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弗雷迪悄然无声地以最快的速度溜进我的车里。与此同时，我的司机坐到了他的驾驶座上。两辆车关上前灯，驶离这一秘密出口，重新摸上公路。地面摄影机或是空中交通管制飞机完全看不到这一幕。我和弗雷迪意识到这次行动大功告成时，兴奋不已。“这比搞政治有意思多了！”弗雷迪一副余兴未尽的样子。
因为可以超速行驶，我和弗雷迪在车上有足够的时间交谈。汽车沿着高速公路飞驰。我俩边开边聊。弗雷迪递给我一些材料。我还可以借此机会向弗雷迪面授机宜。下一个出口快到时，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在另一处停车场停下车，等我的司机开着弗雷迪的车追上来。弗雷迪再次把自己的车开走。不过这一把戏有个问题。除了我们外，玩弄这种招数的还大有人在。以后西德情报机构也开始加人了这一行列。还有数十个把东德人藏在车的行李箱偷偷带到西德的组织。我方反谍报机构再度对这条公路上的非法的出口和服务站高度重视起来，网越收越紧。我担心，高度警惕的东德反谍报人员迟早会察觉我与弗雷迪的会面。没法子，我只好改变初衷，要求有关部门在我或我手下的人与间谍接头时，暂时关上监测器。
这种办法实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怀疑，西德情报机构已经找到了一种监视我们的新对策。如果我方的监视器关闭10分钟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其中必然有诈。西德一侧的边防站就会随之加强戒备。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做法，宁肯冒点风险，也不再事先通知反谍报机构。我每次都做得滴水不漏，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的反谍报人员始终被蒙在鼓里。不仅见弗雷迪用此法，见波恩的另一位有价值的耳目也照此办理。这位名叫博尔姆的观点开明的政治家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议会的情报。
弗雷迪几年后因病去世。一次在过境高速公路上与我会面后，没两天即心脏病发作。他的体质恐怕再也承受不住极其繁忙的政治活动，大吃大喝的生活习惯以及与我们的秘密交往造成的重荷。尽管合作之初我们的关系疙疙瘩瘩，他从未流露出海意。他干这一行干上了瘾，为自己是个特殊人物感到十分惬意。作为诚实的雇主，我们总是为间谍的妻子准备好一笔抚恤金，即使她们事先并不知情。弗雷迪就从来没有向他的妻子透露过半点有关他与我们的事。为此我们只得派一个人把钱送给她，硬着头皮向她解释因为她丈夫生前曾为东德效过力。她是否怀疑过弗雷迪，我无从得知，但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平静。我从情报这一行学到的一点是：女人对自己丈夫的了解远比她们丈夫以为的要深。
柏林墙刚修起后的一段时间里，乡下的部分地段的边界仍有缝隙可钻。我不失时机地向西德赶派了一批搜集科技情报的间谍，其中有些人甚至未受过充分的训练。现在伪造身份更为困难。西德当局开始要求移民提供更多的证明身份和履历的详细材料。西德借助电脑更容易把移民提供的材料与其他国家或本国不同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做比较。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德刚想出对付我方渗透的办法，我们又有了新的对策。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较量。例如，我方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我们的人可以冒充死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人。可谁也无法担保一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哪天不会突然出现，戳穿我方间谍的假身份。随着西德反谍报机构逐渐扩大电脑联网并改进其功能，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最终我们放弃了这种冒险的做法。
与此同时，我还要穷于应付自己一方提出建立统一档案的人。我的顶头上司，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千方百计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份包括所有间谍情况的综合材料，但被我一口拒绝了。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我卸任那天。我可以骄傲地说，在我任职期间，整个情报局内没有一份关于所有间谍的材料。我严禁用卡片索引或电脑光盘储存所有情报活动的细节，而是另外建立了一套程序。只有掌握了3到5个关键细节后，才能确定一个间谍的身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在完全不了解其他细节的情况下单独核实。我们的确建立了数十万人的档案卡片，其中包括许多酉德人。他们中有联邦议会议员，企业巨头，盟军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每个处还保存有我方人员的卡片，一般最多不超过60到100人，包括间谍、信使、耳目等。每张卡片上记有化名、地址、工作范围和档案号码。这个号码是指装有某个间谍详尽材料的全套档案。每个处的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位可靠的高级军官保管。任何人想查阅档案都必须向这个保管人说明理由。战时或局势高度紧张时，保管卡片的军官负责把有关间谍的档案从国家安全部转移到临时的总指挥部内。
