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各执一词，刘伯承不为所动，他主张步行去重庆，没有人听他的，于是他独自退了船票下船，背起小包袱，由梁山经垫江、长寿，直奔重庆。
300华里的路程，在他心目中不算一件多大的难事，可是一步一步走起来，的的确确够艰难的。
20岁的青年刘伯承已经懂得：要想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军人，首先要有顽强的意志，必须在困难面前有所作为，怯懦者绝无出息。
他怀着这种渴求真知的愿望，终于在考期前一天赶到了重庆。
考试结果，刘伯承学、术各科成绩都是优秀，被录取的同时，引起学堂当局对他的关注：刘明昭的才干真是不同凡响。
速成为讨袁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胁迫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一面挟制清帝让位，这个窃国大盗的复辟称帝的野心被革命党人所洞察。
因此讨袁的呼声响遍全国。
为了准备###袁世凯，老同盟会员熊克武在宜昌用川汉铁路款购置武器，组织了第五师，熊克武任师长，但懋辛任参谋长。
第五师因官佐不足，熊克武向张培爵求援，张培爵同意，选一批将校学堂的优等生，成立速成班，限半年毕业，以补充部队官佐。
刘伯承的各门功课成绩优异，他理所当然地进了速成班。
速成班的学制缩短了，但是课程不能减少。
须在半年内，学完《步兵操典》、《野外勤务令》、《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战术学》以及《筑城学》等课程。
除此之外，还要通过国文和数学等必修课程的考试。
当时，由于外国军事教材已传入中国，速成班又增添了国外的若干军事课目。
繁重的课业并没有压垮刘伯承，他在合理安排学习各项课目的同时，还挤出时间阅读课外书籍。
此外他的书法习练也没有中断。
善于运用时间，极大地促进了他的学业发展。
这个好习惯，令刘伯承的学习自修即使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也从来不曾间断。
1912年底，刘伯承以各科全优的成绩，在将校学堂毕业，被派到蜀军第五师见习，任司务长。
不多久，他改任排长。
在川东綦江打土匪，是他生平第一次在战场上实践自己“拯民”的誓言。
刘伯承没有打好这一仗，他很清醒地总结了教训，后来他回忆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有勇无谋，只管一个人冲在前面，没有组织好一排人，就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后面的士兵还没跟上来。
这一仗打得不好。”
其实，他从中受到很深的教益。
刘伯承担任高级指挥员后，曾明确指出：指挥员不掌握好部队，不发挥整体的力量，简单地表现个人勇敢，对于战斗任务的完成是极为不利的。
从此，他养成了每战后必定总结经验的习惯。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3）
宋代诗人陆游的名句，可以用来概括他的思想方法。
蜀军第五师处于不利态势。
蜀军其余四个师，加上客居川地的滇军、黔军和陕军都为袁世凯所提升的四川都督胡景伊出力，构成了庞大的拥袁武装力量。
讨袁军公推熊克武为总司令，兵分四个支队，采用南北防御，中路进击的部署。
刘伯承所在的第一支队西趋泸州，担任主攻。
当面的敌人是川军第一师的主力旅，颇有战斗力。
战斗从1913年3月4日拂晓打响，刘伯承率全排随连队投入寒坡场战斗。
这次，他力求发挥全排的整体力量，组织工作做得很细，在战前动员时他讲道：“弟兄们，袁贼不除，国难不已。
我们要勇敢冲锋，为共和国而战！”士兵明白了作战任务，斗志昂扬。
他和另外一个排长协同配合，带头冲锋，经过几次拉锯，终于打下敌人阵地。
连长蒲剑鸣怕死，见到情况紧急，伤亡又大，就惊惶失措，跑到营部告“急”，说“一连人都打光了，赶快增援。”
刘伯承等两个排打了胜仗，却找不见蒲连长，只好越级向营长报捷。
这一下使李遐章营长愣住了：连长“报急”，排长“报捷”，太离奇了！当看到刘伯承送来的俘虏和战利品时，李营长才完全明白了真相。
于是他责骂了蒲剑鸣的怯战无能，撤职查办，同时，即命令刘伯承代理该连连长，并报请上级正式加委。
8月12日，敌方大量援兵疯狂反扑，讨袁军势孤受挫，被迫放弃经刘伯承等苦战攻下的寒坡场。
第五师重新组织进攻，夺回了附近的五里店阵地，形势有了改观。
刘伯承等部奉命追击退却之敌，至石洞镇与右翼部队会合，并绕道袭击敌人侧后，13日占领立石站，进据离泸州50华里的特凌铺。
左翼部队也沿长江左岸，取得进展。
正在战争顺利发展时，讨袁军南边防线被黔军突破，重庆大本营处于滇陕两军东西对进夹击之中。
熊克武急令攻泸部队立即回援，刘伯承随部队兼程东返，当到达重庆西南白市驿时，重庆已经失守，熊克武等讨袁军领导人出走。
历时50天的四川“癸丑讨袁之役”终于失败。
受挫志不挠刘伯承虽然在全战役的主要战斗中都有出色的作为，打了胜仗，但对整个战役的被动局面无法挽救。
从此，刘明昭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声誉在川军袍泽中广为流传。
