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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曼奉命组建一个政治情报机构。上面已确定调我到这个机构工作，担负起使“年轻的祖国耳聪目明”的重任。说得更露骨点，我将成为一个间谍。又是一道命令。和往常一样，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没想过这次调动对我的一生会有什么影响。当年党送我上共产国际学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广播电台工作。还是党，派我去莫斯科干外交。如果党认为我适于做情报工作，我绝无二话。党的领导人信任我才派我参加秘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人士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种不讲价钱的纪律性。然而，不理解党对我们的绝对支配权力，不理解党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的道路，就根本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评价我们的一生了。
1951年8月16日，我到新成立的“经济研究所”走马上任。办公大楼外面挂上这块牌子是为了掩护里面的东德刚刚诞生的情报机构。上班伊始，施塔尔曼就带我坐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轿车转了一圈儿。这种型号的轿车在当时十分扎眼。负责创建东德情报组织的施塔尔曼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长者。他的真名叫伊尔纳。由于长期在共产党内从事秘密工作，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用他的化名称呼他，结果倒成了真名似的。他是德国共产党内1918年入党的老党员，1923年当选为德共“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所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他绝少谈及过去。不过，他倒是跟我聊起过他在苏联、英国、中国、西班牙、法国、瑞典和美国执行任务时的佚闻趣事。西班牙内战时，他几乎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人称“游击队员理查德”。他还是被纳粹指控纵火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的密友。盖世太保前来逮捕季米特洛夫时，他正在季的家中。面对粗暴的逮捕和审问，他俩始终沉着应对，毫不畏惧。季米特洛夫以后称施塔尔曼是“马厩里最好的一匹马”。由于他的这种老资历，新的东德领导人十分尊重他的意见。他同他们所有人都十分熟悉。每当组建工作遇到障碍时，他就直接去奥托·格罗提提总理家找他面谈，问题立即迎刃而解。
通常遇到的问题不外乎是钱和经费的来源。早期我们现金奇缺，捉襟见肘。通过官方渠道申请外汇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偶尔施塔尔曼登门找到财政部长，回来时他那破旧不堪的公文箱里塞满了崭新的钞票。捷克斯洛伐克体谅我们的困难，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赠送了24辆塔特拉牌小汽车后，施塔尔曼不知用什么法子为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部门搞到了其中的12辆。别看我们办公条件寒酸，出门坐的车却很气派。施塔尔曼懂得，这玩意儿有助于提高我们情报机构在政府中的地位。处处省钱反倒会引起消减预算的人的注意。我们的首次会议是在柏林东南郊的博恩施多夫召开的。谁也记不得这次开会的日期，也没有保留会议记录。以后我们把1951年9月1日定为东德情报部门的诞生日。此后不久，我们搬到了东柏林潘科夫区从前的一所学校里，距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很近。这一迹象表明，我们已变得不可缺少。
起初，我们只有八个人，外加四名苏联顾问，包括一名人民内务委员会的高级军官，叫“格劳尔同志”。格劳尔曾作为一名情报军官在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工作过，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常围着他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过去的经历：如何挖出鼹鼠，如何打入敌人内部以及一些特工人员的英勇事迹。从他那儿，我们学会了如何搭起一个情报机构的架子，如何分工，如果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等。没想到他以后的结局很惨。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起来。这恐怕是特工这行的职业病，同时也与当时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内的政治气候有关。他和东德情报局的局长阿克曼成了冤家。格劳尔怀疑阿克曼是间谍。后来，苏联不得不把他调回莫斯科。苏联情报机构的朋友不无尴尬地告诉我，格劳尔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当年，凭着高度的警惕性，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情报军官。今天，他却沦为这种警惕性的牺牲品。
我们情报局对内称为经济及科学研究总局。这个名字一点也不隐讳，任何知情人一看到“总局”这个字眼立即会联想到克格勃内负责间谍活动的“第一情报总局”。1956年，外国情报局改名为“情报总局”。
