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址在江西瑞金东北约十五六里的山沟里，校舍建立在两山之间的空地上。
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实际上，6月6日刘伯承已经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中旬，他被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刘伯承，几乎成了红大的一名专职军事教员。
在参与反“围剿”作战指挥工作的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亲自到红大系统地讲解战略战术，作军事报告，摘译外国军事资料，并结合红军作战的实例，组织编写教材。
教材采用的是《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这是刘伯承前几年在上海翻译成书的，红大以此作为基本教材。
刘伯承的“拿来主义”，比倡导“拿来主义”的鲁迅还要早了两三年，他的翻译工作动机十分明确，他在“《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导言”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红军基干部队或由地方部队编成挺进游击队，他们在‘四次围剿’中深入敌军后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就战术上看来，许多是采取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
因此我从《战术备考》中，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出来，以供读者研究，并望参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
由于译作针对红军的实战状况，所以这不单作为红大的教材，同时也解决了在职指挥员业务读物问题。
刘伯承引进国外军事著作结合实战的原则是一贯的。
他为了解决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提出的问题，特意从德国人李璞满《班的及战斗集团的教练》中摘译出《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在“介绍导言”中，刘伯承写道：“我认为这本书是教练步兵分队之富有内容和善于教授的教材，有译作参考的必要；同时，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夜间动作来质疑，必须用一个战术作业的方式才能明确解答。
因此，我先将其中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出来，作为同志们教练步兵分队的示范。”
翻译是一门不轻松的脑力劳动，这对于仅有一只眼睛而且身兼数职的刘伯承无疑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况且摘译，又要有针对性，突出要点，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崇高责任心促进他自动地从事这种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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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4）
在刘伯承的心目中，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他什么都不顾。
1934年初，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病，住进了医院，但他依然关心广大红军指挥员和红大学员的学习提高，他在病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著作，被公认为优秀的学习教材。
回答实战中的问题，必须以现实问题为依据，又加以理论性概括，更要提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很艰难的脑力劳动，刘伯承不仅长期为此坚持不懈，而且以他的心血结晶丰富了人民军队的军事学术。
为了开阔学员视野，使学习同当时的时局动向相一致，刘伯承充分发挥瑞金根据地人杰地灵的优势，先后多次邀请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到红大做报告。
毛泽东、瞿秋白在红大做过讲演，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报告，使当年的受训学员印象至深，难以忘怀。
朱德主讲的《游击战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给讲活了，为军事课程提供了一个范例。
邓小平讲授《党的建设》，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初期党建的经验教训，提出如何在斗争中发展党、建设党的若干设想。
此外，王稼祥、贺昌、李廷弼等也都在红大讲过课。
拥有如此强大的教师阵容，学员的军事政治水平大有进步，这不能不影响到革命形势的发展。
红大的成就是全党全军共同努力的成果。
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部需要承担什么任务，恪守哪些职责，这是在红军建军初期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之一。
刘伯承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总参谋部工作方向费尽了心血。
刘伯承特意翻译了《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以满足当时初入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学习要求。
他在《译者前言》中，用精练的语言讲明有关司令部建设的要点：“军事技术是随生产技术发展而发展的，军队指挥则又随军事技术发展而复杂而专门化。”
首先是掌握唯物史观认识军队指挥的演进。
它分三个演进时期：第一，司令时期。
指挥机关的组织非常简单。
如法国拿破仑时代。
第二，指挥时期，有了指挥作战之机关的司令部。
如德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是司令部的开创者。
他对“第三，组织战斗时期”所进行的充分而扼要的讲解，是全文主旨所在。
刘伯承写道：“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主任——参谋长就是首长第一助手和代理人。
因此，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阴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
针对不够正确的认识，他做了下面的解释：“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习于司令时期的指挥方式，以为有了司令部就会剥夺首长的权力而要复其名为‘参谋部’；或者以为司令部人员就是古代的‘策士’，只须在主公面前‘献计’，就完了事”。
怎样组织战斗以履行司令机关的职责呢？从刘伯承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中，可以找到答案。
1933年2月，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进”的战略，企图围歼红军于建（宁）、黎（川）、泰（宁）地区。
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示下，主持起草了作战计划，决定采取前三次反“围剿”中成功的“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这个计划的思路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正确可行的。
但是中央局的领导人指责作战计划为“纯粹防御战线”，是“游击主义”，“第四次反‘围剿’决不要重复去年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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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5）
他们无视此时敌我力量对比的过于悬殊，提出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要敢于勇猛地攻击敌人所占领的城镇，威胁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调动敌人，破坏其进攻部署。
刘伯承深知这是莫大的失策，他再三向中央局申明。
中央局2月4日决定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
周恩来支持刘伯承，不主张打南丰，并且指出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围攻，三损失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
但中央局决议已下，他们只好部署攻南丰。
作为党所领导的军事干部，刘伯承等不得不执行中央局的决定，但是思想上已做好准备：力求减少损失，争取用实例说服中央局领导，回到早已证明是成功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上来。
红军强攻南丰，攻了一天没攻下来，部队伤亡很大。
此时，敌人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收拢，南城、宜黄的敌人同时迅速向南丰增援，红军即将腹背受敌。
情况紧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研究后，当机立断，改大部队强攻南丰为小部队佯攻，主力撤向南丰、理塔圩一线山区，待机歼敌。
