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九一八’日寇占满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动营垒内部和各中间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组织国防政府。
此时三次‘左’倾不知利用，仍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第四，三次‘左’倾把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一个大国，盲目扩大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决战。
提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第五，在军事方面，三次‘左’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相反的一套做法……这些做法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
长征开始又是退却逃跑，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使党遭受危机。
大家要开会解决三次‘左’倾的领导问题，总结经验，这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刘伯承关于两条军事路线的交锋作了翔实的反映：“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军委负责人作了副报告。
博古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
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政治局对此作了决议。
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
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4）
会议上主要争论的几点：“第一，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
大家认为是个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围剿’敌兵10万，我兵不足4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20万，我兵仍不足4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30万，我兵3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30余万，我兵4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50万，我兵4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
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
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第二，博古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
大家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10万），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第三，博古强调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薄弱，各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
大家承认这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
这些意见概要如下：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
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
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1934年1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2900多个），为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
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
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他，扰乱他，牵制他，迷惑他，以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
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战役，特别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
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再战。
可见，三次‘左’倾是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像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
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地突击来不断地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
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5）
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御’——单纯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
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三次‘左’倾的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拼命的战斗（丁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指挥员们对这种打法提出意见，建议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一下子可打敌几个师，均遭拒绝。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
认为过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认为军委下决心过迟，等下了决心时，敌情已变化；认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就缩回去，我追上去，敌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因此建议红军主力打运动战。
这些意见军委都未采纳。
3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1933年11月，在福建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为谈判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推动它去反蒋，但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闽变后，蒋介石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
有同志曾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大量敌人，既配合十九路军，又粉碎‘围剿’。
三次‘左’倾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意见。
三、五军团在东线活动，并调一个军团去西线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即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4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三次‘左’倾的错误。
1934年4月广昌战役（4月11日—4月28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拼了18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近苏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
在三次‘左’倾的5—7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
此后敌情更加严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但在8—10月的战略计划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活动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还让红军去拚命，还不注意保存实力。
这表现三次‘左’倾此时已惊惶失措。
正因为惊惶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10月16日开始长征，一、九军团为左路，三、八军团为右路，五军团后卫，保护中央长征。
全军8万多人开始大搬家（后方机关过于庞大），红军为了掩护中央，一路上被动挨打，30多天中在赣南、湘东、湘南、桂北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10月21日在赣南安远、信丰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11月15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1月底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全州之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6）
博古的意图是想到湘西根据地和二、六军团会师。
但这意图被敌识破，敌人层层设防。
12月红军到达贵州东部地区（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遭到大多数同志反对。
此时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即在此休整3天，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
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几天（八军团在黎平即并入五军团，教导师并入一、三、九军团）。
博古等有个错误观点，认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战。
就是对孤立的、拖得疲劳不堪的敌军，也未主动反击，只是招架，实质是惊惶失措的退却逃跑。
跑到遵义时，85万多红军剩下3万多人。
1广昌战役后不应再拼，应保守实力，仍拚（高虎脑、万年亭、驿前战斗）。
2转移应给红军必要休整，不给。
3转移应做充分的政治动员，未做。
4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调动敌人、间接保卫中央苏区的机会。
5战略指导机械——在进入湘东（桂东）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敌已知我意图是湘西而层层集兵设防，仍坚持不变——去湘南。
到桂北，直到贵州北部，还想去湘西，战略方针机械。
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
这帽子吓人。
这时，按三次‘左’倾‘绝对正确’的打法，打了败仗，使党和红军遭遇绝大的危险。
大家要求开会。
毛主席为了挽救党的事业，在路上不断进行说服教育，不断和三次‘左’倾斗争。
三次‘左’倾的领导者已没有办法，有的也多少有了点觉悟，而且贵州的军阀力量薄弱，就在遵义开了会（1月17日结束）。
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了三次‘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形势紧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领导军队，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刘伯承以具体的事实，阐明了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正确性，由此了解到这条正确军事路线是怎样地挽救了党。
同时指出三次“左”倾“推行以公式教条为特征的做法”及其严重的危害。
他提供这份文献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光辉范例，证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学风、思想路线在极端危险的关头能起到转危为安的伟大作用。
刘伯承实际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不愧为出色的教育家。
最后的奉献进入20世纪70年代，刘伯承的眼疾又趋严重，视力大为减弱。
但他关心军事院校建设的热忱依然丝毫未减。
1970年5月，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
当他知道这个消息，决定把自己所珍藏多年的2000余册军事理论学术著作、教材和书籍，送给军政大学图书馆，让这些宝贵典籍继续为广大教职员工服务。
“九？一三”后，军政大学校长萧克去看望他，刘伯承充满激情地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
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吧。
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1972年2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内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强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
此时，刘伯承给主持人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他对叶剑英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
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7）
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听听算了，很少给回过话。
现在，我是个老弱残废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
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不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供研究参考。”
这些材料，包含着刘伯承十多年来的苦心钻研现实问题的心得。
长期以来他的言论、著作都深得人们的重视，因为他确有真知灼见，能解决实际问题，并对提高军事学术素养和思想方法起作用。
他交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材料，内容丰富，概括了他对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对海空边防建设、国防战备工事构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这些经过精心提炼的条理化经验之谈，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构思，是刘伯承半个多世纪军事生涯的智慧结晶，这是他向人民的一次重大奉献。
从这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中，闪烁出一位共产党员无比高尚的品质，一位疾病缠身的老人，能做出如此重大的奉献，太值得赞美、歌颂和学习了，他做了健康人还很难做到的利党利军的工作，刘伯承的刚毅坚韧实属罕见。
不朽的光辉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这颗帅星殒落了。
胡耀邦在悼词上对老帅作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称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
而最后的一个称誉很有特点，既肯定了刘伯承军事学术的高深造诣又公正地表彰了他的兵学思想在教学上实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悼词》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