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凄凉 遭政治批判清算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但台湾方面对何时开放大陆亲属赴台探亲奔丧迟迟没有下文。1987年底先有梁实秋之丧，长女梁文茜不得其门而入的遗憾，钱穆看在眼里。他清楚自己的健康日益恶化，却更怕流言伤人，夫妻俩既伤心又无奈。
所幸梁实秋之丧和钱穆之愿获得广大民众同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台湾当局火速于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以解民怨。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
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民进党却在钱家一偿难得的天伦之乐时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钱易的妥协并未如愿替父亲带来平静，民进党又盯上钱穆的素书楼。这栋建筑原是蒋介石礼贤下士、协调用地供钱穆长期居住的住所，未想时空变迁，产权已由阳明山管理局转移到台北市政府。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质疑，钱穆住所是台北市政府财产，却无租赁契约，又没有优遇条例可供适用，形同被占用。
民进党人士纷纷要求九十五岁高龄的钱穆限期搬家。时任“立法委员”的###也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求市府尽速收回公产。他并以“侵占市产”为名，点名批判钱穆，给国民党政府与钱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与羞辱。对于收回素书楼之后的处理，民进党可笑又可悲的主张之一是，改设“钱穆纪念馆”。
当初素书楼兴建蓝图是钱穆夫人胡美琦所绘，建筑费也非台北市政府负担，风波之初，双方一度订约住到1992年为止，未料仍遭到如此对待。将近一年的时间，钱家因房产问题不得宁静。因坚信“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的钱穆，终于在不愿被民进党羞辱的愤慨中，于1989年8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愿迁出素书楼远离是非，毅然离开这块伤心地。
1990年5月，这位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改在台北杭州南路辟屋居住，并将素书楼内不少藏书捐赠给各学术单位。钱穆离去时幽幽地说了一句：“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虽然钱穆生前多次拒绝返回故乡探亲与讲学，夫人胡美琦却宣布，将完成钱穆的遗愿，让大师骨灰回到江苏无锡老家安葬。
哲人西辞 政治纷扰却依旧不断
钱穆故去，李登辉以台湾地区领导人身份亲往致哀。家属定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受到前次钱易探亲酿成轩然大波的影响，钱穆亲属赴台奔丧问题不断被放大处理，民进党磨刀霍霍，台湾当局也相当保留，争议难息。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8）
时任全国政协及民盟副主席的钱伟长早在钱穆身前就表达有意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赴台探亲，并盼会见过去的清华大学同学俞国华。未料消息一传出，立刻遭到在野党人士不断质疑与批判，甚至直指钱伟长是共产党高干，要求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
有了不愉快的经验，钱伟长在钱穆故去后致电钱夫人，解释无法来台的原因。他说，身为侄子当然应该赴台奔丧，但台湾仍有许多不合时宜的限制规定，能否赴台要看台湾当局的决定。
女儿钱易、钱辉和儿子钱行等则表达了赴台奔丧意愿，但不希望如上次探亲时闹出事来，影响先人清静，只盼顺利成行，不要再有干扰。台湾方面受到在野党的舆论牵引，各界关注的却是钱家后人是否会依台湾官方规定，签署“参加叛乱组织自首书”，或是宣告脱离共产党后赴台，让钱家左右为难，终究放弃申请钱易等人去台奔丧，改由三子钱逊的长子钱军以及已故长子钱拙的儿子钱松去台，着重服在告别式会场答礼。
钱伟长无法赴台，仅能电函挽联，感念幼时失怙而由钱穆提携的恩情；也抱怨海峡未通而无法赴台奔丧的悲伤。钱易等人则说，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与父亲作最后告别，让子女感到相当遗憾，因此家属决定全力实现父亲归葬故里的心愿。
申请赴台奔丧未果的钱穆子女，仅能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
行的公祭。1992年1月，钱夫人遵照钱穆生前遗愿，奉钱穆灵骨归葬太湖
之滨，安葬于苏州太湖中的西山四龙山，钱伟长亲往致祭。钱穆生前数部
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均陪葬墓
中。
政治终究是一时的，历史始终公平而迅速地反击在时人身上。钱穆在台湾仍具有高度的声望与影响力。在钱穆被迫迁出素书楼过程中不遗余力进行打击的###，在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后，即为当年的无情进逼向胡美琦道歉，但胡美琦漠然地说：“迟来的道歉已没有意义。”
