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经国的推动下，隔绝数十年的两岸刚刚恢复交流，台湾已有不少居民回祖国大陆探亲、扫墓，但大陆同胞来去台却还卡在台湾“国家安全法”中“离开沦陷区未在自由地区连续住满五年者不予许可入境”的规定，仅少数高官过世，曾基于人道以项目核准大陆家人入境。心急如焚的梁文茜从北京经深圳到香港等消息，11月17日等到的却是“不予许可入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个理由为“基于公平原则，在政策未改变之前，不做个案处理”。
11月18日，在长女遗憾缺席的情况下，梁实秋安葬于台北郊区的北海墓园。第二年，梁文蔷与兄姊商量后，将一件父亲的旧上衣、染有母亲血迹的纸巾、一缕父亲留了多年的母亲的头发以及一张父母合照，端端正正埋入槐园，并换上父母合葬的墓碑。
梁文茜抱憾回到北京，但此事引起台湾社会的广大反应。“立法委员”赵少康批评台湾当局的“鸵鸟心态”，“违背法律本质与正义”，应对大陆居民奔丧问题审慎考虑。一年后，梁实秋忌日当天，台湾当局终于公布“大陆同胞来台奔丧办法”。
另一方面，于1980年才与分别三十一年的父亲重聚的梁文骐，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又在短短八年后送走父亲。11月13日，梁文骐在报上发表《我所知道的父亲》纪念文。文末提到，他父亲是在“完全中断输氧的五分钟里”死亡的，引发了梁实秋是否因为缺氧死亡的争议。
中心诊所主治医师黄大为虽解释，梁实秋是因为心肌梗死合并心因性休克，引起呼吸不畅，并非没有给予充足氧气。但韩菁清和梁文骐不能接受，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中心诊所涉嫌业务过失而导致梁致死。
不过医疗官司谈何容易！进入诉讼后，连当初支持他打官司的少数全程在场的证人丘彦明也打了退堂鼓，还是法官以将拘提警告才出庭作证。这场诉讼自然胜算不高，半年后法院宣判中心诊所院长和医师无罪。
“铁肩担道义，棘手写文章”，是梁实秋极爱的一句诗。前半生作为文学批评家，乃至于时论家，梁实秋无疑用身体践行了如斯理念。只是到了台湾后，梁实秋毅然抛开了宦途与文学批评的路向，将精力贯彻在翻译与散文创作上，其中变革不可说不大。
强调古典主义的清明，反对浪漫主义的冲动，以及质疑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局限性，是梁实秋在文学理论上的重要主张，甚至是参与各项论战时的立论依据。他的故去，也因此被台湾文坛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文学创作上，梁实秋多次提倡白话文也必须用字简洁，避免夹缠不清。为了克服这些不足，还是必须到“唐宋八大家”等这些“古书里去讨教训”，也就是酌取文言之长，摒弃西化之短。至于翻译，仍需一扫硬译的弊病。从文学角度推敲杜诗的用词、达情，则是梁实秋终其一生的“享受”。
但是从梁实秋早年的文学倾向，乃至于晚年轰轰烈烈的恋爱记录来看，他在本性上却又是个热情奔放、我行我素的知识分子。长年寄情文艺，强调简约克制，恐怕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内外各种因素对梁实秋个人的制约，才使得他的本性与行为上出现如许的割离。梁实秋晚年在大批散文中展现的隽永与幽默，或许才是他观遍人生后，自然而然的发挥。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1）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钱穆
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钱穆自学不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他虽无大学文凭，却成为当代大儒、史学导师。在九十六年的生命中，他历经抗战、流落香江、定居台湾，颠沛流离，却能因为对学术的坚持与狂热，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学术成就。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始终给人古板、保守的刻板印象，更让他在老年成为反对者批判的目标，以至于在台湾狂飙的年代，遭受政治人物的无情践踏。
不过钱穆一生全心发扬传统文化，坚持以历史救国、“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浪漫主义，却是后人难以比肩的。尤其是他在抗战流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著作的《国史大纲》，成为两岸史学的重要经典文献。钱穆的这份坚持，以及期待后人在国史中浸润生命，拓展视野以救国、复国的气度与格局，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
重视中华文化与历史传统，钱穆始终没有丝毫动摇。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近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以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他在毕生力作《国史大纲》正文前，高举四项对国史的殷切期待：“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重视传统的史家所提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自幼苦读 北大任教时期成一家之言
钱穆，字宾四 ，江苏无锡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三十日，生在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南延祥乡啸傲泾上七房桥之五世同堂。 原名钱思嵘，1902年改名为钱穆。笔名有公沙、忘未学斋主等。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有强记不忘的本领，虽然家境贫寒，仍刻学苦读。1901年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临终前叮咛他要好好读书。 私塾老师期许他能效法“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国学上成大器。
钱穆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篹》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入门，踏入国学经典的瀚海中。1908年进常州府中学堂。诗人刘半农是钱穆的中学同学，瞿秋白则晚两人一届入学。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十六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愤而剪去长
辫。 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十八岁，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开始发表文章。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着作《论语文解》。
