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是风云人物，但作风以及与政治人物的关系却使他毁誉参半。不满罗家伦的人，批评他热心追逐名利权势，争风头，自我吹嘘。他经常主动表达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推崇与敬意，发表《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文章，颇受人物议。
“五四”之后，个性火暴的傅斯年与其它学生闹得不愉快，一气之下退出抗议行列。带头拿大旗的人临阵退却，自然谣言不断。此时又传出罗家伦私下受邀到太平湖安福俱乐部，参加军阀段祺瑞宴会，可能遭北洋政府收买的传闻。为此罗家伦遭受很大批评， 甚至被游行学生围住当面质疑。
不满的北大学生画了幅画，又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暗指罗家伦其貌不扬，长得像“猪狗熊”，又骂他无耻。胡适等人为此在《北京晨报》登载《他也配》一文辩驳：“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算是帮罗、傅两人担保，才化解争端与疑虑。
罗家伦在“五四”之后，又参加过多次抗议游行，但因风头太健，不得不与张国焘前往上海避难，并计划串联上海等地学生活动，寻求与南方革命军政府建立关系，以对抗军阀掌控的北洋政府。 透过戴季陶、朱执信引介，刚完成《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学术著作的孙中山接见了罗家伦，罗才正式与国民党牵上线。
出身贫苦的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是从学徒做起，一路靠自修出国留学，返国创业成为巨商。因自身苦学经历，穆氏通过蔡元培在北大设立“藕初奖学金”，帮助家境清贫但成绩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1920年，罗家伦北大毕业，与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孟寿椿等“五四”活跃学生都获得藕初奖学金资助赴美。
追随蒋介石 开办大学教育事业
罗家伦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随后又转到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却未获任何学位。
1926年，罗家伦返国，任教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及其附中。由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南下支持国民政府，不少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也先后加入国民党， 促使罗家伦不得不确定政治路向。与一般自由派学者不同，罗家伦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国民政府的北伐队伍，追随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兼教务处处长。
蒋介石攻下南京后，罗家伦出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因为蒋介石“清党”后需要建立国民党全新信仰与党政人才班子，好与武汉政府以及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抗衡，在罗家伦协助下，蒋介石创建“中央党务学校”，亦即“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治大学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罗家伦以教务主任、代教育长等职务出掌校务。
1927年11月11日，时年三十一岁的罗家伦和上海闻人张钧丞之女张维桢结婚，蔡元培证婚。张维桢不仅家世好，沪江大学政治系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且是校园美女；罗家伦其貌不扬，但以五四运动名扬南北，两人结合一时成为八卦话题。
回首当年，五短身材的罗家伦，苦恋沪江大学校花张维桢，以八年一百多封情书感动佳人，才将校花追到手。传说张维桢曾开出三个条件才点头下嫁：一、要留学取得洋博士学位；二、学成后回国任大学校长；三、夫妻不可公开并行，要保持相当距离。不过日后友人的说法则显示，上述传说可能仅是街头巷尾穿凿附会而已。两人得结良缘，主要是罗家伦的文章写得漂亮，字出色，有感情，善于辩论，并且勇于尝试。
承蒋介石之命，罗家伦自1927年开始，与戴季陶在南京筹设中央党务学校，以理论、历史、地理和组织四领域进行授课研习，以培养国民党党务人才，强化党务，训练学生关于党务与社会运动的参与与宣传，配合国民党推动训政、发动清党的需要，并宣传国民党作为立党精神基础的“三民主义”。在罗家伦的建议下，蒋介石延续孙中山颁给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展现党校的革命与军事性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3）
“中央党务学校”几经变革，迁台后改制为“政治大学”。为纪念罗家伦，台北政治大学于1955年在校门口兴建两座两层楼教学馆。其中“志希楼”用以纪念罗家伦，本是图书馆，目前为政大理学院教室。
随北伐军势力兴起，北方民间兴起反对军阀的主张，一度对国民革命军抱持很大期望。1928年，罗家伦在蒋介石全力支持下，取代无意就职的孙科，前往北京将原先因“庚子赔款”办校、隶属外交部管辖、培养留美学生的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继而任首任校长。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始于罗上任后。同时他淘汰不适任教师，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大学各系研究所。
