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夏，纪尧姆久病不愈后去世。我在柏林新建的马察恩墓地参加了他的葬礼。墓地周围是一群高层建筑，如今成了昂纳克梦想中的工人共和国的混凝土遗迹。简短的葬礼就要开始了。这时，大门被砰然撞开，一个人旋风般地走了进来。我转过身，希望进来的是克里斯特尔或皮埃尔，那个早熟的孩子。他所了解的父亲只是个假象。真正的父亲却是一个兼有双重身份的人。然而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隔阂已经铸成。间谍活动毁了不少人的生活，尤其是孩子。这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然而克里斯特尔和皮埃尔都没有露面。两人拒绝出席葬礼。旧日深深的创伤难以在纪尧姆去世前弥合。刚刚走进来的人是纪尧姆的第二个妻子埃尔克，我们挑选照顾他的那位女护士，也是他余生所爱的人。她默默地坐着，对人们好奇的目光视而不见，沉浸在对她所爱的那个人的回忆里。对她来说，他不是什么赫赫有名，抑或臭名昭着的大间谍纪尧姆，而是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一个眼看自己熟悉并为之献身的制度分崩离析，试图找回人生意义的老人。我和埃尔克一起走了出来，来到无人照看的墓地，看着棺木徐徐沉入穴中。按照共产党人的传统习惯，我将一支红玫瑰投入墓穴。
第十章 背叛这剂毒药
背信弃义绝非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常令我们失望。工作单位里，亲密的同事因为利害冲突或反目为仇，或暗射冷箭。这是生活中丑恶然而却是可以预料的一面。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背叛祖国是一种公民所不齿的行为，无论他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持何种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叛徒打过交道。他们背叛祖国的动机从崇高到卑鄙，前面讲述过的男男女女也不例外。他们或出于意识形态、经济或政治动机，或纯粹出于个人目的向外国出卖机密情报。
有一类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齿冷，特别值得研究。这就是身为一国谍报人员而向外国谍报机构出卖秘密的叛徒。有些人以为，干谍报这一行的人平时对同事就没有什么信义可言。一朝自己内部出了叛徒，也不会大惊小怪。其实不然。背叛对任何一国谍报机构来说都是一剂毒药。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却十分有限。
一个谍报机构的心理文化与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员为了某个宏大目标或出于一种认同感凝聚成一个整体，不管这种认同感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一旦他们中间出现缝隙，猜疑的毒水就会渗透进来。潜伏在敌国的间谍，即使自己的工作与叛逃者毫无关系，下次走近秘密投递点（秘密投递或接受信件、口信或微型胶卷的地点）时，或是通过收音机收听总部发来的密码指示时，也会心有余悸，战战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发生后，征募新成员也变得极为困难。
背叛事件对于谍报机构的头头来说后果同样严重。一旦出了事，谍报机构马上成了本国政治家注意的目标。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后引发的地震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完全陷入瘫痪。谍报机构的一员叛逃时，背叛的不仅仅是他认识的男男女女，而是这一谍报机构的所有成员。当然，有各种办法可以尽量缩小这种风险。比如，可以在单位内创造一种浓厚的战友般的气氛，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协作精神。要么是利用童年时结下的友谊，无论是源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还是小时侯在一起长大的经历。任何想叛逃的谍报人员会觉得这样做无异于背叛自己。中央情报局由大量来自美国东海岸各州的白人所主宰也好，英国谍报机构内的牛津和剑桥小圈子也好，苏联谍报机构内子承父业的现象也好，均是防范背叛的手段。
由于叛逃后果极其严重，稍有可疑迹象就要认真对待，绝不可掉以轻心。我从来没幻想过，我手下的人个个都不食人间烟火。不过我跟东欧国家的谍报机构打交道时认识到，谍报首脑极不情愿承认他们内部可能埋有定时炸弹。
社会主义各国的谍报机构中，彼此关系最难处的当属东德和波兰。不管波兰共产党人对莫斯科和它的盟国多么忠心耿耿，欧洲历史上波兰人对德国以及俄国强权的憎恶注定了两国关系不可能没有伤痕。我们与波兰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娴熟的谍报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一次，我从隐藏在西德谍报机构里的一名鼹鼠那儿获悉，波兰内政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向波恩驻华沙大使馆解码处的一位官员表示愿意为西德当间谍。我决定微服私访，亲自向波兰同事通报这一消息。波兰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什拉赫齐茨早就请我去波兰国家安全部专用的上西里西亚动物保护区共度周末，一起狩猎。我于是借此机会前往。我俩在夜幕的掩护下，躲在树丛中等待公野猪出现时，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最佳办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谍报机构的首脑一起设一个圈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工诱他到某地接头，然后把他当场抓获。