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可以说握有决定权。起初，各科科长起草所有工作计划都要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而这些顾问依据的是苏联政府部门内的繁文礼节。这些章程之繁琐刻板简直令人无法忍受。除了抄写各种规章制度和文件外，还要花大量时间把它们装订成活页本。这种办法还是革命前沙皇的秘密警察最先使用的。没人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也没人对此提出疑问。
我们情报局的结构完全是抄袭苏联模式。工作方针的用语一看便知是从俄语翻过来的。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今后的主要目标是：搜集有关西德和西柏林的政治情报，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原子能、化学、电力工程和电子、航空及常规武器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情报，以及有关西方国家的情报，并摸清它们对德国和柏林打的是什么算盘。
情报总局下面有一个人员精干、相对独立的反谍报处，专门对付西方的秘密情报机构并设法打入其中。可它马上与国家安全部发生了冲突，因为安全部下面也有一个负责侦听的司。1953年我们并入安全部后，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反谍报部门一直直属安全部。由于各部门之间的倾轧，我们往往对自己部内的情况茫然无知。特别是以后反间谍部门的成员开始跟外国恐怖分子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是被蒙在鼓里。
人们常常不解，为什么莫斯科要组建一个德国情报机构，与苏联自己的情报机构竞争。斯大林正确地估计到，苏联的情报人员很难渗透到战后时期的德国。在当初的德国苏占区内建立一支德国人自己的情报队伍会使我们这些人产生一种荣誉感，从而更符合苏联的利益。一开始，我们把得到的所有情报都转给苏联顾问，甚至包括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的化名以及每一个间谍的情况。以后我们逐渐开始保护自己的情报来源，只是有选择地向苏联联络员提供情报。
起先，我在罗伯特·科布手下做分析室副主任。科布曾是我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时的同事，政治知识渊博，博学多才。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知识，如伊斯兰教，以色列建国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度次大陆上的宗教冲突等。他是一个优秀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不要轻信下面情报人员报上来的材料。没多久，我俩就得出一致结论，仔细阅读报刊杂志往往比看间谍提供的秘密情报更有收获。我们自己的分析员应当根据不同的情报来源得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才能对搜集到的原始情报的真伪优劣作出判断。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始终受益于这一见解。
科布不仅思想大胆，为人处世也十分洒脱。他谈吐幽默风趣，对在座的听取情况介绍的要人们颇有不敬，而听众却感到津津有味。由于我一向看不上那些趾高气扬的达官贵人，我俩于是成了情投意合的一对。尽管我们也是国家的忠实仆人，却没有像某些政治领导人那样染上传教士般的狂热。
随着人员的急剧膨胀，我们不得不再次搬家，从原地点搬到东柏林市中心的一座更大的楼里。我很快被提升为新成立的外国情报局副局长。局长古斯塔夫·辛德有着几十年的丰富经验，曾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长期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
面对纳粹德国覆灭后几乎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西德情报组织，辛德和我都不知从何人手。当年效命于希特勒的高级情报官员现在又在巴伐利亚州一个叫普拉赫的神秘的小村子里为新主子服务。普拉赫这个名字刚开始在报上露面时，我们在地图上找了好一会儿。对于敌手，我们一无所知，似乎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后来对敌手的情况几乎了若指掌。
我是从伦敦的《每日快报》上首次看到西德情报机构第一任首脑赖因哈德·格伦将军的名字。该报的大标题是：“希特勒的将军重操间谍旧业……为了美元”。该文署名德尔默，是个有英国情报机构背景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是英国反谍报机构主办的加来士兵广播电台的台长。德尔默的文章掀起轩然大波。它不仅披露了昔日纳粹情报网依然完好无损的消息，而且还透露出联邦德国新成立的情报机构里有大量前党卫军成员和纳粹军事情报专家。这些人曾在法国和其他地区为希特勒政权从事情报活动。格伦本人就曾是纳粹军事情报机构中对付苏联红军的头头。通过格伦情报局这条线，美国人得以把昔日的纳粹情报网抓到手里。和东欧阵营里的俄国人一样，美国人在西德情报机构里也是发号施令的主儿。 关于乔治·巴顿将军扮演的角色也是谣言纷纷，传说他保护了一批德国高级军官。我不无担忧地意识到，战后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欧洲的目标已经泡汤。敌我双方都已子弹上膛。付出惨重代价后赢得的和平如今显得摇摇欲坠。欧洲陷入分裂，敌我之间的断层横穿德国领土。
西德总理阿登纳把自己的命运同美国的“实力政策”和杜勒斯倡导的击退共产主义的战略拴在一起。杜勒斯的兄弟艾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二次大战结束时，苏联的势力向西得到扩展。现在华盛顿打算聚集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所有政治、经济、情报，必要的话还有军事力量予以反击。格伦认识到这一新的冲突给他带来的机会。他可以借此对政策直接施加影响。西德从中央情报局手里接管它的情报机构之前，阿登纳曾召见过格伦，为他撑腰打气，并授予他广泛的权限，其中包括掌管国内政敌的档案材料，如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在议会里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在西德的武装部队和政府部门里，第三帝国的忠实仆人又一次身居高位。前纳粹军官再次效力于格伦的麾下。