1914年胡景伊所开列“勿使漏网”115人的黑名单中，刘伯承也赫然在列。
在战斗中他左脚负伤，撤退的组织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躲避追兵，保护本队人员，“左遇团练，右遇敌军”，处境十分艰险。
刘伯承只得把枪支交由当地居民保存，遣散随行人员各自谋求生路。
刘伯承带着伤，费了大劲，好不容易走了几十里路，乘着夜色，才摸到一座和尚庙躲避起来。
在庙里，刘伯承遇见了重庆将校学堂讲授地形课的老师，他恰好在此测绘地图，刘伯承求学时勤奋聪慧给他留下了好印象，讨袁的革命精神更为可敬，同时他也需要一位测绘地图的帮手。
于是刘伯承就这样被掩护下来。
后来风声平息了些，刘伯承才悄悄地潜回重庆。
袁世凯的死党胡景伊，为了巩固四川都督的反动统治，严令四川第二师刘存厚捉拿革命党人和讨袁军官兵，务求严密查拿。
刘伯承只好又离开重庆，极端秘密地潜回开县家乡。
开县知县余承宣的“附逆名册”中有刘明昭的名字，他遭到悬赏通缉。
小华山黎洪典、黎边石匠等亲友，平时就对刘伯承推翻清政府的正义事业表示赞成，热情接受这位21岁青年军官到家养伤，在保密保护方面做得极为周密。
刘伯承的脚伤同时得到治疗和护理，不多些日子，即痊愈了。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4）
本来，由于行动不便，他整天阅读《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书，偶尔也同亲友下几盘象棋。
如今，脚能行走自如，刘伯承开始同开县的进步分子，可靠的同窗好友，有了来往，当局根本寻觅不到刘伯承的踪迹。
他最为关心的是原讨袁军同事们有什么消息，袁世凯越反动越专制，他的反袁意志越加坚定，并且他为反袁而加强了军事作战的学习和思考。
一封上海来信，给刘伯承带来了莫大的欣慰：原熊克武五师的众多将士都先后出川聚集到上海，他们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关怀。
刘伯承对孙中山的救国方案有所了解，由他登高一呼，反袁大业必将走出困境，前景一定光明。
1914年冬天，刘伯承和军中几位同事，在杨先华向导下，翻山越岭，从小路步行到云阳县长江边的一个乡场，恰好遇到有只船启航出川，他们上了船，顺流而下。
经过三峡，刘伯承知道已经摆脱了反动鹰犬的追捕，心里宽松了许多，伫立甲板上，两岸青山对出，前方水天一色，触景生情，思潮汹涌，回顾往事，展望前程，满怀激情，写成一首七律《出益州》：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
仅仅56个字的一首诗，体现了刘伯承出川的明确动机是继续讨袁，他抱着以身许国的坚强意志，准备同封建专制斗争到底。
这首诗是刘伯承充满感情的宣言书，又是比宣言书更为深刻，更富有个人特性的诗篇。
手持青锋卫共和（1）
申江群英会川籍流落申江的反袁志士聚到了一起。
但懋辛、李蔚如、余际唐、卢师谛、吕超、张冲以及王维纲（伯帘）等比刘伯承都要年长些，由于刘伯承的知识面广，在讨袁作战中表现突出，所以这位20刚出头的青年人在群体中颇受关注。
上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基地，事实上也是反袁的中心，刘伯承在这里能听到孙中山的言论，能接触到三民主义的救国主张。
原五师师长、讨袁总司令熊克武，也从日本归来，无疑更加强了川籍军人反袁的力量。
孙中山很重视这一股进步反袁的力量，孙先生同吴玉章、熊克武有深交，原五师的骨干人物以同盟会会员为主体。
如今随着形势发展，他们都支持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刘伯承在但懋辛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为革命组织注入了新的血液。
青年刘伯承在这个秘密革命组织中，积极参加反袁的活动，严格遵守纪律，这是刘伯承早期革命征途上的重要标志，他已经由一个赤诚的爱国军人，发展成为清醒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上海是当时###的敏感点，反袁与拥袁、共和与帝制的冲突，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袁世凯的皇帝梦已经公开化，紧锣密鼓的劝进声震耳欲聋，封建王朝的余孽纷纷登台献丑。
聚集在上海的川籍革命党人，对于这种反动倒退的叫嚣十分痛恨。
刘伯承关心时局，他拿着一份袁世凯出资的伪装民办报纸《亚西亚日报》，请同事们注意。
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古德诺的一篇妙论《共和与民主论》，古德诺是袁世凯宪法顾问，也加入了吹捧袁世凯登基做皇帝的合唱，大家怎么都想不到标榜合众国的高级人物居然鼓吹帝制，他写道：“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郡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