中原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与平津附近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关系恶化，北伐军形象每况愈下，身在北京的罗家伦承受很大压力。又因罗家伦倡导“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四化”办学，提倡军训等课程，作风专断，引发部分清华大学学生、校友不满，刮起一股“驱罗”风。
入主清华大学不到两年，罗家伦即辞职南返，清华大学校长因此空悬一年多。这段时间，罗家伦以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员身份，与熊式辉共赴济南，向日本军阀交涉五卅惨案的善后事宜，但遭日本军阀蛮横拒绝，同样无功而返。
返回南京后，1932年9月5日，罗家伦接掌由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其余八所大专学校合并改组的中央大学。由于重视实验，充实了研究与图书器材，又延揽了不少人才担任教授，罗的治校成绩颇突出。在蒋介石支持下，中央大学下设文、理、法、教、农、工、商、医等八个学院，成为全国院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大学。罗家伦强调，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罗家伦提出“国防中心论”，认为一切创作与社会建制均需配合国民政府未来战争需要；提出中国需要希特勒式的军事强人，以###，扭转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加上与陈立夫、洪兰友筹组“三民主义革命青年团”，罗家伦的思想与蒋介石扩张个人军事势力的倾向暗暗契合，罗家伦从此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包括蒋介石在南京国民会议的致词，以及《大英百科全书》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纪实，都出自罗家伦手笔。罗家伦名著《新人生观》也在这段时间问世。其浅显易懂，颇受右派学者好评。
对日抗战后，罗家伦出任国难会议筹备委员，全力配合蒋介石迁徙计划，将中央大学由南京溯江迁到重庆沙坪坝新校舍；次年设立柏溪分校，同时出掌西南联大校务工作。艰苦抗日期间，中央大学屡遭轰炸，他写了《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以勉励学生。
罗家伦为中央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1941年8月13日，罗家伦请辞任职十年的校长一职，从此由教育工作正式转向党政工作。
国民党迁台 印度外交生涯告终
1943年，蒋介石派罗家伦为国民政府滇黔党政考察团团长，随即转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首任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曾提交《新疆调查报告》供国民政府参考。
抗战胜利，罗家伦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代表。国民政府是世上第一个承认印度独立地位的政府。1947年罗家伦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首任驻印度大使，兼世界各国驻印使节团团长。据闻，印度宪法制定以及印度国旗设计，罗家伦均曾提供意见， 并率先签订《中印友好通商条约》。
虽然有资料显示，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期间对蒋介石冷淡，甚至刻意冷落，但他对居中翻译的宋美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英国与印度的密切关系，据台北此间资深媒体人回忆，丘吉尔曾多次通过使印的罗家伦，表达希望邀宋美龄赴英国访问。但丘吉尔明确表明仅邀请宋美龄，漏了蒋介石。罗家伦的使印日记记载了这段史实，对丘吉尔的邀请及其刻意冷落蒋介石“至为困扰”，“几乎手足失措”，不知如何处理也不知该如何反映。罗家伦无计可施，只能以拖待变，最后不了了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4）
1949年，罗家伦得知国民党情势不利，共产党管制范围推至四川，便力邀由四川飞往香港的国画大师张大千访印度。张大千是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故旧。罗想到以文化艺术促进交流，于是在新德里举行张大千画展，以张大千临摹敦煌佛教绘画为主，受到尊崇佛教的印度民众注意。
画展其实原定于1951年举行，但有消息传出，印度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罗家伦为此颇感棘手。在张大千要求下，展览提前到1949年举行。虽然两方关系暧昧，画展结束后，张大千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前往印度阿旃陀石窟考察、比较中国和印度壁画艺术间关系，临摹印度画。
果如传闻，继英国之后，赶在缅甸前，印度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双方决定建交。积极穿梭期盼化解外交烽火的罗家伦黯然结束印度大使生涯，与张大千夫妇及旅印侨胞在使馆举行最后了一次降旗仪式，然后与甘地的媳妇、孙儿女前往甘地火葬场上献花圈、行礼、默立后，隔天飞往台北定居。
