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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里，妇女在情报机构里的作用已超出了扮演善良的妓女或勾引者的角色。从前男人担任的要人秘书的工作已由她们取而代之。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她们自己也当上了政府部长，政治家的顾问或高级学者，成了国家机密的知情人。罗密欧式间谍的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手下的第一位罗密欧始于50年代初。他化名费利克斯，真名至今无人知晓。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时，我们定期派专人到下面各省去物色潜在的间谍人选，挑选方法跟东德物色体育人材的做法差不多。其实派去物色体育人材的人也属于国家安全部，只不过是另一个处。他们到小学操场上去选拔体操和其他项目的运动员幼苗。我自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罗密欧式间谍中，我们情报局挑选的罗密欧们名列前茅，完全不比选出的东德体育苗子逊色。
筛选过程极其严格。从党组织，大学或青年组织中选出的每100人中，经过我们对他们的背景和档案的研究，只有10个人参加面试。最终，10个人中也许只有1人被录用。
1952年春天，我和另一位高级官员一起来到德国东南部的一座小城市。费利克斯当时正在当地的一所大学里主修工程学。他是一个聪明认真的人。当我们透露了真实身份以及此行的目的时，他显得颇为惊讶，担心学业会就此中断，反应并不热情。当时我们急需派人潜入西德，于是向他解释说，当间谍日子过得并不坏，绝对比在国家机关的某个部门默默无闻地干一辈子要实惠得多。
像对所有新手一样，我们先派费利克斯出一次差，去汉堡，并且告诉他，这是一次紧急任务，不是训练。我们将通过这次任务考核他在压力下的应对能力。
他同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人接上头后，下一步应当去防波堤。等候在那儿的另一个人会把情报交给他。出发前，我们已教给他各种办法判断自己是否被盯梢。费利克斯仔细研究了示意图，上面标出了他有可能被监视的几个视角以及如何在人群中避开某些位置。当然，不管研究多少份示意图，也不敢保证没人监视。我们有些具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特工人员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没被盯梢，而实际上已在敌人监视之中而翻了船。干这一行的一条基本规则是，永远不要以为你没有受到监视，哪怕是最老练的间谍也是一样。
我们的这个学生一下火车就断定有人在跟踪他。他吓出一身冷汗，可怎么也甩不掉这条尾巴。不管走到哪儿，这个穿灰大衣的人始终形影不离。到了桥上时，他已感觉有整整一群穿灰大衣的人在后面盯梢。其实当时正值流行这种样式极一般的灰大衣。可他并没因此定下心来，还是觉得每一个穿灰大衣的人都是对方的特工人员。于是他向等候在桥上的接头人员做了一个事先商定好的警告暗号，并把腋下的报纸换成某个角度，表明中止这次接头。情报也没取成。
后来，费利克斯成了潜伏在波恩的一名出色间谍。提起他的第一次砸锅，仍常令我们捧腹。然而这件事在我考核新手试用阶段期间的表现时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不是每个间谍生来就是詹姆斯·邦德（美国电影《007》中的男主角）。紧要关头，只有经验丰富、谨慎小心、有条不紊的间谍才能做到处乱不惊，对面临的危险做出明智的判断。
费利克斯利用假证件在西德安下身，开始在一家生产洗发剂和美容产品的公司做推销员，这家公司的总部在科隆。我们希望他能设法打入位于科隆的西德反情报机构（俄邦宪法保卫局）。可他经常去波恩推销产品。我们于是很快将注意力转到当时由一名前纳粹分子汉斯·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战后他和许多人一样，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人士和阿登纳总理的心腹，也是喊叫得最凶的反共分子。
当时，来自阿登纳圈子内的情报质量极不令人满意。我们得不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线索，甚至连了解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必不可少的内部办公使用的电话簿都没有，更不用说关于电话簿上的人的情况了。为此，我们决定改派费利克斯打探总理办公室的秘密。至于一个四处推销洗发剂的业务员如何渗透到如此戒备森严的地方，无人知晓。但出于探听阿登纳虚实的需要，加上西德政府内部情报来源少得可怜，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让费利克斯试试运气。
费利克斯本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每天下班的时候混在离总理办公大楼最近的公共车站等车的人群里，看看是否能认识什么人。几次失败后，他终于认识了一位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黑发女秘书。我们给她起了个化名，叫诺尔马。他俩成了朋友，很快发展到热恋。费利克斯借此了解到总理办公室内的一些情况。
