每个连这几天一定会补充新兵，保证每连补足100多人。
他们都是太行民兵的骨干啊！”十四团丁维昆团长、李镜如政委高兴得喜笑颜开，刘伯承的话振奋了每一个指战员的心窝。
“五行（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刘伯承的作战命令和指示，都把任务、敌情、我情、地点和时间五个因素作了周密的部署。
刘邓首长“决心以太行、太岳、冀南部队组织上党战役，彻底消灭盘踞在上党地区的阎军，第一步计划先夺取屯留，吸引长治阎军来援，争取在长（治）屯（留）路上作运动战而消灭之。”
不到80个字，就把毛泽东、中央军委“寸土必争，针锋相对”的任务具体化了。
针对阎军长于防御，因此必须进行连续的城市攻击战斗（包括村落战）才能消灭之。
这同过去消耗重于消灭，拖打兼施，拖垮敌人的游击战不一样。
善于消化实战经验为战术指示是刘伯承几十年来所遵守的原则。
在9月5日的《指示》里，他回答了如何进行登城战斗：“第一梯队应选择几个不同地点，特别是其薄弱部，同时登城，以分散敌人的火力，担任钳制任务的部队，遇到有良好的机会时，应不失时机由助攻转为主攻，如此次第三十团的例子。
登城的部队可区分为攻击组（携定量的手榴弹、刺刀、砍刀），梯子组（架设梯子），破坏组（破坏敌人铁丝网、拒马、尤其是地雷）及手榴弹组（担任登城之直接掩护）协同动作。”
决心当好守门员（4）
刘伯承对于蛮干的指挥员，仅会要求“冲啊，冲！”十分恼火：“怎么冲法？冲不上去又怎么打？”
作为一位战略区最高军事首长能在指示里，将打法以及战斗小组的组成和分工都作了细致的交待，这种举轻若重的周密思考，一贯受到指战员的尊重、信赖和坚决执行。
他下到部队，总是要把群众的创造融化成新的东西再为部队所掌握。
劣势装备的我军，要战胜拥有优势火力的阎军困难极大。
太行纵队第二支队，3个团共有八二迫击炮7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50挺，新战士还有一部分只得使用冷兵器大刀梭镖的，山炮连2门炮仅有11发炮弹，步枪子弹更是奇缺，每杆枪也只有10来发，主要的武器是手榴弹。
面对现实的难题，刘伯承《指示》要求全军“千万节用弹药，不得丝毫浪费，同时，要拾缴弹药壳，不得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