主人迁出后即闲置的素书楼，被台北市立图书馆于1992年1月6日辟为纪念馆。但由于房舍年久失修，必须进行长时间修缮，直到2001年12月31日才就近委托东吴大学经营，并于2002年3月29日重新开馆，摆设维持钱穆居住时旧貌。马英九主政下的台北市政府承诺，钱穆纪念馆必定对全民开放，以发扬钱穆的风范。
马英九代表台北市政府，为钱穆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正式致歉，并为钱穆平反。他强调，素书楼虽是市府财产，但登记为宾馆，是以招待国家重要贵宾的名义，邀请颠沛流离的钱穆夫妇长期居住，因此毫无占用房舍的问题，更是台北市的莫大光荣。胡美琦与马英九共同为钱穆纪念馆主持开馆，并栽种一棵“希望之松”，希望奠下后世史学的根基。2004年，台北市政府更进一步计划将钱穆、胡适、傅斯年等入祀孔庙。
正视历史 胸怀中国
一如钱穆夫人所撰的一副对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钱穆作为一代硕儒，在史学、经学上别有成就，见证了中国的起起伏伏，虽历经颠沛流离，却始终未忘著作、讲学，毕生为文超过一千五百万字。这其实是奠基于一股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热爱与信仰，期盼有待来者，从此也可以看出一代思想家的格局与胸襟。
尤其在传统价值与经典不断受到西方文化与科学精神的挑战之际，坚持传统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中华民族与历史文化的热爱，或许才是驱使钱穆不断奋战下去的原动力。
对钱穆而言，他引用顾炎武的看法，强调“亡国”与“亡天下”有本质上的差异，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无改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气运；不过一旦天下将亡、文化将亡，中国也就岌岌可危了。
钱穆在治学上，主张后学需熟读经书古籍，体会历史通变，厘清常变的主从关系，避免烦琐钻牛角尖的研究自限，只有如此始可在史学上成一家之言的看法，迄今仍历久弥新，别有见地。利用文献本身互相释证的治学方式，也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流派。同时钱穆一生不断扩大治学领域，期待寻找“吾道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又凸显出他求新求变的学者性格，以及在不同层面所扩散的巨大感染与影响力。
一如为反驳民初以来以疑古为学术主流的风潮，钱穆的首部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考证辩驳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许多古籍是刘歆托古改制的流行说法；他又以《先秦诸子系年》对典籍中被提及的先秦诸子年代、事迹进行考证，将可疑的历史变为信史，也终于让历史回归定论，了却一番公案。
从新旧的角度来看，钱穆是站在维护旧的文化观点出发，质疑当代流行说法，究竟是保守，还是批判？拉开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许当代论战之际极易被人抨击，但结果不证自明。尤其他以个人力量和学术专业，坚持“道统”，与大环境“政治正确”思潮对抗的气魄，甚至直言质疑大师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调，毫无畏惧与退让，更让人景仰。
钱穆于1949年离开祖国大陆后，他的学术关怀已经由为古人申冤的史学研究，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扬上。一如经学、理学，钱穆都在期待能找寻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思想大道，以文化中表露的历史精神，厘清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定位，甚至找到延续民族生命的原理。钱穆生前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思想文稿，主题即在“天人合一”，希望借中国人调和天道与人道的历史关怀，迎接未来的新世代挑战。
20世纪以降，正是所谓“国魂飘失”的时刻，历史已经成为漂流在后现代氛围中毫不可知、不可信的客体，“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度往往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甚至是众人的笑柄。钱穆曾哀伤地表示，遗忘了国史的爱国精神，不过是一种商业之爱，仅寻求对己有利之爱，无从激发高贵的历史精神。
钱穆的学术生涯始终走得很寂寞，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往往无法获得市场认同，使他显得万分的“不合时宜”。但或许这种寂寞正是中国历来文人所必经的考验，因此虽身困海隅一角，作为中华历史文化守护者的钱穆，仍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充分体现“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并为中国未来的文化与学术发扬打下了重要基石。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1）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在五四学生爱国游行中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里唯一的中文传单，共印了两万份。宣言由一名北大学生以简洁的白话文写成。日后这名学生成了蒋介石的部属，当了数十年国民党官僚。他就是以《新人生观》闻名的文人罗家伦。
