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77年被红色旅绑架的德国工业家汉斯·施莱尔遇害后，10处编造了施莱尔向红色旅交待内容的记录。不无讽刺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后，编造出这份供词的布雷默是最早向新闻媒体出卖他所掌握的秘密的人之一。
我的一些同事干起这种事来劲头十足，满脑子的点子。我内心深处觉得靠这种办法并不能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屈膝投降。我认为宣传战的主要用途在于搞臭一些顽固敌视东德的死硬分子。他们对政策和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在这场斗争中，报界大王施普林格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施普林格的帝国包括发行量极大的《图片报》和最受西德政界推崇的《世界报》。他本人强烈反对给予东德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认。直到80年代中，他拥有的报纸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词的德语字母缩写DDR上打上引号。施普林格借自己的报纸大肆攻击承认德国分治现状、促进实现两德之间商业正常化的各项条约。我国领导人渴望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以及伴随这种承认而来的贸易和外交上的往来，为此指示我们谍报机构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击西德敌对分子。
西德发行量极大的杂志《快捷》周刊和施普林格的报纸持同一腔调。不过这回我们极为走运。《快捷》的总编是冯·努许斯，就是当年我们设下假妓院圈套套住的记者介绍给我们的他的同事。50年代期间，他化名南特一直向我们提供有关波恩政治内幕的宝贵情报。60年代中，他逐渐停止为我们工作。努许斯愚蠢地以为这段历史从此可以石沉大海。（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为敌国谍报机构做过事的精明的西德人觉得谁也奈何不了他们。任何人只要与一个谍报机构沾上边，就甭想让它再忘掉你。它可以出于自己的需要随时抖出这段历史，直到你进棺材那一天为止。）
外国情报局一向为效命于东德的告密者严守秘密。这一次我们决定打破惯例，向外界透露这家恶毒攻击与东德签署的各项条约的杂志的总编本人就曾多年拿着东德的钱为东德做事。我们准备借调查一位名叫博斯的西德商人的死因捅出这一消息。博斯在波恩认识不少要人，访问东德期间死于一次车祸。他的确与东德的谍报机构有些来往。这次来东德还拜访了一些谍报官员。开车返回西德的途中，因路面湿滑，汽车失控而丧生。事故发生后，马上谣言四起，对这个与东德和西德有着神秘往来的玄妙人物的死因推测纷纷。他交往的人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中的一位助手维南德。其实博斯不过是死于意外的车祸。我们急于尽快证明这一点。原因之一是，倘若人们怀疑他死因不明，我们在西德的人以后就不敢再来东德寻求指示或递送情报。为此，我们特别邀请《明星》画刊派一人前来调查这次车祸，并允许他参与尸体解剖并参阅其全部有关资料。
我们利用《明星》画刊这位记者的东德之行略施小计，引起了他对努许斯的兴趣。做到这一点没费什么力气。一般持温和观点的《明星》画刊是《快捷》周刊的主要竞争对手。《明星》画刊果然不负我们所望，将此事曝光。努许斯被《快捷》解职。但《快捷》周刊指责《明星》画刊的报道不属实，与《明星》画刊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法院历时数载才做出了《明星》画刊胜诉的判决。这件事表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源于云诡波诡的谍报世界的争端有多么不易。
在德国，一个人的经历有时会有最稀奇古怪的结局。东德垮台后，国家安全部档案中有关努许斯背叛行为的详细材料公布于世。不久后的一天，我翻开一份报纸，一篇署名为努许斯的文章豁然跃入眼帘。此人一向善于见风使舵。如今又摇身一变，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和外国情报局方面的专家。
世界上任何一位谍报首脑都晓得，散布“假情报”的部门一旦运作起来就再也收不住，正所谓请菩萨容易送菩萨难。这些部门里的专家没有知足的时候，总想尝试更大胆的设想，编出更离奇的新闻。直至今日，我对主管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者处干的一件事仍感到无比内疚。该处并不归我管。在这件事上，参与此事的人受了莫斯科的怂恿。80年代初，由于担心东德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人会受到西德新纳粹分子的影响，该处模仿新纳粹分子粗俗不堪和歇斯底里的风格编写了挑衅性的宣传纳粹主义的材料，并将这些传单和小册子邮寄到西德。不出所料，西德人果然对此信以为真，再度陷入对纳粹分子的恐慌之中。西德联邦议会还就新纳粹分子一事进行了辩论。我觉得这场让人倒胃口的闹剧极其危险。想出这个主意的某些苏联人为了达到羞辱西德的目的恨不得让我们参与组织新纳粹分子的集会。
