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虚胆怯，步步后退。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在全国实行军管只不过延缓了局势的恶化。
1981年，我萌发了退休的念头。一来事业上已功成名就，二来1972年签署的基本条约步履蹒跚，成效甚微。昂纳克成了又一个死抓住权力不放的年迈领导人。有人劝我竞选中央委员，继而争取进入政治局。然而在这种气候下，我无意寻求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再说米尔克会不遗余力阻挡我。我把这一想法埋藏在心底，只在日记里写道：
米尔克不明白，我对政治上的升迁已无兴趣。一则这会给自己再系上一条绳索，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二则我们选出的权力机构徒有虚表，在里面干只会白白耗费精力。干吗还去当那个官呢？
我开始博览群书，对各种新观点以及对我国自称的“当今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的种种批评敞开心扉。其中包括魏斯所着的《抵抗之美学》。魏斯在此书中夹叙夹议，回首往事的同时还剖析了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后果。弟弟康尼正打算拍一部名为《三个人》的电影或写一部同名小说，讲述童年时代他在莫斯科与弗洛赫、维克托·菲舍尔和乔治·菲舍尔结下的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30年后，4个人在美国再次重逢。康尼参加过苏联红军，日后成为着名电影导演，东德艺术学院院长。弗洛赫的父亲是着名德国共产党人，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此后弗洛赫返回德国定居。1939年德苏同盟破裂后，他参加了德国空军，对苏作战。战后他定居西柏林，成了一名建筑商。乔治是美军上尉，我猜测他也许与美国谍报机构有瓜葛。尽管3人信仰不同，经历迥异，冷战却未能熄灭他们内心对童年友情的怀念。
1980年康尼着手准备拍这部电影时已身患癌症，并于1982年3月病故。现在只能由我完成弟弟未竟的事业。每天，我携带他的笔记和提纲来到办公室，一面记下我的读后感，一面四处查找资料。我很快感到，这项工作比继续干谍报这一行更有意义。以前发展新的间谍或策划谍报活动让我兴奋异常。如今只有埋头在这本书里时才有这种感觉。
（我在日记里写道）奇怪的是，康尼好像就活在我的眼前。大家好像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接着康尼的剧本写下去。他们对此充满希望。对认识康尼的人来说，早日看到这本书乃是他们的一大心愿。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时间的紧迫。此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1983年初，我窥探到了华沙条约组织已病入膏盲的实情。隐藏在北约组织内的头号间谍鲁普设法搞到了一份北约分析东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对比的报告。该报告对苏联体制的种种弱点以及它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日益衰弱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我心里清楚，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存在的问题所做的分析相当准确。我同样清楚地知道，那些“花岗岩脑袋”……对现实不满的人送给我国年迈的领导人这一绰号……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改变现状。形势似乎无可救药地一天天恶化下去。我情绪低落消沉，深感再干下去意思不大。
我将一份我方的分析意见连同报告交给了米尔克。米尔克再通过克格勃头子切布里科夫把它转给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我们的这份“评论意见”既不能掩饰北约报告描绘的这幅黯淡图景，又不能显得我们在一旁看笑话。为了把握好调子，我找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助手苦思冥想。
1983年2月，我利用访问莫斯科的机会告诉米尔克，我已开始考虑退休。那年我满60岁，米尔克75岁。我俩都该考虑找人接班的问题了。米尔克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不肯退让。他沉吟了片刻后终于原则上同意我退休，但以上司的口吻告诉我，具体退休时间要由他定。他已听说了我打算写完康尼开了一个头的《三个人》剧本，嘲讽地说：“哪有谍报首脑写剧本的！”不管怎样，反正我把退休的事提到了桌面上。
东德社会上蔓延的不满情绪透过国家安全部厚厚的围墙，开始在我们内部弥漫。国家安全部内有专供高级官员使用的桑拿浴室。在这里说话往往更随便些。一次和外交部的两位高级官员洗桑拿浴时，他俩流露出对莫斯科和东柏林年迈迟钝的领导人极其失望，并透露东德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非晴空万里。契尔年科对昂纳克接近科尔的举动疑窦重重，担心西德人想培养一种泛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取代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团结。1984年东德与苏联在莫斯科举行高峰会晤时，契尔年科警告昂纳克，这样搞下去最后倒霉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你不要忘了，东德与西德发展关系时必须把苏联的安全利益置于首位，”他补充道。
这一警告显然是给昂纳克打算正式访问波恩的计划泼冷水。这两位外交部官员告诉我，两国首脑的会晤在冰冷的气氛中结束。昂纳克因受到羞辱怒不可遏。回到东德代表团驻地后，他一反常态，大发脾气，骂契尔年科颐指气使。返回东柏林后，昂纳克对米尔克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无奈和不满，表示不管莫斯科如何反对，他决心实现访问波恩的计划。与此同时，苏联报刊开始大肆攻击昂纳克。
