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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声誉也使曹彬的家族一直十分显赫。曹彬的女儿是真宗嫔妃，其孙女被选为仁宗皇后，英宗时为皇太后，神宗即位，又尊为太皇太后。曹彬的长子官至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曹门之中其他任节度使、宰执，乃至封王者也有多人，其家族名望一直隆盛于整个北宋。显然，世代显赫也是曹彬在宋朝始终享有崇高声望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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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仲淹与滕子京
范仲淹是一位圣贤级的人物，不信听听宋代的一些名人是如何评价他的：
欧阳修说范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苏轼是范仲淹的粉丝，他说范公的功德“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苏轼从8岁时就开始崇拜范仲淹，55岁时还是崇拜。一生交游无数的苏轼偏偏没有结识范仲淹，“以为平生之恨”。
王安石评价范仲淹：“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硕人今亡，邦国之忧。”
司马光则赞美范仲淹：“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未哲，固有良史直书，海内公说，亘亿万世，不可磨灭。”
中国人大多背诵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开篇就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的朋友滕子京被贬官到了岳州，巴陵郡是岳州的旧称。范仲淹说滕子京来到岳州之后，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仅一年时间岳州就变得“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了。理政之余，滕子京又重修了岳阳楼，将古今的诗赋镌刻在岳阳楼上，然后写信请求范仲淹为重修岳阳楼一事写一篇文章来纪念。
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时，在京城结识了同榜的滕子京（名宗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滕子京是位非常有才能和理想的官员，性格豪纵，不拘小节，范仲淹对他既欣赏又有几分担心。而范仲淹是个非常有忧患意识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既是他的豪言壮语，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这时范仲淹开始忧虑了。
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已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时，良田庐舍被淹，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范仲淹本来不过是个负责收盐税的官员，这件事本来不属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但他积极上书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建议尽快修复海堤。张纶十分重视，奏请朝廷任命范仲淹为灾区中心的兴化县县令，主持整个修复工程。
1024年，范仲淹率领通、楚、泰、海四州兵工、民夫四万余人，开始施工。这时滕子京正任泰州从事，为了帮助范仲淹，他也来到施工现场督工，出了不少力。
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长达150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场。2600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当地人民为了纪念张纶与范仲淹的功绩，为张纶修建了祠堂，而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
海堤尚未完工，范仲淹的母亲去世，范仲淹到应天府（南京）丁忧服丧。不久范仲淹认识了知应天府的晏殊，便被晏殊请去主持应天府学。应天府学是范仲淹年少时苦读过的地方，有很深的感情，因此欣然应允。
不久范仲淹的忧虑症又犯了，竟在丁忧期间越级上书朝廷，要求进行行政改革。不过还好这次他得到了宰相王曾的赏识，1028年，晏殊调回京城任御史中丞，这时宰相王曾提议晏殊推荐范仲淹到朝廷当官。于是在晏殊的推荐下，范仲淹当了秘阁校理，也就是皇家图书馆负责整理图书的官员，由此获得了直接接触皇帝、议论朝政的机会。而范仲淹也趁此机会，把好友滕子京调到了京城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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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仲淹与吕夷简
范仲淹第一次在朝廷当官时正值天圣年间。
“天”拆开就是“二人”，因此“天圣”就是两个圣人，一个圣人是指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另一个圣人仁宗皇帝便成了刘太后的傀儡。