苏联阵营内的谍报机构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时刻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必须找出西方罪恶行径的证据以供我方对敌宣传用。冷战期间双方的宣传战披上了一层善恶之争的道德外衣，从而掩盖了冷战实则是一场技术和军事竞争的实质。为了争取铁幕两边的公众，双方拼命把对方说成是魔鬼。如此一来咱己则是替天行道，而对方却是无恶不作。 这种做法产生的一个最恶劣的后果是，一些谍报官员为了向总部证明他们对敌人进行了有利的反击，有时竟然弄虚作假。比如，苏联驻外使领馆里的谍报官员为了向总部表功，有时谎称，他们与某某间谍或耳目接头。其实这些人完全是杜撰出来的。 这种把戏在外国情报局内用不了多久就会露馅。情报局收到间谍和耳目递送的情报后，立即送交有关人员仔细加以分析。对来自各条渠道的一手情报比较对照时，这类胡编乱造极易露出马脚。相比之下，反谍报机构人员更容易弄虚作假。米尔克为了向苏联人和我国领导人表白，肃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西德特务全靠反谍报机构的努力，不停地给下面的人施加压力。1979年，这种局面终于引发了ASA事件。
有时候，叛逃到西德的东德军人发现那边的生活并不像电视里看到的那样轻松诱人，于是又跑回东德。这种人的日子很不好过。一方面，考虑到可以把这些人作为绝好的反面教员，给潜在的叛逃者敲敲警钟，东德允许他们返回。另一方面，政府却不再信任这批人。为了得到像样的住房和工作，他们不得不接受严厉的盘问，证明自己这一次决不会再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用不着懂弗洛伊德的学说即可看出，这批人此时极易受人摆布。
盘问他们的目的之一是想查明，西德谍报机构中征募特务的官员是否曾经找过他们。如果找过的话，又采取了什么方式对他们进行拉拢的。可惜安全部第9处在苏尔地区的分处（第9处负责审讯）什么也没问出来。当地谍报官员盘问过的人中，没几个人见过西德征募特务的官员。即使见过，也不过是一般官员，9处的头子觉得根本引不起东柏林总部的注意。
一天，两位中级官员汇报说，他们刚盘问过的一名东德叛逃军人供认自己被美国人收买。这比找到一个只为西德效力的人有吸引力多了。据这两位官员讲，此人在收容叛逃的东德人的营地接受了美国人的从事颠覆和破坏行动的训练。多年来，我们一直宣传西方密谋在东德境内搞破坏。现在这种宣传可算开花结果。此人还交待说，美国人称每个受过训的东德人为“特殊使命特工”，德语里简称ASA。
这个词本应立即引起人们的警觉。首先，它听上去德国味很浓，不像是美国人用的。说得具体一点，它很像是东德使用的那种没有档次的虚浮文体。返回的叛逃人员对审讯人员的暗示心领神会，明白他们的交待越有滋有味，越有可能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于是趋之若骛，纷纷坦白自己是ASA分子。柏林总部的9处以及它在各地的分处也先后加入到这场游戏中。波罗的海罗斯托克地区的9处人员甚至称一名ASA分子交待了有关一艘神秘的潜艇的情报。
米尔克听说后喜笑颜开。他一直警告说西方国家试图在东德内部兴风作浪，并主张对东德人民严加监视。现在终于得到了证实。一次米尔克在我陪同下与安德罗波夫会晤时炫耀说，他掌握了西方计划对东德搞破坏的重要情报，然后将一份有关美国一艘小型潜艇行踪的绝密文件交给了安德罗波夫。他警觉地瞥了我一眼，强调说，这份文件是他主管下的反谍报机构搞到的，与我们外国情报局无关。
谁也没敢问苏联人如何看待这份文件。因为这次会见后不久，东德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里的一位同事警告我说，马上会爆发一场丑闻。国防部里海洋及战略方面的专家分析过这份材料后指出，美国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有能力把一艘潜艇派到这名ASA人员声称他见到它的水域。随后，ASA分子交待的供词如多米诺骨牌纷纷不攻自破。发现这一切纯属虚构的不是反谍报机构内的调查人员，而是大名鼎鼎的律师福格尔。此事败露前，上面指派他担任不幸的ASA人员的辩护律师（这些叛逃人员因供认参与了所谓的ASA活动而得到宽大处理，但仍因叛逃罪受到审判）。福格尔仔细阅读了这些人的案卷后发现，大部分供词都是9处人员自己加进去的。更有甚者，9处的高级官员看来根本不相信有ASA这回事。然而面对下面人员的纷纷报喜，又为了取悦喜欢听到这类供词的反谍报机构总部里的上司，他们无力或不愿意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以致后来越演越烈。
米尔克闪电般地将9处处长解职，并指派专人调查此事。他在一次会议上严厉告诫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要奉公守法，始终尊重公民的权利，并呼吁加强对调查人员的监督。“供词不能取代独立取证，”他吼道。“我们决不能搞宁肯错捕一个，不使一人漏网那一套。”我们大家听后面面相觑。这话是从米尔克嘴里说出来的吗？不过他训完话后结尾的几句令我们放下了心。“同志们，敌人就是敌人。对他们决不能有丝毫怜悯。”至少我们知道米尔克精神没出毛病。
米尔克自己是否认识到ASA闹剧是他向部下施压的结果，我不得而知。9处在苏尔地区的所有高级官员均被悄悄撤换。不过应对此案负责的人中没有一个受到惩罚。显然，部长大人觉得还是不声张为好。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和平运动风起云涌。无论东德还是西德政府均面临巨大压力。原本对抗议活动不感兴趣的公民出于对核冲突的担心，反核情绪日益高涨。30万人涌到波恩，参加抗议北约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和平示威。西德国内的这类反核活动正中我们下怀，因为这会给北约决策人带来复杂的政治因素。西德的领导人面对这种政治压力常常十分恼火，转而指责我们煽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操纵和平运动。
