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水东注- 第24部分

　　张汤刻薄成性，积怨太多，终于被丞相府的三名长史（丞相府里的长史，相当于丞相助理）联合起来整倒了。他在狱中临自杀前给刘彻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臣无尺寸之功，起于刀笔吏，陛下幸爱位致九卿，今进囹圄，臣无以塞责。然谋陷臣者，三长史也。”

　　张汤死后，兄弟们准备厚葬他，他的老母却说道，“汤身为天子大臣，被人陷害致死，何厚葬为？”遂草草埋葬了事。

　　刘彻知道此事后大为震动并一怒之下斩了这三位长史，丞相庄青翟怕受牵连，也跟着自杀了。

　　这就是张汤的厉害之处，死后也不能让他的仇人安生。

　　刘恒的处事用人之道首先是在于他的自身清静无为，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他理解属下，尊重属下，信任属下。

　　老丞相申屠嘉训斥上大夫邓通的故事就能证明这一点。

　　申屠嘉虽然资格很老，但他一直在外地做官，调到京城从担任御史大夫起直到被提升为丞相，前后只不过才一年多的时间，京城官员们对他的能力和秉性不是很熟悉和了解。申屠嘉急需建立个人威望，邓通很不走运，凑巧这时候碰上了申屠嘉。

　　邓通，时为上大夫。这是一位在史学界颇有争议的人物，司马迁对他的评价很不好。说他庸碌无能，只会迎奉献媚，是个无耻小人。

　　邓通最初是上林苑的一名船夫，此处的船夫都头戴黄帽，因而也叫黄头郎。刘恒认识邓通的过程也被一些史学家们说得有些蹊跷。说是有一次刘恒做梦，梦见自己飞上了天，眼看就要登上天庭，但是就在离天庭相距咫尺的时候，无论如何使劲就是上不去，在这关键时刻，有个头戴黄帽的人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刘恒就顺利地登上了天界。回头看时，只见这位头戴黄帽的人衣服后面有个破洞，刘恒梦醒以后对此印象极深。第二天，他便在那些黄头郎中找到了邓通。这就是刘恒认识邓通的故事，故事的真伪已无法考证，我们姑且信了就是。

　　邓通其人虽然无有定国安邦的大本事。但他谨小慎微，老实本分，忠于职守，并不因皇上喜欢他而仗势欺人，也许这就是刘恒最喜欢他的地方。

　　司马迁说道，“于是文帝赏赐通（邓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司马迁好象是说刘恒直接赏赐了邓通这么多的钱，他的这话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和刘恒一贯奉行的节俭朴素精神似乎不太相符，也与他司马迁自己描述的刘恒前后有了很大的矛盾，司马迁是这样赞美刘恒的，“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

　　更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刘恒提拔使用自己的内弟都怕天下人说闲话，如此赏赐邓通他就不怕别人议论？

　　但是刘恒到底对邓通有没有赏赐呢？有。不过不是直接赏赐的，而是间接地赏赐了邓通“巨万以十数”，或者更多。可刘恒赏赐邓通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而是一种通过劳动可令人致富的权力，也就是采矿权。并且，得到刘恒采矿权赏赐的也绝非仅邓通一人，那是天下所有的有志于彼的民间采矿人。

　　刘恒即位之时，社会上流通的是高帝刘邦时期铸造的“三铢钱”（三铢，约合现在的两克左右），由于这种钱质薄量轻，人们便称它为“榆荚钱”。这钱的中间穿孔比较大，制作的比较粗糙。而且钱文设计过于简单，很容易制假，因而老百姓们都不太喜欢它。即便是这样的钱，由于它的铸造量过小，市面上的流通量就极为有限，等到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规模时，货币的流通量过小自然就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时有些地区就曾出现过以物换物的尴尬景况。

　　有些大臣便据此提议取消钱币制度，用谷物和布匹代替钱币进行商品贸易。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理由是谷物太重，携带不方便；布匹不能任意撕裂，无法兑找换零。更重要的是，谷物、布匹和其他商品相互换算价值时更为繁琐麻烦。

　　前元五年一月（公元前一百七十五年），张苍接任丞相。三个月之后，刘恒下诏“更造四铢钱，除盗铸令。”除盗铸令的意思就是允许民间私营业主铸钱。

　　更造“四铢钱”是否是张苍的提议已不得而知，但做为一代律历大师且又位居丞相，参与研究、领导执定具体的操作规程那他张苍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了。这种“四铢钱”（钱质的重量近三克）也称“四铢半两”，又称“汉半两”（半两乃是钱币的币值），该钱的中间穿孔比较小，钱文制作的也比较规范。“母钱”设计好了之后，天下的铸造业主们便开始按照这个范本生产铸造“四铢钱”，其“榆荚钱”经过一段时间的回收回炉也就渐渐地退出了市场。

