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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霍尔前，我们通过托伊费尔斯贝格里的几条内线多少知道一点该站的内部建制。它的成员包括美军第6912电子安全小组和英军的第26信号股。但我们对该站能接收多少讯号，以及这些讯号发自何方几乎一无所知。我OJ知道，该站是截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内电话通讯、东德空军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以及国家安全部来往电讯的中心。以后又发现，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我方使用的无线电密码。每天向党中央汇报国内国外政治形势时用的就是这种密码。可惜发现得太晚了。
主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政策的米塔格同我国核心经济和金融部门之间的通讯渠道也受到美国人的窃听。这好比是每天把东德最新的经济动态拱手送到美国人面前。西德人多次要求美国人允许他们接触这类情报，但屡次碰钉子。美国人不相信西德有能力确保这些高度机密的情报不落到我们手里。美国人的这一决定看来还是正确的。话说回来，倘若西德人可以直接看到送给米塔格的报告的话，再加上他们对两个德国之间贸易状况的了解，恐怕很早就会得出结论，东德经济上已经垮了。
有了霍尔这条内线后，我们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有关托伊费尔斯贝格的机密和绝密情报。霍尔和耶尔德勒姆都是贪得无厌的人。外国情报局第9处副处长艾希纳负责评估霍尔提供的情报，有时也直接向我汇报。我非常器重他的直觉和周密的思考。“这下可发了，”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只要此人小心谨慎，可以一直干下去。”霍尔为我们干的5年中，我们一共付给他10万美元，超过他的工资收入一倍还多。有段时间他提供的情报尤其丰富，一年就拿了3万。对我们来说，这笔数字相当庞大。不过同他向我国政府和莫斯科提供的价值连城的情报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在这期间，霍尔被提升为电子谍报分析处里的一个小头头。他提供的情报质量随之上升。1985年，他回美国接受进一步的培训，之后被派到驻扎在法兰克福的美国第5军军事谍报营工作，最后一直做到第5军内主管电子及讯号谍报工作的头头。
霍尔选在法兰克福的PX百货商场与耶尔德勒姆接头，以购物作掩护将一个装有文件的塑料袋交给他。耶尔德勒姆随后独自驾车来到霍尔在市内租的一小套公寓房子，把这批材料复印下来。有时要一直干到晚上。干完活后这个土耳其人开车返回柏林。霍尔再把文件放回原处。为了多赚钱，霍尔向我们提供的文件越来越多。由于数量太大，情报局的分析员处理不完，叫苦不迭。我这才建议把这批材料转给苏联人。这些材料中不仅有东德感兴趣的细节，还有大量对莫斯科更有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苏联人这批材料的来源。
由于这批文件涉及的大量技术细节超出了我们局分析员的能力，我们还请安全部无线电谍报与反谍报处处长予以协助。他后来得出的分析结果中包括了一条当时不为我们所知的重要情报，直接关系到军事部署。他发现，借助ELOKA电子战系统，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可以精确地知道华沙条约组织指挥部的位置以及东德与苏联之间的部队调动。换言之，尽管华沙条约组织的将军们竭力遮掩部队和武器装备的调动，可每次重要的调动都没有逃过托伊费尔斯贝格的眼睛，并立即传给华盛顿或布鲁塞尔。
我们从霍尔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包括一份“国家信号情报手册”。这份文件长达4000页，里面解释了如何使用“信号情报”手段搜集政治和军事情报。我们从中得知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认为自己在哪些领域不甚了解情况。了解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可以据此推断美国人会增加哪方面的活动，并采取相应的反措施。另一个重大成果是搞到了一份代号为“天蓬”的报告。里面列举了一旦爆发全面战争时，北约为破坏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指挥中心将采用的各种类型的电子战手段。而且详细说明了如何破坏苏联最高司令部向其武装部队下达命令时使用的高频通讯。我们把这一情报转给苏联人后，他们在通讯线路上安装了干扰装置并采取了其他的防范措施。
由于霍尔提供的情报数量太大，我们担心会引起怀疑，建议他悠着点干。有一回他一次就交给我们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谍报与安全指挥部的13份整套文件、指令和工作计划，还有美国今后10年准备研制的无线电谍报技术的详细方案。此外，霍尔还提供了里根宠爱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星球大战计划的机密材料。美国军事谍报机构在美国国内的出色表现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托伊费尔斯贝格它显然失于疏忽。霍尔调回国后，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可惜他大贪心，为了多捞一份外快，又把同样的文件出卖给了苏联人，结果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1988年12月，他与耶尔德勒姆来到佐治亚州萨凡纳市的一家饭店，与一名扮成苏联谍报官员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接头。俩人随即被逮捕。法庭上宣读的列举霍尔罪状的起诉书证实，6年中，美国对东欧国家的电子侦听活动由于他的泄密受到严重的破坏。霍尔对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的10条罪状供认不讳，被判40年徒刑。拖他下水的魔鬼耶尔德勒姆也因间谍罪受到起诉。
