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项目关怀一下外，对科技战线经费捉襟见肘的现象并不重视。有限的经费转用于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避免公众骚乱。
一次，我同牢骚满腹的科学界里的熟人交谈后，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们的间谍既然可以渗透到波恩政界和北约总部里面，为什么不能搞到工业机密呢？虽然搜集政治情报是我的拿手好戏，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科技部的潜力却越来越入迷。家里的人开玩笑说，童年时期我憧憬在苏联学习航空工程学的梦，现在终于有个机会圆了。我仍然订阅所有能订到的航空杂志，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
我看到，由于西方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技术，加上东德科学技术人员出国机会有限，我们在化学工程、微机械学、机械工程和光学领域的一批出色的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辛苦的结果等于重新发明轮子。我琢磨着，通过非法手段设法搞到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会对我们大有裨益。此外，如果我们能在减少本国工业部门的亏空方面助一臂之力的话，也许国家领导人会更重视我们谍报机构。
不用说，我们局当时这方面的人才远远不够。我与情报局的一些高级官员讨论了这一想法。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在科技专业的学生中间招一批人。施蒂勒就是首批加入国家安全部的学生之一。
当时他是莱比锡市卡尔·马克思大学里的一名成绩出色的物理专业学生。我们在当地的征聘人员看中了他。通过了当地政府的政审后，施蒂勒来到东柏林，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保证今后在国家安全部的岗位上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仿照年轻时读过的描写共产党人的惊险小说里的人物，选择了施塔尔曼这个化名，德语里意为“铁人”。我以前的上司用的也是这个化名。签名的笔迹未干，他与两位负责他的官员已干了一杯科涅克上等白兰地。
施蒂勒是个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沉着的眼神中透出一股精明劲。我没有跟他这样级别的人亲自打过交道。不过他后来常吹嘘说，他认识我。就他的性格而言，他属于那种工于心计的人，而不是我们用的另一种有坚定信仰的人。施蒂勒被分配到科技部第1分处。该处负责跟踪西德的原子弹研究进展情况并监视在西德部署的所有新式武器系统。 施蒂勒叛逃前，手下掌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10余名告密人以及7名西德间谍，其中包括在巴黎工作的原子物理学家多贝廷。《注》、在位干卡尔斯鲁厄的核研究中心工作的高级研究员菲勒、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经理以及在汉诺威的核工业部门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由于施蒂勒的叛变，西德还破获了在哥廷根大学任原子研究部主任的豪费教授。他是克格勃发展的人，但由我们在东柏林控制。
除了重点搜集最新核技术外，科技部还扩大了搜集工业情报的范围，设法了解西德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业的情况并寻找愿意绕过西方禁令与我们做生意的商人。这方面我们干得最出色的间谍之一是阿诺德，化名施托姆。年轻时即被派往西德，奉命长期潜伏。如今他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德分公司已身居要职，利用工作之便将公司内部有关新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的资料递送给我们。阿诺德这个人有点让人琢磨不透。政治上他早与我们拉开距离。我们给他的钱，他也不收，但出于对东德感情上的依恋继续向我们提供情报。
有关计算机的研究成果对东德尤其宝贵。罗博特罗恩是东德引以为豪的世界一流微电子公司。然而我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或日本。罗博特罗思不至于被甩在后面的惟一办法是获取西方禁止出售给我们的技术和软件。罗博特罗恩基本仿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组成，主要依赖窃取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技术成果，差不多成了它的一家非法分公司。 由于工作成绩出色，施蒂勒很快被晋升为大尉。他决定叛逃时仕途正看好。据我所知，他叛逃完全是为了追求西德更舒适的生活。他跟老婆已离婚，有一个在东德当服务员的情人，叫黑尔佳。她有一个哥哥在西德。施蒂勒通过她哥哥与西德谍报机构接上了头，时间大概是70年代中期。他与西德谍报机构做了一笔交易：他向西德提供科技部的情报。西德付给他高额酬劳，并最终允许他定居西德。潜在的叛逃者一般都会采取这种交易方式。问题是，一旦敌方谍报机构诱使对方人员下水后，它更希望新发展的间谍留在原地，从敌人的心脏提供宝贵的情报，而不是逃到自己这一边来。叛徒当然不这样想。尤其是日久天长，他暴露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结果通常是一场意志上的较量。交易的每一方都试图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