　　这种“四铢半两”钱轻重合宜，制作规范，比较受老百姓的喜欢。由于允许民间私铸，它的发行量自然很大，基本上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所以它一直被使用到了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一百一十五年），“四铢半两”钱在市面上流通了长达六十一年之久。

　　在刘恒执政时期，天下有两个非常大的铜钱铸造业主，一个就是那位让后来的景帝刘启头疼不已的吴王刘濞，另一个便是我们说的这位邓通。

　　刘恒当年下诏“更造四铢钱”的时候，同时还废除了过去关于禁止民间私自进山采矿和禁止民间私铸钱币的禁令，即“弛山泽之禁”和“除盗铸令”。于是，拥有一定资金和采矿技术的私人业主们便纷纷的拉起队伍进山了。看到这个形势，邓通也坐不住了，他找到了刘恒，“皇上，微臣家乡蜀郡有座严道山，据微臣所知此山有铜。皇上废除了禁止民间私自进山采矿铸钱的禁令，微臣也想借此机会回家乡采矿铸钱。微臣读书不多，在朝中混事，全靠皇上的庇护。进身商贾，或许这是微臣的一条出路，不知皇上能否恩准？”

　　“采矿铸钱？这可是需要资金和技术的，你有这个能力吗？”刘恒微笑道。

　　“资金可以借贷，至于采矿铸钱方面的技术人才，只要出钱合适，总能雇得到。”邓通似乎很有信心。

　　刘恒说道，“既然你有如此决心，朕准了。不过朕还是要提醒你，朝廷对采矿铸钱这方面所征收的税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不善经营的人是挣不到钱的，望你好自为知。”

　　“谢皇上隆恩。”刘恒所提醒的这些话并没有引起邓通的在意，只要能准于他去采矿铸钱，他便很有些喜出望外了。

　　说邓通庸碌无能是有些小看了他，他自从得到了严道山的采矿权之后，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几年以后，便出现了“吴、邓氏钱布行天下”的壮观局面。这里所说的“吴”是吴王刘濞，“邓”就是邓通。

　　可是如果说他邓通是个成功的企业家，那又未必尽然。刘恒去世之后，景帝刘启挟私愤报复邓通，人们发现邓通还是个巨额亏损大户，“尚负债数巨万”。如果邓通不是白手起家，他要是有皇上赏赐的那么多的“巨万以十数”，何以负债如此之巨？

　　言归正传，话说申屠嘉急需建立个人威望之时，正好碰上了邓通这个倒霉蛋。这天，申屠嘉进宫奏事，凑巧邓通也在宫里，他正在与刘恒说笑话，见了新任丞相进来，刘恒已经收住了笑容，但邓通依然嘻笑不止。这下可惹怒了申屠嘉，他认为这是邓通不尊重他的表现。

　　申屠嘉回到相府后就派人把邓通传了过去，邓通一进门，申屠嘉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训斥，直训得邓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赔礼道歉才算完。刘恒知道此事后笑了。因为他理解申屠嘉，他既然敢于训斥天下赫赫有名的富翁，那么他这个新任丞相在朝中建立威望必不成问题，拥有一个有威望的丞相，这对朝廷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

　　刘恒对待属下不仅只是体现在理解、尊重和信任这么简单，他对待属下还具有一个相当宽容的心态。属下在奏事之时，无论他们说得对与否，无论口气多么的严厉，刘恒一概不与计较。说的对时他愉快地接受，说的不对时他也不生气，他认为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贾山当年在《谏皇帝射猎》的那篇奏折中说刘恒“一再进山涉猎，击兔伐狐，有伤大业。”贾山的口气不能说不严厉，可刘恒丝毫也没有生气，而且还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贾山的建议，并且从此就真的很少外出狩猎了。

　　后来冯唐说刘恒“皇上就是得到了廉颇、李牧，也未必能重用他们。”应该说，此话是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了，刘恒却冷静地从冯唐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云中郡守魏尚的冤案很快就得到了平反。

　　自称狂人的晁错说得更是难听，“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刘恒却非常欣赏他的这种狂劲，因而刘恒说道，“如果言者不狂，择者不明，那才是国之大患。”

　　刘恒如此的善待属下，故而在他的周围便集聚了一大批的贤良方正之士。这些人没有思想包袱，没有后顾之忧，敢于真言，敢于直谏。这样，他制定治国方略之时出现失误的几率就会少得很多，因为他汇集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以匡朕之不逮”。

　　晁错后来给景帝刘启上过一篇《削藩策》，其实，晁错早在刘恒时期就曾提过这个问题。刘恒经过慎重考虑后没有接受晁错的建议，他认为这个建议有些过激，对那些诸侯王们的刺激过大，如果一旦引起内乱，首当其冲的是老百姓又要遭难。于是，刘恒从稳定大局的长远观点出发，坚持使用贾谊提出的那个“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正确主张。

　　在实行“更造四铢钱，除盗铸令”的时候，贾山、贾谊等人对此问题持不同看法，贾谊为此还上了一道奏折《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刘恒基于当时的形势通盘考虑后，没有采纳贾谊等人的建议。