费利克斯与诺尔马的恋爱关系明朗后，他开始受到邀请，与她的其他同事一起打保龄球，或是参加她的办公室组织的游览莱茵河的活动。费利克斯运用他的南方人的魅力，或伴女士跳舞，或陪男士豪饮，成了聚会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诺尔马为自己交了这样一位男友而欣喜若狂。她长得一点不漂亮。对我们来说，她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然而，人事难料。费利克斯对她动了真情。
他俩开始同居。不过通常我们绝对不允许间谍结婚。他们的身份都是假的，一般是顶替死人或移居海外的人。在西德，申请结婚的人要向政府出示他们的出生及洗礼证明。诺尔马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对她的未婚夫的安全审查会格外严格。鉴于此，我们的大部分间谍不得不推托说，他们属于不想结婚的那种人，或是和原来的老婆尚未离婚，或编造些诸如此类的谎话。
我们的第一个罗密欧顺利地工作了几年。费利克斯从未向诺尔马吐露他的真实身份。那样他们的关系就会告吹，也许结果会更糟。一天，安插在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一名鼹鼠向我们通风报信：西德情报人员开始注意到诺尔马的男友，正在审查他的背景。事不宜迟，必须火速把费利克斯撤回东德！一天，诺尔马下班后，发现费利克斯已不辞而别。可怜的诺尔马对恋人不翼而飞一定痛不欲生。然而，面对要么营救一个间谍，要么挽救他俩的爱情的选择，我不能心慈手软。
我又一次扮演了一个善解人意的长辈。可怜的费利克斯返回东柏林后情绪低沉。一天晚上，我和他在郊外的一处隐蔽据点喝干了两瓶伏特加，听他向我倾诉衷肠。好在他虽然感情上痛苦不堪，大脑却没有停止运转。他向我透露了另一位女人的情况。她中等年纪，喜欢享受，在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工作。费利克斯觉得她有可能发展成我们的人。
他虽然讲不出什么道道，但凭着个人印象认为，假如有一个相貌英俊，举止潇洒的男人接近她，她也许会动心。当时正值50年代，战后女人多，男人少的现象十分严重。渴求男友的孤独的中年女秘书们尤其感到这一点。我们于是用自己一方的合格的单身汉填补了市场上的这一空白。
翻来覆去研究了几位候选人之后，我们最后选定了赫伯特·泽勒，化名阿斯托尔。他是一名业余飞机驾驶员，二次大战期间曾在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手下任参谋。被苏军俘虏后，在战俘营里改信共产主义。由于他曾是纳粹党员，又同凯塞林手下的旧部下藕断丝连，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他满心欢喜，以一个军人的干脆利索一口答应了我们要他打入西德的要求。
西德开始重整军备后，泽勒的几个朋友搬到了波恩。现在正是前军人在东德与西德对峙中作出最后选择的良机。派他回西德并不难，尤其是1953年的起义失败刚过去不久。人们通过这次事件看清，东德完全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许多原先举棋不定的东德人此后移居西德。
泽勒来到波恩，找到一份做房地产的工作，还参加了附近的飞行员俱乐部。许多热衷于周末猎奇的政府雇员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没过多久，他就认识了古德龙，即费利克斯提起的那位女秘书。古德龙是我们给她起的化名。很快我们如愿以偿。古德龙对交上泽勒这样的男友心满意足。泽勒没费多久也掌握了阿登纳与西德情报部门头子莱因哈德·格伦之间来往的备忘录经过古德龙之手这一情况。他欣然接受了这位女友。过了些日子，他向我们建议，他冒充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吸收她为我们工作。咋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的直觉是对的。古德龙认为苏联是一个世界大国，却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合法的民族国家。泽勒跟她讲述了他的战争经历；希特勒军队如何残暴以及当年从战俘营里的俄国文化军官那儿听来的有关俄德人民的传统友谊。
我们决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个偏远的度假地点吸收她为间谍。如果她不干，我们可以带泽勒迅速撤离。一般我们尽量避免在西德境内同一个西德人谈这种事。反谍报部门惯用的一招即跟踪可疑的敌方特务，并率先通知可能被发展的对象做好准备，然后偷拍下整个过程，用作逮捕敌方特务的物证。邀请潜在的发展对象去东德或其他地方与东德的高级情报官员会面还有一层用意，即最后考验一下发展对象是否真的愿意从此与我们风雨同舟。走到这一步时，无需多说什么，再迟钝的人也会明白这笔交易的性质。
这次我们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在昂贵的瑞士餐馆请古德龙吃饭。结果这一切拉古德龙下水的手腕证明都是多余的。她早已拿定主意，这次见我们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泽勒的口才一定不一般。不过我由此悟出，许多被她们所爱的男人发展成间谍的女人其实早就感觉到情人是敌方间谍，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正视这一现实罢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不敢对女秘书有可能对我们的人起疑心这一点掉以轻心。同时这还意味着，假如朱丽叶想洗手不干的话，罗密欧们必须有办法迅速安全地撤回东德。
