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势好转，刘伯承要求出院养伤。
临行前，艾毓梅送给他一副拐杖，说：“你的伤不久就可痊愈了，我看你的腿上肌肉坏死太多，手术损伤不轻，愈后必成曲腿，这副拐杖可作你的终身伴侣。”
“世上有拿着拐杖走路的军人吗？”
刘伯承笑着说：“请留下送给别人吧！”至此，艾毓梅只好耸耸肩，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在成都剪子巷胡俊泉家养伤，刘伯承最为恼火的是伤口愈合后，伤腿果然伸不直。
经过反复思考，意识到惟有依靠锻炼才是出路。
通过锻炼以恢复右腿功能是十分难熬的苦事。
刘伯承每天用力拉伸，虽疼痛难当，浑身出汗，仍坚持牵引，初期效果明显，但到脚尖着地能行走时，再无进展。
一天，刘伯承将脚放在凳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强令弁兵猛坐他的伤腿，当时刘伯承吼叫一声痛昏在椅子上，伤腿肿了起来。
幸好，有一位老中医用中药包敷伤腿，不多久，刘伯承的腿就渐渐好了。
拒绝截肢，得以恢复功能，刘伯承再创了一次奇迹。
丰都战役，弹穿颅顶，眇之一目；大足之战，重伤肱股，险丧一腿。
两处重创刻记下他青年时代12个春秋戎马生涯的战绩。
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刘伯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青年时代经历的挫折和痛苦，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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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军人成为革命者（1）
苦心志求索刘伯承在成都养伤期间，心里苦闷烦恼，闭门谢客。
只感到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清朝皇帝，又出现了袁世凯、曹锟、吴佩孚等一个又一个封建军阀，徒有民国的虚名，谈不到民国的实质。
他清醒地认识到：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省与省之间，一省之内甚至一个军系之内，明争暗斗，日甚一日。
而争斗的出发点说穿了就是争夺兵权和地盘。
混战导致了国家四分五裂，帝国主义从中渔利，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
面对冷酷的现实，刘伯承对友人透露了自己的观点：看来三民主义还是无法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救国救民之道在哪里？中国向何处去？他为这些重大问题而思索着，养伤实际上是在寻觅一条新的救国道路。
刘伯承离开后，作为熊克武支柱的第二混成旅军心涣散，中下层军官纷纷出走，频频失利，最后竟剩下不到一营兵力了。
当熊克武屡屡派大员促请刘伯承重返军旅，收拾残局，都被他坚决谢绝，刘伯承坦陈道：“伯承从军是为救国救民，决意不在去为某些人争夺地盘卖命了。”
正当刘伯承探索新路的时刻，他遇见了分别三年的吴玉章，此时，吴玉章已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刘伯承向来敬重这位有胆量有学问并有丰富革命实践的学长，通过同吴玉章的交往，结识了杨公。
从此，他又受到了新的启发。
比刘伯承年轻6岁的杨公，17岁开始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岁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22岁他回国返川。
从此他一面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面进行革命的组织工作。
他同刘伯承结识，从相互切磋、交谈当前国家大事和人民要求中，并由刘伯承的12年军旅生涯中，认识到他是一位杰出人物，他在日记上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
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情感来，但我已决意与他长久交好，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
真诚又热情的杨公，向刘伯承毫无隐瞒地讲述了进步的新思潮，给刘伯承留下了深深的好印象。
杨公认定：“社会的过程，有自然的规律。”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已陷于半殖民地的状态了。
国内的军阀，无论哪一个后面都有帝国主义在作背景，此扑后起，混战不休。”
这有助于刘伯承了解军阀混战的根子所在。
杨公剖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表示自己“奋斗的雄心油然而生，内心的信仰更加坚决。
”他对军阀不抱幻想，而且指出军阀“外强中干”，是能够打倒的。
这个观点引起刘伯承的共鸣。
刘伯承听到杨公说了他也具有的同样认识：“我是认定军阀自身有绝大的矛盾，不久自然要崩溃的。”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不再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
杨公主张：“我们目前须要努力在宣传和组织两样工作上，尤其要使敌我界限分明，要向左转走，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
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谈不上革命。”
1923年冬，杨公与吴玉章在成都秘密建立了“中国YC团（中国青年共产党）”。
次年1月，杨公曾就加入组织事向刘伯承征求意见。
刘伯承坦率地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
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刘伯承考虑参加革命组织的慎重态度，使杨公深为感动，“最是使人起敬”。