　　贾谊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人称旷世奇才。但刘恒身边具有如此才学的并非仅他一人，老丞相张苍的学问就不在他贾谊之下，且张苍还有着非常纯熟的律历管理经验和丰富的社会阅历。有张苍这样的人在朝中做丞相，刘恒的“更造四铢钱，除盗铸令”的政策进行得就非常地顺利。

　　需要一提的是，当时的铸钱与现在的印制钞票有着本质的不同。印制钞票的成本和其票面币值那是不成比例的，但铸钱的成本和其钱币的币值之间相差的却不是那么的大。

　　由于古人受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制钱过程中诸如采矿、冶炼，制模、浇铸等一系列生产工艺均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制作不易，成本很高，采矿要交税，铸钱也要交税，且金属铜本身也具有相当的价值，故而铸钱这个行业虽有利润，但是其利润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不善经营的邓通负债累累就不那么难于理解了。

　　最近，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中发掘出土了很多的汉简，经考古专家鉴定，这些基本完整的汉简记录的是汉初的“矿产资源税”，其中便有对采铜者征税的具体内容，当时实行的是“日定额实物交税”的办法，即按日定额征收实物铜，每人每日征收十五分之二铢。

　　上述有关征税的这些具体内容《史记》中是没有的，因为司马迁和贾谊一样对这些具体数据似乎是不感兴趣的，但是身为丞相的张苍却不能没有这些数据。

　　显然，“弛山泽之禁”和“除盗铸令”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利益。因此，只要管理得法，这项政策无疑是利国利民的。

　　“除关无用传”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汉初各郡国为了防止粮食及其它紧缺物资外流，经朝廷批准，他们相互之间设置了很多的关卡。到了刘恒前元十二年，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经济状况早已有了根本的好转，经济总量也已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各地出现了很多的“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楸”、“千亩漆”、“千亩巵茜”和“千畦薑韮”等单一的经济作物，这些颇具地方特色的经济作物只有销往外地才能充分的体现它的价值，而当时的关卡检查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地区间的货物交流。

　　为此，刘恒便下诏取消了这个过时的制度，货物进出各地无须官府的任何凭据，也无人再去检查，这就是“除关无用传”。

　　从此，“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这一系列利国利民政策的有效实施，促进了农、工、商业的迅猛发展。社会财富激增，朝廷的钱库粮仓溢满。百姓家给人足，户口渐多。海内殷富，社会经济空前繁荣。

第十八回　　帝王克俭律己　　人民安享太平
公元前二百零九年，一代雄主秦始皇辞世。半个世纪之后，公元前一百五十七年，华夏大地上又诞生了一位与秦始皇几乎一样的雄主汉武帝。

　　由于他们两个人有些相象，所以后人喜欢把他俩并列相称，秦皇汉武。不知是汉武帝有意效仿秦始皇呢？还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两个人确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秦始皇“继六世之余烈”登上皇位，汉武帝不多不少，正好也是汉王朝的第六位统治者。

　　秦始皇不怕劳民伤财，最喜欢那种耀武扬威的巡行封禅，因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登泰山，观东海。汉武帝当仁不让，登泰山，观东海的次数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先后九次封禅泰山，他汉武帝封禅泰山的次数在中国古代帝王里可以说是独拔头筹、空前绝后了。

　　秦始皇喜欢大兴土木，他的那个“阿房宫”闻名遐迩。汉武帝迷恋园林建设，他的那个“建章宫”名气虽差一些，但相较豪华程度却比其毫不逊色。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虽然手段相反，结果却是相同，他二人使得儒家名声大震。

　　秦始皇按“五德终始说”定自己为火德，汉武帝也按“五德终始说”变通自己为火德。二人都有火急火燎的火性子，因而他们俩都崇尚“火德”这应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

　　秦始皇武力征服南越，汉武帝也对南越用兵。

　　秦始皇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强拉天下民夫修筑长城，耗尽了国力。汉武帝受不了匈奴的骚扰，调集全国兵力在茫茫大漠之中与其较劲，只是不见匈奴消亡，但见大汉国力渐微。

　　秦始皇首设“诽谤罪”，汉武帝重拾已被废止的“诽谤罪”，他授意江充搞的那个“巫蛊案”致使上万人的人头落地。

　　秦始皇梦想长生不老，遍求仙丹妙药。汉武帝营建了一座“承露台”，该承露台周长七人合围，高二十丈，台顶有一精铜制作的承露盘，盘的上方有一巨大的仙人手掌，用以承接天上甘露。甘露同玉石粉末搅拌，制丹服用以求长生不老。

　　二人何其相似乃尔，然则，汉武帝在某些方面似乎比秦始皇还要略胜一筹。比如，秦始皇缺钱时只会横征暴敛，汉武帝缺钱时却会巧取豪夺。

　　何谓巧取豪夺？巧取者，巧立名目也。豪夺者，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