天圣六年（1028），仁宗打算在冬至节率领群臣在会庆殿为刘太后上寿。范仲淹一听皇帝要跟大臣们一起向刘太后行跪拜之礼，忧虑的毛病犯了，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资格，上书给刘太后，称皇帝“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要尽孝道应该到宫中率领亲王皇族行家人之礼，否则就是“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
这份奏疏一上呈，晏殊就来批评他，屁大点官，越职言事，狂妄好出风头，闯出祸来，连他这个推荐人也受牵累。范仲淹一听，满腹委屈，竟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自辩，满嘴的大道理，弄得晏殊毫无办法。
可能是因为范仲淹的官太小，刘太后根本没有理睬他，冬至节上寿仪式照常举行。这时仁宗皇帝已将近20岁，早该亲政了，宰相王曾等大臣经常劝说太后撤帘还政，太后很不高兴。这一年夏天，京城开封突然电闪雷鸣，一团火光竟射入真宗皇帝构建的恢弘的玉清照应宫，大火烧了整整一夜，3600余间房屋成了一片瓦砾。刘太后乘机指责王曾管理不严，将他贬到青州（今山东潍坊）做了个知州。
范仲淹等人觉得刘太后实在有点不像话，不停地上书要求刘太后还政，太后对他们视若无物。范仲淹看不下去，干脆要求外调，于是去了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做了个通判（州级的副长官）。滕子京当时也跟着范仲淹上书言事，结果于天圣九年（1031）从大理寺被贬到了闽北邵武县。
两年之后，刘太后去世了，曾经上书劝太后还政的官员都得到了升迁，范仲淹和滕子京都被召回京城当了谏官。
这时仁宗皇帝因为不喜欢刘太后给他安排的郭皇后，转而宠爱尚美人。尚美人恃宠挑衅郭皇后，郭皇后暴跳如雷，伸手要打尚美人。仁宗皇帝前来劝架，不料郭皇后一巴掌打在仁宗脖子上。仁宗盛怒之下，便要废掉郭皇后，而此事又得到了宰相吕夷简等的支持。
消息一出，范仲淹忧心忡忡。他认为郭后并无大过，轻易废后，有违伦理，动摇政局，有损皇帝名誉，于是联合孔子四十五世孙孔道辅等人上书劝谏。不料吕夷简早有准备，在范仲淹等人找到皇帝上书之前，就将他们贬出京城，范仲淹被安排当了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
这是范仲淹与吕夷简第一次交手。
知睦州后，范仲淹又知苏州。在苏州范仲淹又是治水又是兴学，很有成绩。1035年，范仲淹又被调回朝廷，当了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吕夷简为了牵制范仲淹，又将他调任开封府尹。不料范仲淹不过一月就将号称“繁剧”的开封府治理得肃然有序，京城中甚至传出了“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歌谣，“希文”就是范仲淹的字。
开封府尹有的是精力来对付吕夷简。范仲淹看到吕夷简利用手中的人事权力培植私党，打压政敌，心中甚为忧虑，于是把京官晋升的情况绘制成一幅《百官图》献给皇帝，图中一一说明哪些人是按规章升迁的，哪些人是利用宰相私人关系提拔的。不久范仲淹又上了好几个奏疏抨击吕夷简，其中《推委臣下论》更是劝谏仁宗皇帝不能把人事权下放给宰相，不然会造成君权旁落，甚至改朝换代也不一定。
吕夷简得知开封府尹竟敢与自己这个当朝宰相如此作对，那还了得，直接指控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三条罪状，再次将其贬出京师，出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
范仲淹三次被贬，官当得够呛，但因与宰相吕夷简不屈不挠的斗争，得到朝中受吕夷简打击的官员们的同情和钦佩，无形中树立了一个政治派别，名望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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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军白发征夫泪
在知饶州之后，范仲淹又知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到了景祐五年（1038），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叛宋称帝，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不久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随即被调到西北前线。
还在唐朝时，聚居在夏州（今陕西横山西）的党项族曾出兵帮助唐朝*了黄巢起义，唐朝封其首领为定难军节度使，晋爵夏国公，赐姓李氏，成了中原王朝的一个藩镇。
宋朝建立后，党项李氏以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身份继续与宋保持藩镇臣属关系，并一再出兵帮宋进攻北汉。后来党项族内部分化了。宋太宗时，党项族的李继捧一支归附了宋朝，举族迁到了宋朝的京城。但他的族弟李继迁不愿内迁，在今天内蒙古地区号召部族，抗宋自立。
李继迁的军事分裂计划遭到宋军的挫败，结果归顺了辽朝，被辽封为夏国王。宋朝于是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重新授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派他镇守夏州，对付李继迁。
不料李继迁暗中通好李继捧，攻占了银、绥二州，然后一边让李继捧为他向宋朝请封讨赏，一边拉李继捧归附辽朝，最后干脆火并了李继捧。
这时真宗皇帝刚刚继位，无暇应付李继迁，便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恢复了党项族原来占据的地盘。
宋朝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之后，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也与宋朝签订了和平协定。真宗皇帝封李德明为西平王，李德明便把精力用于夺取吐蕃控制的西凉和回鹘控制的甘州（今甘肃张掖）。