由于我精通俄语，在莫斯科又有许多熟人，上面让我出面疏通疏通。我给切布里科夫打了电话，可碰了一鼻子灰。他提醒我，这种事属于党务。谍报机构无权过问。
昂纳克访问波恩的计划搁浅后，我们与莫斯科在其他方面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两位领导人谁也不想先找个台阶下。为了安排昂纳克与契尔年科直接通一次电话，甚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巧妙的外交周旋。通过窃听电话，我们偷听到波恩政府发言人伯林与另一位西德高级官员讨论莫斯科与东柏林顶牛儿的部分谈话内容。“这件事越来越热闹。《达拉斯》和《王朝》两部电视剧加在一起也不如它好看！”伯林评论说。
1984年8月，昂纳克与契尔年科的首脑会议只开了一天，并以失败告终。结果这位总书记和数百万东德公民一样，无法访问西德。他被迫在西德问题上刹车急转弯，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目前的大气候”不适于召开一次东西德领导人的首脑会议，因此必须暂时搁置一边。昂纳克紧绷着脸，对助手平静地解释说：“暂时搁置不等于‘取消’。”
昂纳克觉得苏联人不仅在外交上，还在经济上处处与他作对。莫斯科逐渐削减了向东德出口的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石油。“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昂纳克常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对东德一没有足够的财富，二没有实力可以我行我素的事实视而不见。为了跟莫斯科斗气，他搞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小动作，如同中国改善关系。
此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苏联的有识之士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意识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德累斯顿地区党的领导人莫德罗。莫德罗头发灰白，说话轻声细气，待人彬彬有礼。他平时生活俭朴，只有一套三间住房，开一辆普通小汽车，从不去享受党内领导人拥有的种种特权。莫德罗以讲话坦率而着称，与许多头脑简单、自以为是的党内高级干部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个惯于掩饰事实真相的党里，像他这样直抒己见的人实属罕见。“付我这份工资不是让我去弄虚作假，”莫德罗曾对我说过。我在苦闷之中总算遇到了一位知音。
我俩谈到冯·阿登，一位出身贵族的杰出的物理学家。阿登摆脱了种种羁绊，在柏林郊外的一座山上建起了自己的研究所，潜心从事科研。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政府部门的研究所远远赶不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耄耋之年的阿登对国家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深为关注，担心我们在与西德的科技竞赛中已被远远甩在后面。而输掉这场竞赛的后果将是亡党亡国。
莫德罗不过是党的地方领导人，能否进入政治局并不清楚。显而易见，只要昂纳克在位一天，我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不可能对党的路线施加什么影响。阿登又年纪太大，况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权力斗争毫无兴趣，只求保证自己的科研不受干扰。我们于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莫德罗身上。
后来有人捕风捉影地把我与莫德罗的会晤说成是我们这些党内改革派人士密谋把莫德罗扶上台，在东德实行苏联式的改革。其实我们并没想走这么远。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我和莫德罗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可喜变化。我在日记中写道：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老态龙钟，换了一茬又一茬。现在终于有了一位新的总书记。人们又一次怀有希望。与以往比，这次苏共领导人的更迭似有本质上的不同。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自挖墙脚。我们内部的无能、无知、自吹自擂、以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等恶习给自己造成的损害乃是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
此后，我与莫德罗每年都要见上一两次面，彼此交换看法。但我并没有为他上台在幕后积极奔走串联。如果确有此事，我现在会骄傲地公布于众。令人痛惜的是，我和莫德罗都没有及时袒露自己内心的绝望心情。和朋友或知根知底的老同事在一起时，我俩毫不掩饰对现状的不满。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积极地去推动改革。和众多人微言轻的人一样，我与莫德罗坐等党内出现一位救世主取代昂纳克，为我们开辟一条新航线。
我想退休还有一个纯粹的个人理由：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安德烈姬。我的第二次婚姻濒于破裂。一次我去妻子克丽斯塔家乡卡尔·马克思城出差，结识了安德烈娅。1985年，她与丈夫又来我家做过客。年轻时，安德烈妞因试图逃离东德坐了4个月的牢。此事虽已过去多年，听她讲述这段经历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感受到本国人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一向觉得外国情报局局长干的工作和国内镇压并不沾边，属于正当职业。然而看到本国异己分子以及那些无非是想移居海外的人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我不禁羞愧难当。