之后，又派出一支部队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吸引敌人追击。
红军主力开始迅速南移，隐蔽在东韶、南团、吴村等地山中。
当敌人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分三路向广昌推进时，东西两路暴露在红军面前。
敌第五十二师进入了红军左翼部队在黄陂、蛟河一带的伏击圈。
红军突然出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全部就歼，敌师长李明重伤后被俘。
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右翼部队在霍源附近山区紧紧围住，大部就歼，敌师长陈时骥又被俘。
这次黄陂战斗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受重创的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改变原来的三个纵队推进为前、后两个纵队，向广昌大举进犯。
我方准确地掌握敌军动向，当敌后纵队集中在东陂、黄陂一带，前纵队向新丰前进时，红军又以优势兵力，对敌第十一师、第九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实行大包围，歼灭了全部敌人，再取得东陂、黄陂战斗的胜利。
这样，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
刘伯承带领作战局长张云逸、情报局长曾希圣等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随军行动，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蒋介石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耻辱”，“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敌总指挥陈诚发出哀鸣：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又是无期徒刑。
蒋介石得知后，将其臭骂了一顿。
刘伯承特别重视每一个战役、战斗的经验，第四次反“围剿”发扬了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就并有所发展，为了把胜利的经验加以总结，概括综合为条例化、理论化，他摘译了多篇具有针对性的军事论文，从多角度来阐述机动战略战术的军事理论的正确性。
尤其是他由苏联的《我们的战术原则》一书摘译出《机动的要义》精粹部分，以及他写的《译者前言》更是包涵指导性。
刘伯承首先引证了原文的核心思想三条，其中有“机动的目的在包围或迂回敌人的翼侧，若不能如此时，才对之突破”等要义，然后他明确地纠正指挥员对机动战的误解，他写道：“有些同志对上述的机动要义还是‘囫囵吞枣’地了解，甚至有误解为‘临机应变’或‘机断专行’者。
同样，在实际战斗中也发生有以下不合机动要求的现象：其一，不知机动要找敌人的弱点而以主力突击之，乃单是勇往直前去单攻敌人的正面，常演成对抗状况，或攻而得势，既不扩张战果更不防备敌人的反机动。
这样当然不容易取得廉价的胜利，间或遭受到不需要的损害。
其二，不知机动要选定主要方向，在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去突击敌人，乃单凭主观的诱敌深入，到处分散兵力，一发觉有不合之处，就随便调动部队，牵弄兵力，使其不能适时参加战斗；或在扩张战果之际，又感觉到本身的损害，停止追击，甚至退出战斗，轻易放弃了消灭敌人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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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6）
一共400字，他指出了两个误解。
他在这篇《前言》最后说：“还望同志们参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去灵活运用。”
刘伯承常爱讲“不可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意指应该集中兵力于敌人的弱点。
他反对“牛抵角战术”，很明显是在倡导机动战。
的的确确，刘伯承为了使机动战思想普及，他做了不少有效的工作。
刘伯承关心红军建设，为了体现这支人民军队的本质，他纠正旧式军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称呼。
从贯彻官兵平等的原则精神出发，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
当时营级政治工作干部没有恰当的称呼，刘伯承建议以“政治教导员”命名，这样可同连政治指导员相联结，原红九军团政治委员蔡树藩，在庆贺刘伯承50岁寿辰一文中说：刘伯承当年的这件事，给他留下了莫大的好感。
刘伯承首订职务新称呼一直传到今天，足见他为军队建设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怀念。
同李德抗争经过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扩大到8万余人，赤卫队等民兵武装也有很大发展。
而国民党方面，在1933年5月开始，又策划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指挥这次大规模（调集了67个师又9个旅）的“围剿”，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压缩革命根据地，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求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却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在闽西北和抚河、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由此加重了局势的危险性。
9月2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时，受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已经来到中央苏区。
临时中央把军事指挥大权几乎完全交给了这位德国军事专家。
军委集体领导的好制度被取消了。
李德不懂得中国国情，也不想了解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他攻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
10月中旬，在李德的住处，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和朱德上前线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
毛泽东和刘伯承再三说明：当前敌人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企图以持久战和堡垒战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以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
针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应该采取我们一贯的游击运动战的战术。
硬碰硬，非要吃大亏不可。
但是，博古（秦邦宪）和李德等人坚持认为：我们现在一定要摆脱过时的老一套，重新推行一套“新原则”，还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
他们主张要分兵把守根据地大门，要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绝不丧失一寸土地”，李德甚至提出：我们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要敢于和敌人打阵地战，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
不幸，李德的主张被临时中央所采纳。
在实战中，红军战士和群众英勇奋战，损失惨重。
可是重大牺牲并没有阻止住敌人，根据地一天天缩小，部队一天天减员。
刘伯承找到李德，要求立即改变作战方针，他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停止目前这种消耗的战术，不立即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那我们的根据地将会丢掉，我们的红军将会拼光！李德非但听不进去，反而对刘伯承产生不满情绪，他多次向博古建议，应该撤掉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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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7）
由于红军指战员的奋战，虽然也取得了诸如洵口战斗歼敌一个师那样的胜利，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严重的形势。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集中11个师的兵力，沿抚河两岸向广昌进攻。
李德等人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的情况，调集主力九个师保卫广昌。
红军经18天苦战，虽给敌军以重大杀伤，但广昌最终失守。
红军辗转战斗在堡垒之间，粮食、弹药等物资紧缺，部队思想也出现混乱。
对此，刘伯承十分气愤，他再次找到李德，提出必须改变这种“分兵把口”、“全线抵御”的战略。
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
李德非但不听劝告，而且当面训斥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