见到波兰反谍报首脑时，我才发现，什拉赫齐茨为了向我显示他多么重视这件事，还邀请了一些高级官员与会，协助我们制定具体方案。不消说，厨师多了反倒毁了一锅汤。我们设了一个圈套，然后在预先定好的接头地点……一家花店守株待兔。可他人未露面。下一次约会他又没有上钩。显然，波兰国家安全部内有人走漏了风声。后来听说这个怀有二心的波兰叛徒改投英国人。我无意从头到尾再走一遭，把这案子交给波兰人自己去处理了。
我从来没觉得，我们情报局固若金汤。通过早期的叛变事件我已经领悟到，我手下的人并不比其他谍报机构里的人圣洁。但我认为，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信仰具有极大的凝聚力。战后两个德国的谍报机构都面临一项艰巨任务：在其成员中树立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内部变节的风险。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谍报机构看做是文职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不像我们那样，培养谍报人员彼此以战友相待。考虑到谍报工作的危险，引入战友意识十分恰当。
每一次叛变都有前因后果，给人的教训也各不相同。对我打击最大的一次叛变发生在1979年。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欧洲紧张局势达到高峰。叛逃的人是情报局内最秘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处之………科技部下面B处的一名军官。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卡尔·马克思城与当地的谍报首脑开会。会议刚开始，就有电话找我。打电话的是我的一位副手。电话里明显可以听出他声音的紧张。“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废话都没有。我听后一怔，随口骂出一串儿脏话。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国的谍报首脑遇到这种事八成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头儿，还有更糟的呢，”电话另一端的人接着说。“保险柜打开了。有些文件已不见。而且边界特别通行证也他妈的没了。”他指的是每个处的工作人员需要去柏林主要边防站……弗里德里克大街边防站……办事时用的通行证。每个处只有一个。东德边防军允许持这一证件的人到该边防站西德那一边。
就在两天前，我还按老习惯在新年之初给我们局的负责官员讲了一次话。“同志们，我们要时刻牢记，敌人钻入我们的心脏才是最最致命的。”当时我这样讲不过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为震惊。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事发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们在科技领域落在西德后面，谍报工作再出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时对该部的工作特别关心。
询问边防军后才知道，使用这张通行证的时间是头一天晚上9点30分。等到有人觉察时，叛逃者早走了12个小时了。叛逃的时机是深思熟虑过的，一个冬天的假日周末。位于诺曼大街上的戒备森严的情报局总部里，工作人员忙成一团，急着查看B处人员的休假安排，然后一一给他们家里打电话，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个人是叛徒。
他们拟了一个可疑者名单。3小时后，我返回东柏林时，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负责核物理、化学和细菌学的第1分处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该处最精明强干的官员之一，为人随和，富于自信，叛逃前刚刚被任命为该处的党委第一书记。通常只有特别可靠的人才能担任这一职位。毫无疑问，施蒂勒的叛逃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严重的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从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那里刺探情报的马克斯·海姆少校叛逃，导致我们10余名间谍被捕。1961年，负责渗透西德境内的美国组织的官员沃尔特·格拉斯叛逃。我们的一些谍报活动为此夭折。两人均定居西德，不时应西德谍报机构的请求为他们出谋划策。）
情况十万火急。我们立即采取了一切应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内的间谍和耳目发出警报，指示他们果在家里，销毁一切对他们不利的文件。与此同时，我们局的分析员仔细核对档案，查明施蒂勒带走了哪些文件。这是一场比速度的竞赛。西德谍报机构动手捕人之前，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处境危险的人。
我们很快查明，施蒂勒带走了载有告密者名单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个科技部参考的关系名单、一些间谍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报摘要以及他们的化名。单凭这些，还不足以知道这些间谍和耳目的身份和工作地点。然而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通过这批材料更好地判断一些怀疑对象是否是我们的人。坦率地说，施蒂勒这家伙确实胆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准备。带走这批告密者的档案材料无疑是为了逃到西柏林后可以给对方献上一份见面礼。显然，他是铁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后处死的风险。这说明他要么早已被敌人收买，要么打算叛变投敌。
就在我觉得昏天黑地之时，专线电话机响了。另一端的米尔克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保险柜里装有他讲话稿和指示的几个纸箱也不见了。他平时讲话喋喋不休，不得要领。丢失这批材料无非是让人有点难堪，根本算不上什么天塌地陷的事。可部长大人不这么认为。他在热线上喋喋不休说个没完，不肯放下电话。“那些坏蛋都拿到关于我的什么材料了？”他翻来覆去地咆哮着。“真他妈的乱到家了！以后干脆邀请敌人出席我们的会议算了！你们这帮人真让我倒胃口！”