我们从化名孩子的卡尼那里得到的有关美国电子谍报技术的情报也极其重要。卡尼是一名空军中士，在西柏林的腾佩尔霍夫机场任语言和通讯专家。美国空军把这一机场当做空军基地。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与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分局和柏林一托伊费尔斯贝格有直线联系。根据卡尼提供的情报，我们详细地了解到这一通讯系统如何能够在战争爆发后的短短几分钟内精确地测出数十个华沙条约组织脆弱目标的方位。该系统的某些能力我觉得简直有点邪乎，为此不得不请专家做出评估，然后用浅显的语言向我解释。例如，西柏林有一小批人专门监视位于东柏林东北部大约28英里的埃伯斯瓦尔德苏联空军基地。卡尼的文件表明，美国人已成功地破译了该基地的地对空通讯系统，并正在研究如何在俄国飞行员收到地面指示之前来个偷梁换柱，代之以美方从西柏林发出的指令。如果搞成的话，米格飞机的驾驶员就会从敌人那里接受指令！这听上去像是科幻，但我方的专家认为，美国空军凭借其巨额经费和雄厚的技术实力，做到这一点并非完全是天方夜谭。
作为一名间谍，卡尼的弱点在于他柔弱的心理性格。他是同性恋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整天提心吊胆，害怕禁止同性恋的美军会利用他是同性恋这一点在军队里搞臭他。1984年他返回美国后，向我们提出要来东德避难，声称和他同在通讯部门工作的向性恋伙伴死于浴池内，头上套着一个塑料袋。他含糊地说，这是一个想对他下毒手的谍报机构干的。我们担心他随时可能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浴池谋杀案是真是假，他恐怕已受到监视。倘若他此时试图离境，很有可能会被逮捕。怎样才能把他从这种危险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呢？我们决计来个瞒天过海。这一招只有紧急关头才用，而且回回灵验。卡尼持伪造的古巴证件从美国飞到哈瓦那，然后再途经莫斯科飞到东柏林。
救出卡尼后，下一步要做的是尽量使他过得愉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东德的生活沉闷乏味，消费品和娱乐活动也远不及美国丰富。我们竭尽全力防止他陷入忧郁症，哪一天走进美国使馆坦白一切。为此，我们安排他监听在西柏林的英美使馆和各研究所发出的英语无线电讯号，把他认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详细记录下来。这称不上是什么重要的谍报工作，但至少使他有机会能听到祖国的音信。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不适于接触机密。再说他这个人也靠不住。
1989年，东德的末日即将来临。情报局内主管他的官员和美国科科长需要立刻想出一个安置他的办法。我们建议他移居南非，所需费用由国家安全部出，但被他拒绝了。他对莫斯科也不感兴趣。没办法，我们只好在东德南部的苏尔地区给他找了一套房子，付给他一笔生活费。呆在这里至少目标小一点。1990年初，卡尼从苏尔失踪了。我们局的有些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绑架了他。更有可能的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发现他独自一人，郁郁寡欢。在他们的劝说下，卡尼自愿返回美国。如果追捕卡尼的人曾许诺过从轻发落他的话，他们并没有兑现。当年下半年，卡尼被一个美国法院判处38年徒刑。
霍尔和卡尼这两个人显然向东德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机密。受到审判的最后一位为东德当间谍的美国人舍维茨的情况却不那么黑白分明。他为谁搞情报，或者更确切地说，为谁搞得更多始终是个谜。1976年，舍维茨作为一名和平运动的活跃分子来到西柏林的肯尼迪自由大学美国研究所任职，后又在位于波恩的外交政策协会做客座研究员。1980年到1994年，他在位于卡尔斯鲁厄的一家核研究中心工作。从1976年起，他一直向我们递送情报，包括西德削弱美国不扩散政策的活动以及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管理高技术出口的种种规定。舍维茨自己称，这些情报来自科尔总理府内的一位前谍报首脑，可又说从一开始他就是美国的双重间谍，与他联络的美国官员是柏林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斯通。东德和西德的一些着名政治家、学者和记者常在这家研究所聚会。舍维茨称，斯通曾向他许诺过，倘若他遭到逮捕，中央情报局会出来证实他是自己人。可斯通1991年已去世，身后没留下任何有关舍维茨的只言片语。法院驳回了舍维茨的申诉，可莫名其妙地只判了他·1年零6个月的徒刑，而且还是缓期执行。
我并不了解此事的全部真相。情报局知道斯通与中央情报局有染，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舍维茨影射的那样。我们确信，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内容常常被录下音，转送给中央情报局。至于斯通与舍维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也搞不清。
冷战期间，除了对美国开展谍报活动外，我们对北约组织的战略计划也极感兴趣。我已经讲述了60年代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里工作的马格丽特的事迹。我们还十分幸运地发展了一名在北约组织工作的西德官员做间谍。他叫鲁普。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鲁普在英国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协助下向我们提供了北约组织的一些最为敏感的机密情报。