离开印度前罗家伦发表简短声明：“在两年八个月以前，我带了我国政府和人民热烈的希望到印度来，催促象征印度独立的及早实现。就这方面来说，使命是达到了。我很高兴，印度现在是自由、独立的。”最终他不忘以正式外交照会驳斥印度政府企图借承认民国初年“希姆拉会议条约”，将西藏一部分完全脱离中国的阴谋，总算保住中国领土不在政权交替时被外国势力分离。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复行视事，罗家伦除担任国民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也获指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在蒋介石提名下罗家伦又出任台湾当局“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又被派为台湾“国史馆馆长”，此后直到1968年逝世。虽然是政界、文坛闻人，担任公务人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政治大学常务监事、台北《中央日报》常驻监察人、台北“故宫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等繁杂的党政、教育工作，以及“国史”、党史编纂业务总负责人之职，罗家伦却始终未进入党政核心，仅勉强可称为党政要员。反而在各类送往迎来、婚丧喜庆场合，比较能看到罗家伦的身影，过往五四时代的风采早已成明日黄花。
提倡简体字 遭各方围剿
虽然没有显赫的实缺，“五四”中的功绩，以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招牌，仍让罗家伦在台湾赫赫有名；也许比不上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在知识分子与文人圈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向来处世圆滑的罗家伦，却在文化政策与文艺工作上跌了一次大跟头，成为国民党迁台初期各方势力围剿的公敌，这就是“提倡简体字”风波。
主张中文字体简化并非始自新中国成立后。早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代，钱玄同即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减省汉字笔化方案》；1935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三百二十四个俗体简字，虽有罗家伦与吴稚晖大力鼓吹，因抗日战争爆发以及戴季陶等人全力反对，并未正式推行；其后又由国民政府中研院公布刘复等人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蒋介石也曾提到，标语用字应尽力避免十画以上的难字，以免识字不多的学生或民众费解。
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推动者，坚决主张要提升知识水准，就必须先提升识字率，增加识字率就要将复杂的中国字简化。包括胡适在内，都认为简化文字不但有必要，并且“简得好”，并早在1923年就于《国语月刊》中提倡破体字与简体字，以避免笔画太多的汉字形成书写障碍。所以，罗家伦提倡简体字有其一贯的学术信仰背景。
1953年6月30日，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受聘为国民党“###”简体字研究委员，负责简化部首的工作。作为新文化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者之一，罗家伦以一篇万余字专文，公开提倡中文字体简化。
同年9月10日，罗家伦在国民党“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再度提倡简体字，强调欲保存中国文字，须先简化中国文字。他指出，文字必须大众化，属于大众的文字若不能大众化，如何人能行之有效？尤其文字旨在表情达意，非文人欣赏品，所以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到楷书，简化是中国文字必然的发展趋势；并主张推行简体字必须率先寻求标准化、部首简单化。。 最好的txt下载网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5）
这番论调受到舆论支持，蒋介石年底也于主持国民党“总动员运动汇报”时指示：“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
不过，台海情势紧绷，加上守旧派不满，简体字运动招致很大反对。1954年2月，国民党“立委”廖维藩发动一百零六名“立委”连署，以“毁灭中国文字及国家命脉”为由，主张通过正式决议，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反对者无限上纲，高声批判罗家伦“和中共隔海和唱，共同为民族文化罪人”，是“不肖知识分子”，“类似匪谍行为”。支持者、反对者激烈论战，双方立场南辕北辙，冲突一触即发。
反对者通过各种方式发声：批判提倡简体字是“集错字、古字、俗字的大成”；质疑提倡简字有助于国家文化发展的说法；强调整理、增添新字、文字，必须有简要规律，不应混乱；并指中华文化的成就，从未因文字没有简化而有减损，轻率为之反而有危国家命脉。
面对批判，罗家伦在国民党党办《中央日报》上，一连连载四天《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长文，强调文字政策要检视中国传统社会面对的知识平均分配问题，而繁复难学的中文增加了中国社会在知识学习方面的困难；简化中文字体是简化学习的工具，也是使中国加速进步，扩大知识平均分配的关键。
1954年3月4日，罗家伦又为文主张变革现行文字的计划应采取承认已简化字或简体字，以求顺乎时代，让文字浅显易懂；简化规则应从最古的简体字、汉魏以来碑帖墨迹、宋元以来木刻书、军中文书常见简体字、民间常用简体字等字体中选取。面对种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与人身攻击，他为文皆着重于理念伸张，并未为个人辩驳。
但是祖国大陆推动汉字简化运动是不争事实。除了在抗战时期创造的“解放字”外，1952年2月，大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集民间及民国以来主张汉字简化的学者们的建议，于1954年底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顿时让罗家伦的处境尴尬且艰难。
面对责难，罗家伦拿出客观数据统计佐证。他说，“台湾”与“台湾”，谁难谁易，是否耗费时间，一看可知。小学一年级基本字五百四十九个，十画以下仅三百三十一个；小学六年期间，用字四千零三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