我真想对他吼上几句，可还是紧咬嘴唇，压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气耍惯了，我听任他把火发泄完。随后从另一处档案部门复印了一套他的讲话稿，派人送去。里面夹了一张便条：“随函附上落入敌手的您签署过的文件。”这使他有机会在我们的对手西德谍报机构兴高采烈地通过新闻界将这批材料公之于众之前有个思想准备。
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对我们的打击有多么沉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科技情报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占的分量。科技部成立于50年代，最初建制很小，主要负责追踪西德在核武器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几位西德高级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出于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忧虑转告我们说，西德境内正在建造的核电站中，燃烧剂和分离同位素的加工厂可以很快转于军事用途。
东德与西德之间已经在核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攻汗战。重整军备有可能延伸到生产核武器的任何苗头都令公众惶恐不安。跟踪西德暗中发展核技术的活动已经让我们忙个不停。它提取钚的技术突飞猛进。同时，战后西德新一代企业家加快了与一些暗中想成为核大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如巴西、阿根廷、利比亚、巴基斯坦和南非。
核技术在东德同样属于敏感问题。我国并没有在苏联的核能计划之外另起炉灶。战后，苏联严密控制了东德铀矿的生产，一直到1990年东德垮台，德国统一后才结束了这种控制。总部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部的AG公司名义上是一家德苏合资企业，其实是苏军控制下的一个独立王国。德方的经理、工程师和科学家均为苏军工作。所有其他的德苏联合企业均交还给了东德，惟独这家企业苏联一直不肯撒手。加上苏联人出于自己的军事需要掠夺东德的宝贵资源，开采铀矿因而在东德成为政治上最敏感的课题。
我国能源供应本来就很紧张，加之政府财政上又十分拮据，因此不时有人呼吁制定我们自己的核能发展计划。这一要求得到了诸如核科学家福克斯等人士的支持。福克斯因把西方制造原子弹的秘密透露给莫斯科而被英国人判刑坐牢。出狱后来到德累斯顿定居。福克斯认为，苏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耍滑头，用低价购买东德的铀。我感觉实际情况很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情报局于是夹在了中间，左右为难。一方面，我们将搞到手的大部分科技情报转给了苏联人。另一方面，东德的科学家又提出，只有我们自己大力发展科技，才有可能与西德竞争。东德领导人对不同类型的反应堆的评估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局的科技部为此亟待搞到这方面的情报。与此同时，又不能走露半点风声，让苏联人知道我们有这种想法。
我找到科技部主任魏贝格，请他指点一下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应从何处下手。此公是个十足的学者。国家安全部内大部分高级官员都是战前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一代共产党人，个个有着不平凡的经历。魏贝格在他们中间显得不是一路人。他惟一的政治经历就是作为一名酷爱自行车运动的选手参加过红色体育运动。机关里盛行的等级之风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他拒绝享受职务带来的种种特权，坚持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为此成了机关里中高级官员的笑柄。他们喜欢在自己的上司面前炫耀自己开的进口车，如德国的大众，法国的雪铁龙和美国的福特。
魏贝格非要把有关核电站的所有已知细节从头到尾讲个明白，不管我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平时各处处长向我汇报时都是简明扼要。可魏贝格惯于长篇大论地做报告。我只好洗耳恭听，上了一堂研究生水平的应用物理课。魏贝格力主采用西德正在建造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当时我们用的是苏联的核反应堆。魏贝格对这种类型的反应堆隐含的危险看得很清楚。“要建反应堆就得选最新型的，沃尔夫同志，”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指政治局），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东德的核能发展计划始终未上马。我们情报局得以松了一口气。主要原因是费用太昂贵。同时东德领导人也担心与莫斯科闹翻。这件事过去几年后，西德由于无法解决冷却钠的难题，也放弃了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技术。我上的那堂核科学速成课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是，我在莫斯科的同事中间出了点名，成了无所不通的人。既精通谍报工作，又懂科学。一次访问距伏尔加河畔列宁诞生地乌里扬诺夫斯克不远的核研究中心时，我借助从魏贝格那儿学到的知识，问了几个内行人问的问题。该中心的人向莫斯科的克格勃同事汇报时，对我掌握的关于这一课题的知识大为吃惊，称赞不已。
60年代中期，东德在技术革新这一更广阔的领域上明显落伍于西德。西德在研究和开发上投入数百万元的经费。而我国领导人除偶尔因一时兴起对某个偏爱的项目关怀一下外，对科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