可惜泽勒后来染上了严重的肺病，无法再干下去。我们把他招回东德，之后不久即病逝。我们又派其他的男间谍去勾引古德龙，但都失败了。有些女人对间谍工作本身着了迷。与情人共享一项机密使她们兴奋，同时有一种俩人之间亲密无间的感觉。对于这类女人，如果第一个情人出于安全原因销声匿迹，还可以派另一个男间谍建立新的关系。有的女人只爱一个。对于她们，我们毫无办法。古德龙就属于后一类。我们从来没有像外界谣传的那样，胁迫她们干下去。这样做的风险太大，她们悔恨交加中很可能会重新投入西德的怀抱，控诉我们逼迫她们当间谍，从而为西德提供攻击我们的上好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不无遗憾地斩断了同古德龙的联系。
然而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我们终于可以动手收拾格洛布克了。在我们的宣传攻势下，格洛布克1963年被迫辞职。这一行动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除去了一个敌视东德的顽固分子，又引起西德社会对众多的前纳粹分子在西德政府中任职现象的注意。
我对手下的罗密欧们发展的女间谍能提供一流的情报的信心与日俱增。不过这种手段使用得越频繁，被察觉的风险也就越大。肥皂泡迟早会破裂。但我没想到拖了这样久。直到1979年，事情才败露。西德驻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代表团的女秘书英格里德·加尔贝因替东德搜集情报而遭逮捕。西德新闻媒介将这起案件冠之为西德历史上最大的叛国案。实情是，加尔贝的确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但并非不可缺少。我们还有其他间谍。然而她是一位妇女这一点似乎让人想起了玛塔·哈利。“情人间谍”这个提法于是应运而生。报界对此兴致勃勃，连篇累犊地加以报道。
3月，各家新闻社报道了北约组织秘书处的成员乌泽尔·洛伦岑叛逃到东德的消息。北约的同事们看着她突然出现在东德的电视屏幕上，宣布要将自己掌握的北约秘密公布于众，一个个目瞪口呆。 洛伦岑在北约总部工作了12年，最后几年在作战部。在那儿可以接触到总部的各种计划文件以及处理危机时的详细计划。我们对她提供的有关形势分析室的工作方法的情报尤其感兴趣。涉及政治、军事和情报方面的所有报告均汇集到形势分析室进行分析。北约组织起草的最重要的评估报告……东西方势态研究也出自这里。
洛伦岑前脚叛逃，北约总部的一名比利时女秘书费雷特后脚也要求到东德寻求政治庇护。东德的领导人对这些叛逃事件得意洋洋，大吹大擂。我却为此极为恼火。这些女人在东德突然亮相固然可以满足东德领导人对外宣传的需要，但对情报部门来说却意味着情报来源的丧失。诚然，北约组织的雇员避难东德自然要比东德人跑到西德定居更令我们开心。然而，她们继续留在敌营中，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机密情报远比图一时的痛快重要的多。
1979年春天，我正在某地滑雪时，听说一个名叫赫夫斯的妇女和她丈夫双双被捕。她是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的一名秘书。知道她叫什么对我丝毫没有帮助。因为在总部我们只用间谍的化名，真名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知道。我不想冒险通过电话向东柏林查询她是我们的哪一个间谍，于是急忙赶回总部。路上一面收听西德电台的报道，一面猜测暴露的究竟是哪一个。
赫夫斯失踪一周后，各报头版头条又刊出波恩另外两位女秘书失踪的消息。英格·戈利亚特在沃纳·马克斯手下工作。后者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内一家研究外交、国防、欧洲事务和两个德国之间的政策的智囊库的头头。过去10年里，她一直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国防战略及冷战政策方面的文件。鉴于局势吃紧，我们决定将她撤回。第二天，《图片报》头版便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库尔特·比登科普夫的秘书也失踪了！比登科普夫是颇得人心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也是该党的副领袖。一张比登科普夫和他的笑容满面的助手布罗斯策的合影赫然跃入每个人的眼帘。接到撤离指示后，布罗斯策镇定自若，丝毫不露声色。分手时，她高高兴兴地朝自己的上司挥挥手说：“我去理个发。明儿见！”从此一去不复返。
各家报纸均称布罗斯策是一位“超一流秘书”。在打字和速写两项秘书专业比赛中，她总是名列前茅。她的良好素质不仅令比登科普夫和他的两位前任极为满意，对她从事的间谍工作也大有稗益。由于布罗斯策曾先后为三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工作过，时间跨度相当长，西德方面无法查明布罗斯策到底了解多少情况，造成了多大危害。一周后，财政部高级官员曼佛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