等拿到甘州与凉州之后，李德明便制订建国的计划。不过计划还没成为现实，李德明便去世了。李德明之后，其子元昊又攻占了整个河西走廊，同时不断侵扰宋朝边境。到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宝元三年（1040）年初，元昊进逼延州，宋将刘平、石元孙等率军从庆州来援。元昊于三川口诈降伏击，大败刘平、石元孙军队，继而猛攻延州七日。知延州范雍束手无策，躲在城中祷告神佛。不料祷告奏效，天降大雪。元昊怕被风雪切断后路，匆忙撤兵而去，延州孤堡才未陷落。
三川口之败，震惊宋廷朝野。就在这时，范仲淹接到朝廷调令，出知陕西路永兴军，来到了西北前线。接着仁宗皇帝全面调整了西北战线的统帅，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泾州，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范仲淹赴任时，看到战后延州满目疮痍，心情沉重。时年52岁、头发已经花白的范仲淹于是填了一曲《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4、西夏闻之惊破胆
韩琦与范仲淹来到前线，在对夏战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韩琦认为，宋军拥有二十万重兵，兵力优势十分明显，不可能采取守势，何况物资消耗十分严重，战争一旦拖延必将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因此必须速战速决。
对于韩琦的战略，范仲淹十分忧心，立即上书朝廷，提出了与韩琦针锋相对的战略。范仲淹认为：
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宋军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将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的危险，因此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
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努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在西夏军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可使西夏军无隙可乘，锋芒受挫。西夏军如果穷兵黩武而无功而返，本国的经济就会十分贫乏，军队的斗志也会逐渐消失，到那时就可迫其讲和了。
范仲淹根据以上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战略。同时，在部将种世衡的建议下，范仲淹下令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古宽州故址上筑了一座青涧城。然后推广青涧城经验，在延州附近广泛修筑城寨，招还延州一带的流亡边民，修边寨，兴营田，募商贾，通贸易，使当地人民各安其业，发展生产，重整家园。
这些寨堡互为声援，使延州固若泰山。元昊几度觊觎，不敢下手，暗叹：“今小范老子（老子指知州，小范指范仲淹）腹中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
庆历元年（1041），面对韩琦与范仲淹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仁宗皇帝还没有最后的抉择，元昊已发动第二次进攻，举十万大军进军渭州。韩琦命任福、桑怿率部迎击，元昊诈败以诱敌深入，宋军追至好水川才知中计，但为时已晚。经过激战，宋军大败，任福、桑怿力战而死。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就在这时，范仲淹的老友滕子京也被调到了前线，出知泾州。
好水川之败使范仲淹防守与议和的策略逐渐清晰，但朝中反对议和之声仍很激烈。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兴兵，进攻镇戎军。知渭州王沿派葛怀敏迎敌，再中元昊诱敌深入之计，在定川砦为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宋军只得冒险突围，被元昊伏兵围歼，全军覆没。元昊乘胜回逼渭州城，王沿无兵可守，只得布疑兵阵、使空城计。幸好空城计得逞，元昊放弃攻打渭州，纵军大肆抢掠七百里而归。
西夏军在攻打渭州时，同时进攻距渭州仅一百二十里的泾州城。知州滕子京与老友范仲淹再次通力合作，滕子京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驰援泾州后，滕子京又极力为军队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
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砦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抚恤死者亲属，收服边疆部族民心。
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迫使宋仁宗放弃了进攻方针，采取范仲淹的防御策略。这时韩琦已经信服范仲淹，于是朝廷仍派两人负责西北防务。范仲淹便将自己在延州的经验推广到西北各路，在宋夏边境的冲要之地修城筑砦，构建牢固的军事据点，并训练当地亦兵亦民的乡兵、蕃兵和弓箭手对付西夏军队的侵扰。
范、韩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人心归服，名重一时。当时边塞上流传这样的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
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与此同时，恰如范仲淹所分析的那样，西夏境内由于长期用兵，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西夏国主元昊与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