施蒂勒背运的时候到了。1978年，负责肃清国内敌特的东德反谍报机构……发现了他寄到西德某处的一封密码信。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西德外国情报局的秘密地点。反谍报机构的首脑无法破译这封信的密码，也查不出发信人是谁。他下令今后对发自同一邮政编区的所有信件一律进行检查。果然，几个月后，又截获了一封发往同一地点的电报。这一次我们的反谍报机构成功地破译了密码。电报说：一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笔迹辨认专家判定电报出自一个女人之手。事后得知，这次是黑尔佳替施蒂勒转告负责他的酉德谍报官员，他无法递交一批微型胶卷。
如果施蒂勒不跑的话，本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对他产生怀疑。只有一次，反谍报机构的人碰巧看到他和一个陌生人会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与他自已汇报的和已知关系接头的时间地点对不上号。有关部门对此并没有做出什么结论。1976年，由于西德对我们潜伏的间谍突然收网，我下令除最必要的活动外，所有在西德的活动一律暂停。我们开始限制施蒂勒去西柏林，但仍允许他去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与他负责的一位西德耳目会面。他借此机会偷偷通知西德外国情报局，我们利用计算机分析法加上暗中监视已逮捕了他们打入东德军队里的几个间谍。
1978年底，施蒂勒已是惊弓之鸟，担心自己随时会暴露。后来我才发现，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可惜为时已晚。他与西德外国情报局摊了牌。西德方面最后同意他叛逃，并保证安排好他在西德的生活。不知是成心还是疏忽（西德情报局的马大哈作风无论在我们圈子内还是在中央情报局都是出了名的），西德给他的伪造证件粗劣得根本没法用。施蒂勒决定持科技部的边境特别通行证自己逃出东德。
每个处的这张特别通行证由该处处长亲自保管，任何需要去弗里德里希大街边防站办事的人每次使用时都要签字。弗里德里希大街边防站是东西德之间在柏林的主要过境点，也是谍报活动最猖獗的地方。迷宫般的一条条走廊两侧是一排排的锁柜（投递情报的绝好地方）。严格地说，该边防站位于东德、实际上它却划分为东德和西德管的两部分，中间由巡逻的边防军隔开。任何在该站西德一侧坐上火车的东德人仍然可以被东德当局逮捕归案。
科技部的人曾抱怨说，每回领特别通行证去弗里德里希边防站办事时都要签字的规定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和侮辱。我心想，你们愿意这么想我也没法子。可事儿还得这么办。科技部主任为了省事，把这张神奇的通行证交给自己的秘书保管，由她登记用卡或还卡人的姓名。每天都要检查当天用卡的情况。不过如果是一位她熟识和信任的官员找她要卡，她会爽快地把卡给他，好像它只是一把卫生间的钥匙。
反正施蒂勒凭着自己的狡黠和训练有素的逃生本能逃出了东德。他没用西德为他准备的质量低劣的伪造证件，而是打开了科技部的保险柜，窃走特别通行证和该部一批最有价值的文件，作为献给西德的礼物。他还假造了一张科技部的公函，指示他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那一侧，把一个小匣子存放在其中的一个出租锁柜里。对于那天晚上该边防站检查来往东德人的值班官员来说，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施蒂勒过去因执行类似公务曾数十次往返此站。
我查阅了这一事件的调查报告。灾难降临的那天晚上，施蒂勒与这位官员就恶劣的天气开了几句玩笑。为了转移该官员的注意力，施蒂勒开玩笑说：“没准儿我会申请调到你们这儿来。你们整天躲在暖和的小窝里，这活儿倒真不错。”边防官员翻了翻施蒂勒递上的材料：一张盖有“绝密”戳子的公函，单位出入证，特别通行证和护照。看到施蒂勒把所有材料一应俱全地准备好，他不再细看。这个叛徒于是穿过两道金属门走到西德那一边。两道门关门时间相隔8秒。倘若这位边防官员突然改变主意，觉得还是应该核对一下所有文件上的戳子是否吻合，仍有足够的时间按下一个锁门钮。可他脑子里根本没动这根筋。
施蒂勒平静地穿过金属门，来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一侧的站台上。他知道这里始终有东德的反谍报人员徘徊，于是佯装走向出租锁柜。听到火车进站的轰隆声时，他疾步走回站台，就在车门上方红灯闪烁，提醒乘客“车门马上就要关上，请赶快上车”的一刹那，闪进车厢里。火车恍当此当地在东德境内走完最后10分钟的路程期间，施蒂勒一定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那时他仍处在东德的捕捉范围内。火车在西德境内的第一站，破旧的莱尔特站停靠后，施蒂勒知道他自由了。
他又坐了几站才下车。换了几次车后，下车直奔最近的警察局。这里是赖尼肯多夫市的郊区，住的都是些中下阶层的人。施蒂勒彬彬有礼地向值夜班的警察道声：“晚上好！”接着自我介绍说：“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军官，刚从东柏林叛逃过来。请通知普拉赫（西德谍报机构所在地）。”值班警察平时见惯了喝醉酒的卡车司机、打架斗殴者或盗车嫌疑犯，听了眼前这位衣冠楚楚的小伙子这番话，不禁大惊失色。