从旧军人成为革命者（2）
杨公在日记上对此赞扬不已：“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加入共产党一年来，刘伯承经过“极力深研”，奠定了他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思想基础，他对友人亮出自己的政治抱负，学习共产党人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
’我家无私蓄，遇敌奋不顾身者，惟恐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并非为了博取虚名和荣显。
这班军阀若以爵禄相诱，可以说是有眼无珠了。
余意已决，定随玉章出川，一息尚存，革命不止。”
1925年1月，吴玉章、刘伯承到了北京。
吴玉章在北京大学见到他的学生赵世炎，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
吴玉章马上就由赵世炎、李国暄和童庸生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公等优秀分子也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相当活跃，而同赵世炎接触中，刘伯承体会到中###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群众工作经验，确实不是其他党派所能比拟的，他的知友吴玉章、杨公堪称民族精英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国的希望依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上海“五卅”惨案，震动了全世界。
刘伯承、吴玉章正在上海考察，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不到一个月，6月23日，广州沙基惨案发生时，刘伯承随吴玉章已到广州。
刘伯承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同情并支持工人阶级的正义行动，深感革命军人责任重大。
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复杂，惟有强化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有国家富强、人民解放。
他的入党志向，得到吴玉章的热情赞许，杨公早就希望这位有优良品德素养的川中名将加入共产党。
第二年5月，由杨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刘伯承踏上新的革命路程，他永远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即使在漫长的人民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勋，他也格外谦虚。
1948年5月，中原军区副政委张际春在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总结时，准确地传达了刘伯承司令员的思想本质：“刘司令员本来要作一次报告，因去前方指挥作战不能来，临行前嘱咐一个中心意见，就是：‘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
’他还说：‘不管你是多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可以骄傲的。
否则，你如果因此便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倾向，那你就要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一个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刘司令员常讲他‘自己从旧军人成为革命军人，完全是由于党的引导，党的培养的结果，否则是不可能的。
’刘司令员希望把这一意见传达到部队里去。”
如此真挚的心里话，就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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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1）
提出新观点1926年11月27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四川军委委员的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对四川非常复杂的军事情况进行透辟的分析。
刘伯承指出：“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要占大多数。”
他提醒大家“务须深刻地记着，切实从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方面下一番苦功夫，将革命基础筑稳才是，若只图军事上的发展，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
刘伯承要求“使民众能确实地监督军人，且趋于真实革命之途才有结果，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
为了保证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上，刘伯承等人于12月初在顺庆（今南充）、泸州发动起义。
顺庆起义被迫提前进行，非常仓促。
刘伯承等人12月9日赶到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反扑已经逼近，当天在果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刘伯承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并在顺庆设立总指挥部。