任何未经获准查阅这些卡片和档案的人为核对一个间谍的真实身份必须要在浩瀚的文件堆里查找。为了把一个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上号如此明目张胆地查阅文件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这些分散存放的档案都输入电脑光盘里，查找起来就会轻而易举，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的办法虽然麻烦点儿，可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批最重要的间谍的名字早已印在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自从我当初使用蜘蛛网模式理清战后德国现存的间谍网之间的关系后，每遇到新的间谍，只需记住名字即可，很少有时候会记不清一位间谍的真实身份或任务是什么。档案分散保管因此加强了我们的安全。遇到内部有人叛变时，叛逃的官员掌握的情况无非是他亲自经手的案子，外加从同事那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平时我们严厉告诫部下聊天时不要涉及自己的工作。可在一个大机关里这种事终归难免。
50年代，我们争取到许多出身贵族家庭的西德人为我们做事。他们中间，有些人为德国贵族阶层未能阻止希特勒上台感到内疚，想赎自己的罪。有些人战后感到失落。新的联邦德国甚至禁止他们沿用世袭的封号。许多人对阿登纳采取的反德亲美的立场深感不满。他们仍渴望参与国家事务。不少人似乎把与我们的合作视为某种秘密外交活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是叛徒。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被马克斯·海姆出卖。海姆是情报局二处负责搜集西德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情报的科长。柏林墙修建前两年，他叛逃到西德，和盘供出我方掌握的有关波恩政府内各党派的情况，并协助西德反谍报机构破获了我们的几个间谍。
冯·汉施泰因即其中一个。他曾利用自己在西德的显赫地位同各方面重要人士建立了联系。他的爷爷和爸爸均是着名的学者和作家。汉施泰因最初也想像前辈一样，当一个有绅士风度的学者。二次大战前，他靠写历史小说为生，小有名气。战争期间，他拒绝应征入伍，躲藏了起来，最后被苏联人俘虏。在俘虏营里，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以后他在德累斯顿定居，为共产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冯·汉施泰因夫妇奉命潜入西德前，把自己在德累斯顿的别墅和地皮无偿赠送给了国家。后来这幢房子转给了国家安全部。定居波恩后，他凭借自己人道主义的观点和家庭知名度很快在西德最大的一个人权组织里担任了领导职务。阿登纳负责安全事务的特别部长海因里希·克罗内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负责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部长莱麦尔均是他的朋友。他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社会民主党东德局的情报，并渗透到众多其他的反共组织里。被西德逮捕后，他被判了6年徒刑。虽身陷囹圄，他仍不肯闲着，发展了3名囚徒为我们工作。刑满释放后，冯·汉施泰因要求定居东德。1965年，他在东德病逝。
海姆出卖的另一个人是冯·埃普伯爵。他的父亲早在纳粹运动初期就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埃普想通过为我们做事洗刷自己家庭的耻辱。我对他的被捕当然感到痛心，但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这位伯爵当初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接受从事恐怖活动的任务。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将秘密情报搞到手的谨言慎行式的人。他听后大失所望。
1969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得的票数超过战后任何一次选举，从而为跃为执政党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前，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波恩政治风云的变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一个古怪的间谍，工业大亨波斯特。我跟投身东德情报工作的各种人都打过交道。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理想，有的是贪财。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波斯特这样感人，甚至可以说是正直的人。他长得短小精悍，精力充沛。我首先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俩交谈时，他只有一只眼睛看着我。另一只眼在战争的最后一天被一颗在他前面爆炸的手榴弹炸瞎。
我们是通过波斯特的表哥卡尔·博姆认识他的。他俩从小在纽伦堡市一起长大。童年时代，博姆在波斯特眼里俨然是一个大哥哥和生活的楷模。他跟表哥无话不说。纳粹上台后不久，博姆因为是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在达豪集中营关了6年。少不更事的波斯特不明白为什么把他崇敬的表哥从身边夺走，一直盼望表哥回来的那一天。父母多次向他暗示，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有时是回不来的。但他仍不死心。
博姆刑满出狱后，波斯特的父亲在自己门脸儿不大的照相馆里给他找了份工作。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勇气的举动。不过街坊四邻都知道波斯特的父亲是个埋头苦干的生意人，从不沾政治的边儿。30年代，照相馆的生意越做越大。战争爆发后，老波斯特的生意更加红火，为身着戎装的青年拍下一张张照片。这些照片往往是他们的妻子和亲人保存的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第二次大战期间，博姆因参加过共产党被编入最危险的罪犯大队。纳粹把他们认为思想上不可靠的士兵都编到这支部队里，派他们执行自杀性的任务。然而博姆大难不死。波俾特则在前线的一支防空部队里服役。战后两人重逢后，商定一起成立一家出版社。波斯特日后告诉我：“博姆向我讲述了他对一个新型的和平社会的憧憬。1945年后的日子里，社会上盛行虚伪之风。他却不怕受迫害，大胆陈述己见，我感到痛快极了。博姆的为人体现了表里如一的品质。”