1986年初，我找到米尔克，向他公开了与安德烈娅的关系。他听后火冒三丈。米尔克在两性关系方面是个老古板。火消之后，他竭力劝我至少表面上维持目前的婚姻，并表示可以把安德烈娅调到我的身边。在爱情方面，米尔克不是个有见地的人。他最关心的还是保密。我妻子是国家安全部在卡尔·马克思城的工作人员，对我的工作所知颇多。米尔克生怕我妻子一怒之下会向西德泄露有关我个人及情报局工作的内情。
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与安德烈姬结婚。米尔克气得要死。有同事透露说，米尔克下令窃听我的电话。我现在开始体会到受到政府怀疑的普通东德人遭受的种种不便。克丽斯塔也被置于24小时监视之下，恐怕她会投敌叛变。一次在保加利亚度假时，她还是设法甩掉了跟在后面的尾巴，结识了一位西德商人。米尔克断定此人是西德谍报机构派来勾引她的罗密欧。当初我想出的罗密欧手法今天反用到我的前妻身上，真让人哭笑不得。那段时间，我做好了精神准备，说不准哪一天西德的一家小报会突然登出前妻的照片以及我们婚后生活的细节。最后，在国家安全部答应给她一笔钱并安排一个称心的工作的诱惑下（也许她本人也不无理由地猜到了西德谍报机构正试图用罗密欧之术拖她下水），克丽斯塔选择了留在东德。
1986年春天，我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沃纳·格罗斯曼表示已准备就绪后，米尔克终于批准我退休。我任情报局局长将近30年，今朝挂印而去无疑是情报局内的一件大事。我们都希望这次人事更迭尽可能顺利平稳。我与米尔克就退休后的待遇达成了一揽子交易，其中包括在一栋俯瞰施普雷河的柏林公寓里为我新分了一套房子。至今我仍住在这套房子里。尽管党政高级官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享受种种特权，可说到底这些特权是与职务连在一起的。国家给予的，同样也可以收回。为了撰写回忆我的谍报生涯的材料以供国家安全部参考以及《三个人》的剧本，我请国家安全部为我提供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并在国家安全部大楼里留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交换，我的继任人和米尔克可以随时找我咨询。
1986年11月，国家安全部隆重地为我的退休举行了欢送会。米尔克想按传统的苏联提法简要地做宣布：“沃尔夫同志，由于身患重病……”我身体好好的，不想以谎言开始我的新生活，因此坚持换一种更接近事实，尽管听上去有点诡秘的提法：“根据本人的愿望，沃尔夫将军从沙（国情报）总局退休。”僵硬死板的正式欢送会后，我个人又在小范围内举行了一次风格调异的告别会。面对彼此可以掏心窝子的同事，我颇为动情，衷心感谢他们与我的多年合作，并隐约提到过去几十年里经历过的恐惧、无奈和艰辛曲折。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有同感。我还引用了布莱希特说过的一句饱含讥讽的话：“一名共产党员头戴的钢盔上弹痕累累。有些是敌人的子弹打的。”
我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场的人不禁面面相觑。他们知道，我国领导人一直避而不提改革开放。最后，我引用了父亲写的一首题为《一个凡人的自白》的诗结束了发言。这首小诗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性格。我觉得它也是对我的真实写照。诗的大意是：
假如我恨得太深，
爱得太疯狂，
原谅我吧，因为我是一个凡人。
圣贤与我生来无缘。
我和安德烈妞隐居乡下，埋头阅读整理康尼描写三个人经历了冷战后仍未混灭的友情的初稿。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坦然。《三个人》一书隐含地批评了斯大林主义，歌颂了超越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深知该书出版后，会在东德产生相当大的反响。我决心提出一个东德国内从未公开讨论过的课题：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以及大逮捕年代的疯狂。借助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东风……昂纳克拒绝仿效苏联在东德推行开放政策，东西德的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本书。
与此同时，我和一位导演朋友还合作拍了一部描写我父亲一生的电影。《一个凡人的自白》一片即将上映前，我接到通知，其中一段内容因涉及斯大林的罪行需要删除。我表示不能同意。然而我出国期间，影片中的这部分内容还是被砍掉了。对这种隐瞒历史（由此类推，也是隐瞒现实）的荒唐行径，我忍无可忍。同大多数东德人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可以见到总书记。我找到昂纳克，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以及听到的其他一些作家的类似遭遇。他们的作品曾因涉及政治上敏感的问题被武断地删来改去，对此他们毫无办法。和以往一样，昂纳克待我十分客气，甚至表示，事先不告诉我和其他作家就删改作品是粗暴的做法。随后他承认，删掉电影中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那部分内容是他个人的决定，并不肯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我抱怨说，不提斯大林的罪行就无法描写30年代苏联的那段历史。昂纳克回答说：“你难道没看出来？如今苏联那边，历史一天一个样。这都是让开放政策搅的。”
我不肯就此罢休：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宣传苏联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现在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怎么跟人民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