当天晚上，施蒂勒就被送往普拉赫。我真想变成一只小飞虫钉在墙上，目睹他怎么当着西德人的面打开塞得满满的公文箱。那里面全是从科技部保险柜里窃出的文件。惟一让我聊以自慰的是，尽管施蒂勒能量不小，他终究不过是一个中级官员。借助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保密制度可以断定，除了直接归他掌管的7个间谍外，他并不知道其他间谍的身份。然而他从保险柜里带走的文件会给西德反谍报机构提供一些线索，危及另外的20到25名间谍。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将这些人除名。
眼下当务之急是通知与施蒂勒接头的耳目和间谍。核反应堆专家科珀和妻子危急关头镇定自若，得以脱险。警察来到他位于汉堡市的家，敲门问他是不是科珀时，他告诉警察敲错门了，那位先生住在楼上两层。他和妻子随后抓起几件衣服溜出家门直奔波恩，躲进苏联大使馆。苏联人后来把夫妇两人偷偷送出西德。西德反谍报人员接着遇到一件令他们困惑的事。科珀是个铁路迷，平时收集了10余个国家的大量火车时刻表。更麻烦的是，他家里的地上还有长长的一列火车模型。西德特工不厌其烦地把火车车厢…一拆开检查，看是否能从中得到什么线索，但一无所获。日后，为了奖励我们这位暴露了身份的间谍，我吩咐手下的人在西德拍卖这列火车模型时将其买下，寄给科珀（米尔克听说后吃惊不已，认为表达这种哥们义气毫无必要）。科珀在他面积小得多的东柏林新家里重新装好这列小火车。新家虽小，日子过得却很舒心。
施蒂勒负责联系的另一位耳目，在卡尔斯鲁厄核反应堆工作的菲勒的遭遇更加惊险。他接到我们打来的报警电话时，已在家中被捕。车到警察局后，几个警察押他从停车场去警察局的路上，其中一人在结了冰的路上滑了一跤，头重重地磕到地上。菲勒撒腿就跑，甩掉了尾随在后的另一个警察，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威斯巴登市内的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苏联人随后把他送到东柏林。菲勒过不惯东德的生活。两年后，他设法与西德的反谍报机构接上了头，在他们的协助下又一次逃回西德。撤回的间谍如果日子过得不开心，我们一般都知道，也会猜到他可能想再次逃回西德。但在菲勒一事上，我们决定让他走好了。他回到东德的时间不长，西德从他身上反正榨不出多少油水。可在这种事上谁也无法保证会受到宽大处理。施蒂勒手下的另一位间谍，在汉诺威一家核研究中心里工作的地球物理学家劳法伊森接到我们通知后逃到东柏林。1981年，他想再次逃回西德，在匈牙利边境试图进入奥地利时被捕。这一次上面指示要拿他开刀，杀一儆百。虽然他曾是东德的间谍，却因在东德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无期徒刑。
我觉得很对不起劳法伊森。他为我们情报局效力长达20年之久。我试过把他交换给西德或是减免他的刑期，但没有成功。1987年，他在狱中病逝，成了施蒂勒叛逃一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变幻无常的司法制度的牺牲品。施蒂勒叛逃后，我方渴望复仇的愿望极其强烈。结果本来应该由施蒂勒受的罪，劳法伊森代他受了。
由于施蒂勒的叛逃，我们的对手……西德谍报机构……还有一个无形然而却是极其重要的收获：终于知道了我长得什么模样。施蒂勒逃跑前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已达20年之久，但西德没有一个人搞到过我的照片。为此，我有了“隐面人”的美称。其实西德联邦情报局有我一张照片，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罢了。一次我去瑞典会见西德社会民主党内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耳目克雷默博士时，西德人趁我不备偷拍下了这张照片。为了在中立国领土上见克雷默，1978年夏天我来到瑞典。我们经常利用瑞典、芬兰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安排秘密见面。这次来瑞典一是为了见克雷默，二是想借机从总部溜出来，和妻子一道去外国换换环境。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见隐藏在北约总部内的一个间谍。
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为这次重要会晤保密上。也许是这一缘故，任务完成后，轮到见克雷默时，我们的警惕性有所放松。没想到这下害了克雷默。这些表面上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气氛。它们的反谍报机构好像也不那么过度热心。但我心里清楚，它们和西德是一家。我前往坐落在斯德哥尔摩西面的宏伟的格里普斯霍尔姆城堡与手下的人会合。定在这里碰头是因为我们可以不引人注目地融入游客的人流中。事后我想起曾注意到停车场有一对老年夫妇坐在车里。车子挂的是西德的牌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值得怀疑的地方。我继续去城堡见我手下的人。他们告诉我说，已安排好我在斯德哥尔摩见克雷默。
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未到。为了消磨时间，我一人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闲逛。一对情绪激动的夫妇，也许是匈牙利人，跑到我跟前比划着告诉我，有人偷偷拍我的照片。我心里沉了一下，可觉得此事与停车场的那对老年夫妇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干是仍按原定计划，在当地民主德国大使馆为来访官员准备的下榻之处会见了克雷默。 我们这次错就错在选择了从瑞典最北部的港口城市卡琅尔入境。根据我们一贯的谨慎做法，间谍避免直接从自己的国家去接头地点所在国见人。为此，我们先去芬兰，然后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