起草五四宣言 性格惹争议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2月21日在江西进贤县出生。
父亲罗传珍，字沛卿，曾任江西省内万年、都昌、奉新等县县令。 罗家伦出生时，其父为进贤县知县。罗传珍能诗善文，工于书画，对罗家伦的文学造诣培养颇有影响；他勤政爱民，对新传入的西方文化很感兴趣，常托友人购书供罗家伦阅读；又因为常与新军、革命党人联络，罗家伦自幼即接触革命党的思想与著作。罗家伦的母亲周霞裳也颇具文采，时常教导他识字、读诗。
罗家伦四岁入私塾，九岁母亲去世，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十五岁始进美国传教士高福绥所办、位于南昌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1914年，罗家伦十八岁，进入由于右任、马相伯等革命党人创办的上海复旦公学。当时孙中山被推为复旦公学董事会主席。
罗家伦在复旦公学时期开始主编刊物，曾任《复旦杂志》编辑，文字颇佳，崇拜学术立场从君主立宪转向民主的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伦理多有批评，同学间有“老夫子”的称号。并于此一时期，开始与戴季陶等人接触。
1917年，罗家伦进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高一届的傅斯年以及顾颉刚、康白情等人一拍即合，创办《新潮》杂志，强调以近代人的言语表达近代人的思想，以解放学术自由，呼应胡适、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
罗家伦在校园内很活跃，常与胡适等人往来辩论，也对外国文学与原文书籍感兴趣。他曾在《新潮》的文章中表示，与其登些头脑不清的课艺内容，不如多译几篇西洋长短篇或关于西方科学常识的论文。因此，罗家伦与傅斯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新书。新潮社也组建“西书研究团”，并成立译书团。此外，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的段锡朋、合办《新潮》杂志的杨振声，都是罗家伦大学时期好友。
北大时期，罗家伦与友人接触了大量亲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福利主义的著作与阅读材料，与北大的国故派对立。他还与傅斯年等人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解放传统封建禁锢，乃至于积极主张民主、自由的爱国与民族思潮。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属战胜国的中国，竟在巴黎和会被迫签下屈辱和约，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引发爱国学生愤慨，酝酿游行抗争，争回山东主权。
5月4日，在北大新潮社、工学会、国民杂志社、共学社、同言社等五个社团发起下，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游行。先前发言激烈、多次主张发动学生到天安门游行的罗家伦，负责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主张；后又被推选为四名学生代表之一，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向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递交抗议书。
游行气氛高亢，大批学生冲入日本大使馆，后又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结果遭北洋军阀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后，罗家伦继续负责总务以及与商界、报界联系工作，发动学生筹组演讲团，巡回各地向人民演说争取支持。5月26日，罗家伦以笔名“毅”，在《新潮》杂志《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首创“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指五四###有三种真精神，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2）
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是风云人物，但作风以及与政治人物的关系却使他毁誉参半。不满罗家伦的人，批评他热心追逐名利权势，争风头，自我吹嘘。他经常主动表达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推崇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