事实上，西德境内的和平示威活动的确得到了东德的资助。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既要设法支持西欧的和平运动，把它作为反对华盛顿的宣传武器，又要竭力压制本国的和平团体，把它们的宣传斥为“意识形态上的旁门左道”，处境颇为尴尬。像在波恩和英国的格里纳姆一康芒举行的那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苏联阵营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过我们意识到，和平运动已在我们各自国家内生根，构成了对苏联势力的挑战。和平这一主题尤其令东德领导人坐卧不安。他们一向认为，和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1980年苏联在东德部署SS…20导弹后，当地东德居民忧心忡忡。对核导弹的共同憎恨开始使长期分割的东西德人民走到一起。和平课题还使人注意到东德社会中人民更广泛的不满情绪。教会的不少教士成了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躲在幕后出谋划策，打着反对核政策的幌子积极引导抗议活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仅如此，和平运动还把一批积极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内持不同政见者的知名文人学者推到了前台，如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和索尔仁尼琴一样被剥夺了国籍的东德着名歌手和诗人比尔曼、西德、诺贝尔文学获奖人海因里希·伯尔等。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局担心，人民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对共产党政权发难。西德和平运动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也令我头痛不已。自从1975年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人权协定后，东欧国家越来越难于拒绝这样的人入境。
作为熟悉西欧政治气候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我的任务是研究裁军运动对北约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探讨东德如何利用西方国家在这一牵动感情的问题上产生的裂隙。
西德经历了1968年的学潮后，一批与德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成立了德国和平同盟。这并非是我方精心策划的结果，至少成立之初不是。莫斯科与东柏林很乐于看到左翼积极分子成立这样的团体，然后静观其发展。连我也为这类团体宣传的观点在社会上如此迅速扎根感到惊奇。我在二份给下属的备忘录中写道：
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人的价值观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社会上的这部分人来说，个人的荣华富贵越来越不重要。关心人类的命运，声援正义事业并追求一种“同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同感”是指同属于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和理想截然不同的团体。
西德青年价值观的转变给我们发展间谍提供了新的机会。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决定不在和平运动内部发展间谍。干谍报这行，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如果人们发现反核抗议运动中的头面人物受了我们的利用，他们就会威信扫地，被追随者和公众视为苏联的小走卒。有几次我们确实试探过有可能为我们做事的人。如果他们同意，我们会建议他们今后避免过多地卷人反核运动。这样做还有一个明智的理由：主张裁军的公民常常受到本国反谍报机构的监视，看他们是否与可疑的人有来往。
在这场核威慑理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较量中，公众舆论如何看待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意图至关重要。我们的重点是反击美国人宣传的苏联威胁论。有一个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组织名叫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听上去简直自相矛盾。它不过是和平运动中一个小小的分支。别看它人数寥寥无几，对裁军问题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成立干1981年，其成员是因对北约的核理论不满而退役的陆海军将领。他们中包括：出身贵族，在波恩社交界和军界颇有影响的退休西德陆军少将冯·鲍迪辛公爵；英国的哈博特尔将军；美国海军上将马歇尔·李；法国海军将领桑吉奈蒂；荷兰的冯·迈恩费尔特将军；意大利的帕斯蒂将军和葡萄牙的戈麦斯将军。不久，新退休的西德精锐的第12坦克师师长巴斯蒂安将军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一位优秀的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俄国前线受过伤。战后曾任国防部顾问。被任命为第12坦克师师长前从上校一步步升至准将和少将。面对西德军队里旧疾复发的倾向以及周围高级军官逐渐流露出的对纳粹时代的怀旧情绪，巴斯蒂安将军忧虑万分，坚决反对美国在西德部署核武器。1980年他退役后，一心扑在和平运动上。私人生活方面，除了多年患病的妻子外，他还新结识了一位女友，叫凯利。凯利雍容大方，哪怕是最气势汹汹的鹰派人士受她魅力的感染也会耐心倾听她陈述更温和的政治观点。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