由于起义部队是旧军队，没有应有的教育训练，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较差，很快就遭到失败。
12月16日，顺庆方面起义军，被迫向东撤退，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到了开江县。
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决定刘伯承即刻到泸州，主持泸州军事活动。
到了下旬，杨公、刘伯承抵达重庆，就泸州、顺庆军事问题进行布置。
刘伯承接受任务，他单骑赶赴泸州，即在原泸县道署内设立起义军总指挥部。
“刘伯承来了”，泸州的民心士气为之一振。
出于爱戴之心，民间纷纷传说：刘伯承真了不起，刘湘的军警多、马匹精，怎么也抓不到他，刘伯承快马单骑，风驰电掣，从重庆出来，经白市驿，上丁家坳，过邮亭铺，直奔泸州，一气走了140里，追兵动身迟，怎么也撵不上，这些家伙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落空而回，而刘伯承安安稳稳地进了泸州。
这个没有夸张的传说，长期流传至今。
刘伯承心里十分明白：泸州起义军没有按照计划行动，起义军上层陈兰亭、皮光泽见利忘义，迷恋“金泸州”每月十万元盐款税的巨大收入，他们没有挥师北上集中顺庆。
军委派陈毅到泸州接应起义军北上，并且他为北上部队拟经过的隆昌、荣昌、合川、潼南等地做了借道疏通工作，这几个头头硬是按兵不动，结果顺庆起义军孤掌难鸣，只得忍痛撤走。
处境艰难的刘伯承，首先安定民心、掌握军队、稳定大局，1月24日在泸州城发布第一张布告：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为布告事，照得本总指挥奉告整顿本军各路部队，现已到达泸城，从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一体知照。
此布。
总指挥刘伯承陈兰亭是土匪出身，部队素质太差。
袁品文是刘伯承的老部下，忠厚可靠，他向总指挥表示：“我愿每天到陈兰亭部周旋，时刻与陈在一起，使外邪不入，免生意外。
对团长皮光泽则满足其升官愿望，愿把自己部队（第四混成旅）划出一半，编成两个团拨给皮光泽，请晋升他为六路司令。”
刘伯承反复斟酌，决定采纳袁品文的建议。
所有部队一切活动，由总指挥部统一指挥。
刘伯承还规定，每天下午，各路司令要在总指挥部联合办公，以协调各路部队的关系，共同协议军政大事。
中共中央、中共重庆地委，在泸州起义后，都曾分派政治工作人员到起义部队。
刘伯承到泸后，又陆续调来几十名政治工作人员，各路军设政治机关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
总指挥部特别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须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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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2）
政治工作内容充实：宣传革命道理，提供进步书刊，贯彻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军阀主义的宣传。
刘伯承身为总指挥，常常出现在兵民群众之中，平时不骑马、不坐轿、不带卫兵，他的模范作用，万民称道。
即使军事繁忙，他总要挤出时间做宣传工作，川南师范和泸县中学的师生对刘总指挥的报告十分信服，泸州军民爱听刘伯承的演讲，他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解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讲述泸州起义的作用和意义，尤其是他着重地说明军队和民众关系的重要性。
由于政治工作的开展，泸州出现生气勃勃的气氛。
吸收新鲜血液，提高起义部队素质，刘伯承为此，办起“军事政治学校”，他兼任校长，除招收地方青年学生外，还从各部抽调下级官兵加以培训。
战教结合的思路由此萌发，虽然时间匆促，当时的作用虽不明显，但是这种措施成为刘伯承漫长军事生涯中惯用的一招。
刘伯承是穿军装的政治家。
他运用革命的权威，彻底改组了旧衙门，清除一些反动分子，任用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对于财政、税收，实行了军民兼顾、公平分配的原则，公开宣布废除旧军阀制定的苛捐杂税。
明确规定军队不得把持税收，军饷不能向民众摊派，要以盐税和上下短途轮船运输的税收为主要来源，并简化了纳税手段，负担接近合理。
这种开明利民的新举措，深得民心；同时，也必然引起长期依赖敲诈民脂民膏的败类分子的嫉恨。
杨公派人同吴玉章商议，请求国民政府给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
吴玉章在国民政府会议中，提议按军队序列给顺泸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番号，委刘伯承为该军军长。
会议通过了吴玉章的提议。
国民政府公开发表了给泸州起义军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给刘伯承的委任，只是军队番号改成了暂编第十五军。
泸州的革命形势由于各项措施得当，刘伯承实现了党的指示，出现了一派新气象。
可是四川军阀的反动阴谋更加露骨毒辣。
重庆发生了“三？三一”大惨案。
这一天，重庆工、农、商、学各界三四万人为抗议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事件，在打枪坝举行群众示威大会。
群众的爱国呼声，为3月20日被列强伤害的2000名同胞伸张正义，竟然遭到军阀刘湘、王陵基的开枪镇压，当场打死400余人，打伤1000多人，因跳城逃命而受伤致残的不计其数。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4月6日，杨公被刘湘残酷杀害。
四川军阀的反动野心格外残暴，对泸州的围攻进一步加紧，泸州形势十分紧张，刘湘拼凑了川黔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向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