鲁普是个典型的60年代的青年。1967年，西德总理基辛格和副总理勃兰特同意伊朗国王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后，成千上万的西德青年愤怒地涌向街头，抗议这一决定。这位国王为了维护他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秘密警察为所欲为。反对伊朗国王访问的示威愈演愈烈，出现暴力。混乱中，一名叫奥内佐格的学生中弹身亡，60余人被捕。学生运动由此诞生。当时在杜塞尔多夫主修经济的鲁普参加了这股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抗议浪潮。在一次游行中，走在他旁边的一个中年人邀他活动结束后一起喝啤酒，吃顿饭，顺便聊聊政治。这个自称库特的人和鲁普一样，对右翼极端分子势力的抬头表示担忧。两人越谈越投机，对实行民主制的西德为了得到伊朗的石油隆重接待像伊朗国王这样的杀人犯的虚伪行径气愤不已。
突然，库特将话题从街头抗议活动移开。“有时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一支军队，”他单刀直入地对鲁普说。这是一次发展鲁普做我们的间谍的大胆尝试。结果成功了。
鲁普很快意识到，他的这位酒友来自东德。至于他是否知道库特是我们在波恩地区的一名特工，我不大清楚。这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22岁青年爽快地接受了库特的邀请，来到东柏林与他深谈。其间情报局的另外两位官员也与鲁普见了面，对他的才华极为欣赏。鲁普能说英语和法语，智商出众，对政治经济学也很有研究。我们的一位官员建议他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总部里谋个职。鲁普当时并没有想好大学毕业后去哪里，于是同意了。为了便于日后在北约找工作，他离开了杜塞尔多夫大学，选择在布鲁塞尔修完最后一个学期的课。鲁普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大学毕业后，应聘去应用经济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这里再跳到北约十分容易。没过多久他就在北约组织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研究军火工业对各国国民经济的影响。鲁普通过信使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他在北约总部内了解到的其他情况转交给了东柏林。我们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托帕斯。他在北约工作期间，与一位单纯善良的姑娘结了婚。她对跑到东柏林过蜜月一事的含义似乎没怎么多想。
婚后，鲁普在北约组织里步步高升。时隔不久，他开始向我们提供关于北约各成员国防卫能力的详尽情报。他的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此时已明白丈夫频频往阿姆斯特丹跑是与东德特工秘密接头，对丈夫躲在家里阁楼上偷拍文件的举动也都看在眼里。她成了他的好帮手。安妮一克里斯廷在北约综合系统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后，也为我们窃取那里的情报。1977年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她洗手不干。鲁普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干到1989年。在这期间，他交给我们一批价值连城的北约文件，如《危机手册》、长达300页的《武装部队计划》、《预防措施最后文件》等等。sb年代初，他还提供了有关北约国家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详细情报。然而对我们来说，鲁普最大的价值在于，他对提供的材料所做的分析并以浅显的语言解释了我们称之为北约汉语的北约组织内使用的一串串首字母缩略语。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对鲁普提供的文件赞叹不已，甚至问我能否看到英文原件。如此他就可以说，北约将军阅读过的文件，我也阅读过了。
我曾希望鲁普为我们工作的事永远石沉大海，本书中无需提及他的名字。然而世事难料。昔日我们的绝密档案如今被置于一个灰飞烟灭的制度的停尸板上任人研究来研究去。不过像这种因东德外国谍报活动被公之于众而导致重要间谍暴露的事，我觉得以后不会再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时，我没有看出鲁普有暴露的危险。同我们在西德境内的间谍相比，他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工作更加安全。我坚信，即使西德方面怀疑北约组织里有我们的人，他们也猜不出此人究竟是谁。最后是布施博士出卖了他的化名。布施是我们情报局内的一名军事情报分析员，1990年起开始向西德联邦情报局透露他所了解的情况。布施知道鲁普的化名，但不知道真人是谁。1994年，鲁普因出卖机密被判12年徒刑，罚款30万马克。法院称，一旦爆发战争，他出卖的情报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依我之见，鲁普向我方提供北约的情报促进了缓和的气氛。如果没有鲁普，我们对北约组织就会惧怕甚于了解。
和许多人一样，我认为判鲁普有罪显然是非法的。国际法和德国宪法里均有一条原则：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个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国家和平统一后，为什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