战后，博姆继续公开地宣传共产主义。美国占领当局因此拒绝给这对兄弟发营业执照。博姆一怒之下，离开表弟，跑到东德。波斯特来到父亲的公司工作。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在他的领导下，公司规模10年内扩展了10倍。他用他的那部分公司利润分成买下了位于纽伦堡郊外的一家印刷厂，西德成立后，它成了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印刷厂之一。
博姆事业上也很成功，虽然是在另一个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会里。他在文化部管辖的东德印刷行业里担任文化出版局局长。该局里派驻有情报局的人，一至两名安全部出版处的官员。到底是博姆介绍他们认识波斯特的，还是像我当时听到的那样完全是巧遇，我不得而知。反正50年代中，这两位官员在莱比锡贸易展览会上结识了年轻的波斯特。与他交谈后发现，他理解东德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关切。我们的人于是建议他打入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向我们提供有关该党的情报。
这一下可惹恼了这位惯于独断专行的企业家。波斯特约见了表哥，并向他表示，他很乐于协助东德了解更多的西德政治情况，但不会当它的傀儡。说来也巧，我那年夏天在捷克的温泉疗养胜地卡尔斯巴德刚好遇到博姆。他在那儿正接受降血压的治疗。“我表弟个性很强，不会随波逐流，也受不了别人的指手画脚。可他想就两个德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交换看法。你干吗不直接找他谈谈？”他问我。
我第一次见波斯特是在博姆位于东柏林郊外的周末别墅。波斯特不客气地批评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现状。我试图向他解释，许多过火行为都是对付西德威胁的结果。他摇摇头，大不以为然，活像是视察一家经营不善的工厂的管理学咨询专家，指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人为的。从边界警察粗暴地对待外国旅游者，到造成经济一蹶不振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就拿那些糟糕的国营商店来说吧。如果交给我管，我可以让它们和我在西德的摄影店一样，买卖兴隆，财源滚滚。”
当时，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对待一切社会主义事物只看其光明的一面的水平上，对波斯特如此尖锐的批评感到很难接受。听着他不加掩饰地…一数落我们的种种失败和缺陷，我颇感恼火。然而在有些问题上，我不得不承认他讲的有道理，如我方宣传内容极端枯燥无味，而且以偏概全。
尽管波斯特对东德的弊端看得很透，他仍认为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它的福利制度和反法西斯传统比西德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他在自己的企业里推行劳资合营的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这种政治倾向。波斯特和我们的许多商人间谍一样富于幻想。一分钟前，他可以就是否向德国市场引进日本照相机和电器产品作出全面严谨的分析。他正是靠这一战略一跃成为百万富翁。转眼之间，他又沉湎在对一个更合理、更合乎正义的社会主义欧洲的幻想之中。
我对他日常的具体工作十分着迷，渴望从他这里更多地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对这一制度口诛笔伐，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它。而波斯特却想拉着我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许我这个社会主义者的躯体内有个资本家拼命想挣脱出来。而波斯特的情况正相反，一个社会主义者竭力想钻出一个资本家的躯体。反正我俩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友谊并不限于情报工作。
波斯特告诉我，他讨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军国主义色彩和信奉的那一套普鲁士价值观，实在做不到与这些人为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使他想起二次大战前保守的天主教中间党。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该党毫无作为。他最后加入了自由民主党，一个战后成立的政治上属于中间派的政党。企业家通常选择该党，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归宿。波斯特以自由民主党员的身份，利用各种关系探听西德重要人物的观点，如日后成为西德总统的瓦尔特·谢尔和自由民主党党魁蒙德。蒙德并没有怀疑波斯特是间谍，但知道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联系。有些社会知名人士严守一条微妙的界限：一般交往可以，替外国搞情报不行。
1963年，年迈的阿登纳终于被迫辞职。他的继任人维格·艾哈德邀蒙德入阁。蒙德这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主张他的小党与保守党人的政府组成联盟。我知道蒙德同情缓和的观点，于是劝说波斯特说服他的朋友加入政府。蒙德最终同意进入内阁，任德国事务部部长。我觉得他在这个位置上更易受到我们的影响。
我们绝对不会笨拙地直接请一位部长当我们的耳目。只要他与为我们提供情报的老友和同事无话不谈，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甚至还给蒙德起了个化名，叫埃尔克。东德垮台后，像这样载有某知名人士观点的档案上起有化名的情况造成极大的混乱。人们误认为，情报局档案里有某人的化名卡片就意味着此人自愿做我们的间谍。其实有不少人处于灰色地带，只被列入消息来源而已。我们不想过于强求他们，担心这样做反而会使他们意识到不能背叛祖国，从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