其后，钱穆任教于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1920年秋，钱穆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但1928年夏秋之交，他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开始挑起全家的经济担子，长侄钱伟长随他在苏州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1929年钱穆续娶张一贯，迎养母至苏州，长子钱拙在此时出世。《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也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秋，顾颉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三十六。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来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2）
钱穆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时成书，力矫时弊，指陈民初学者推崇干嘉考证之风，而贬抑宋明理学之弊。抗战后，钱穆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以及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并于1939年云南避难期间，在岩泉下寺完成巨著《国史大纲》。
投身香江教育 创办新亚书院
1949年由于时局紧张，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左派学者对他的排斥，以及忧心时局，并未留在祖国大陆。钱穆先是拒绝上海、北京等地学校的邀约，又应江南大学荣德生之聘，返回家乡无锡教书；继而应张其昀之约，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南避香港。
处在战乱时期的英国殖民地，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招收港台学生六十余人，开始钱穆在香港的办校生涯，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新亚书院的创办宗旨，强调上溯宋明书院的传统，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宗旨，沟通中西文化。 钱穆教中国通史，唐君毅教哲学，崔书琴教政治学。
最初，新亚书院只是一所难民学校，收容流亡青年，以免断了学业，教师不支薪。钱穆担任校长兼老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坚持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为新亚书院四处奔走募款，争取优秀学者任教。他还说服当时的香港政府，认定新亚书院是以办教育为理念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让学校免于商业登记，以免损害学院的教育精神与本质。
度过极度艰困的草创时期，新亚书院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与耶鲁大学合作交换学人，情况有所好转。新亚书院在1952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三人，其中一人便是史学大家余英时。
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
赴台演讲意外 造就一段姻缘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3）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三十五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赴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有四百余人前来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团的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钱穆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的塌陷却意外地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的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三十五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书院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携手散步。著名作家金庸日后于小说后记中提到：“看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生活，实感敬佩。”
婚后钱穆并未忘记学术，《先秦诸子系年》由香港大学再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也陆续出版。新婚这一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两万五千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的香港大学，也在同年颁给钱穆名誉博士学位。
从新亚书院迈向创设中文大学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着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钱穆在美国讲中国史，依旧力主历史须以人为重心的观点；强调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即使没有具体功绩也能因为人格的优越让颜渊、伯夷、叔齐等人物在历史中留名。
钱穆在耶鲁讲学期间并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考察，又赴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参观。新亚书院也在当年添设物理化学系。
不过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这为钱穆办校带来新变化。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加上创校初期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还必须考虑学生的学历承认问题，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重新组织各个流亡学校，另创新校，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也因此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教务筹设委员会成员之一。
当时为取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