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然而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视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则较难也。”
传阅了古德诺的文章，众人的读后感是“谬论，谬论，最大的谬论。”
在一片嘲责声中，刘伯承冷静地说道：“古德诺先生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之道都不懂，太可气了！”引起一阵笑声。
作为熊克武参谋长的但懋辛，尽管已暂时无职务，但同熊的来往密切，彼此相知甚深。
而熊同孙中山相互切磋要事较勤，因此老但的说话往往被认为“是有来头的”，大家爱听。
他分析了目前的时局：我们四川吴玉章先生最早发现袁世凯靠不住，野心勃勃，他建议孙中山：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不祥之兆，又风传袁世凯要撤销国民党粤、赣、皖、湘四省都督，应该先发制人，主张四督联合通电，指责袁世凯违法，要声明在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接受违法政府的命令。
孙中山很赞同吴玉章的意见，但是主管军事的黄兴不赞成，他担心这样一来，就暴露了反袁的军事准备。
其实嘛，这对国民党反袁，正像袁世凯反国民党一样，彼此心里都明白，还有啥子秘密？结果袁世凯抢先免除国民党四都督的职务，使我们的反袁大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换取在中国山东、东北和内蒙古的特权消息传来，引起暂居上海的四川军人严重关注。
“袁世凯的光头银元就要上市了。
报上发表了袁大头的模样。
我们要早日回川，开展讨袁战争。
绝不能让袁世凯实现他的皇帝梦。”
刘伯承十分自信自己的判断和预测。
手持青锋卫共和（2）
但懋辛讲了他乐观的理由：过去对袁世凯的幻想破灭了。
孙中山不单对讨袁军事关心，而且他同各地讨袁力量加紧联络，同时他同海外侨胞不断地联系，爱国侨胞纷纷支援反袁斗争。
现在有了比较统一的反袁部署。
袁世凯的手段太毒，张培爵早已弃政从商，最近他在天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
但懋辛感到人们愿听有关时局的事件，他索性再讲一个关于宋教仁前两年在上海北站被袁世凯的人枪杀事件。
他转述了吴玉章的分析：醉心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人，1912年底，新组成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胜利”了，宋教仁得意忘形，认为他到处演说活动获得成功，宋教仁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
同时他把同盟会纲领中革命内容删掉，如像“平均地权”被改成“注重于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被改成“维持国际和平”，甚至连“男女平等”的主张也给取消了。
宋教仁的倒退，受到老同盟会员的反对，袁世凯却不放过他，硬是刺死了他。
宋教仁事件在上海的影响特别大，大家听了，深切认识到讨袁的正义性和重要性，国贼必除！壁山义勇军1915年12月，刘伯承和康云程、王旭东等人回四川。
孙中山委任卢师谛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并派吕超、石青阳、刘伯承等到宜宾、达县、忠县和丰都一带发动组织讨袁起义。
为了安全，刘伯承等三人，打扮成商人，登上西行的轮船。
冬季长江水枯，要在宜昌换乘川江小轮。
宜昌是入川水路必经的通道。
北洋军严密搜捕往来四川的革命党人。
船一近码头，刘伯承就感到情况严重。
他带着一个装炸弹的竹篓，要通过北洋军的关口谈何容易。
急中生智，他发现一位参议员的一堆行李，于是将竹篓移入行李堆中，谁也没有瞧见。
船过了码头，搬运工来卸行李，问到：“这几件行李可是参议员的？”
刘伯承点了点头。
当行李被运出关卡时，他从容而出，接回竹篓。
康云程、王旭东暗暗称赞不已。
正在这时，一位友人专来迎接刘伯承，他接过竹篓，满以为是从上海带来的什么好东西呢。
刘伯承马上轻轻地踩了一下对方的脚，故意说道：小意思，小意思。
收下吧，下江的特产。
对方立刻明白了其中含意。
就这样，两个人带着装有炸弹的竹篓，在北洋军警面前扬长而去。
刘伯承等三人，按部署继续溯江而上，要在川东打开局面。
他在奉节、万县、涪陵等地有声望，便于联络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和其他有志之士，广泛地争取一切反袁的力量，策划武装起义。
刘伯承知道：各省的军政大权基本上被袁世凯的心腹爪牙所控制，力量对比袁贼占优势。
惟独西南川滇黔三省，是他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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