汉斯·格洛布克是阿登纳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最后官至总理府国务秘书。他的名字成了纳粹分子入朝做官的同义词。他曾是希特勒政权下的内政部高级官员，对纽伦堡种族法做过权威的评论。这部种族法使暴力的歧视行为合法化，并最终导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格洛布克后来在阿登纳手下任国务部长达十年之久。
在这种疯狂的气氛下，50年代的柏林取代了维也纳，成为欧洲间谍活动的中心。多达80余个情报组织以及它们的分支和掩护单位在柏林驻有情报人员。美俄两国的情报据点用各种名义作幌子，从水暖公司，果冻公司直到学术研究机构。大批联络官在这里从事发展和操纵间谍的活动。1961年柏林墙将柏林市和德国一分为二隔开之前，这些间谍可以在柏林的各盟国占领区之间以及后来的两个德国之间随意穿行。
那时西德的经济奇迹尚未出现，食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人们面对可以吃得好一点或有一份好工作的诱惑而当间谍。西德方面出手更大方，而我们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只能从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我们在西德的许多跟鼠，尤其是在政治和工业部门的鼹鼠，并非共产党员。他们替我们做事是出于消除德国分裂的愿望。他们认为，西方盟国的政策加深了这种分裂。柏林墙修建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们分道扬镳。在他们眼里，这堵墙成了凝固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分裂的德国的象征。
着手组建一个情报机构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事无巨细都要我过问。我的注意力放在西方国家上，为熟悉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政治动态，掌握它们战后情报机构的近况花了不少力气。
我们亟待在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要害部门发展我们的耳目。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苏联人为我们情报局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条例。为了物色到合格的间谍，必须对数干名被推荐的候选人逐一筛选。西德有亲戚的人不能要，二战期间作为难民或战俘滞留在西德的大部分人也不能要。时至今日仍有传言说，我们明知有人是前纳粹分子，但照用不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比西德人更正直。
我们掌握了第三帝国时期部分纳粹党员的档案，并以此劝说西德那些隐瞒自己纳粹历史的人与我们合作。更多的人主动要求为我们做事，声称想为昔日的罪恶赎罪。这是从好的方面看待他们的动机。实际理由很可能是，他们想确保自己在西德的生活和工作不致因历史疮疤被我们揭开而毁于一旦。德语里用“双保险”（既为将来，也为过去保险）一词来形容这种行为。有一位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叫魏劳赫（日后在西德的德国共同事务部任职），过去曾为西德共产党提供情报，而后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情报。我们发现他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曾任高级官员并犯有战争罪行后，马上断绝了和他的来往。局内另一位前纳粹分子曾是前冲锋队队员，化名莫里茨。他在我们对欧洲防卫共同体展开的政治攻势中出过力（欧洲防卫共同体最终没有搞成是因为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作梗，而不是我们情报局反对它的宣传）。
对于情报组织来说，一个人过去的历史是有力的武器。敌我双方都毫无顾忌地使用了恐吓手段。正如我们通过揭露敌视我们的政治家或高级官员的纳粹历史把他们搞下台一样，西柏林自由法律工作者委员会，一个由逃离东德的律师组成的反共组织也如法炮制，在报上登出了隐藏自己纳粹历史的东德官员的名单。由于第三帝国期间几乎我们所有的高级情报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均流亡国外，或转入地下，东德人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场宣传战。
一些纳粹分子想隐瞒历史，改换门庭投靠我们。我刚上任不久，一位下属找到我，局促不安地说，他注意到审讯处里有个人的胳膊上有党卫军的刺青。审讯处是国家安全部里最粗野的部门。我可不想落到那儿的一些恶棍手里。可以想象，曾在希特勒手下干这一行于得津津有味的人，在这里一定有如鱼得水之感。我不动声色地把这人调走了。
恐吓是一种既卑鄙又危险的游戏。敌我双方都参与了这场游戏。西德的前纳粹分子中，有的主动帮我们干事是出于真诚的悔过，有的是为了钱，或是为了隐瞒自己过去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的历史。苏联人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为他们缴获了纳粹的档案，而且还抓获了像前党卫军成员费尔费这样的人。费尔费曾在纳粹情报机构第三帝国安全局内任上校，战后被网罗进格伦的情报局，后来又成了苏联的双重间谍。西德情报机构的所有重大机密经他的手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他给西德造成的重大损失决不亚于金·菲尔比、乔治·布莱克和奥尔德里奇·艾姆斯等双重间谍。
德国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给我们提供了打入西方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