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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瑟的时代之前，不列颠岛有很长一段时间为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一省，“不列颠尼亚”（Britannia）为其罗马名。不列颠虽位于帝国的最北方，但自公元一世纪中叶起即被罗马人占领。可是在公元五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势力在各地均日渐衰微。
由于粮食匮乏，加上亚细亚部落入侵的威胁，名为西哥特人（Visigoths）的日耳曼部落侵略军，离开东欧的家乡。他们在罗马帝国东部安居乐业了一阵子，不久后挥兵反抗帝国政府。他们在首领阿拉里克（Alaric）的领导下，沿着意大利海岸向南迁徙。公元四一○年，侵略军攻占帝国的首都罗马。虽然西哥特人后来并没有继续占领这个帝国城市，阿拉里克的入侵却适足暴露罗马帝国的军事弱点。在公元五世纪结束前，罗马城和帝国终于沦亡。
在阿拉里克侵略罗马城之前的数年期间，原本派驻不列颠尼亚的罗马军奉命返国，准备保卫受到威胁的祖国。由于长期接受罗马军的保护，不列颠人自卫的能力反而愈来愈弱。他们吁请罗马皇帝荷诺里（Honorius）保护，后者当时已经离开罗马城。为躲避西哥特侵略军，他的朝廷已迁至拉维那（R*enna）。因此荷诺里的回答不足为奇，他说：“让殖民地自己想办法吧！”
这些起先被罗马人征服，如今又听说得自求多福的人，就叫做“不列颠人”（Britons） 。他们之前的凯尔特人（Celts），在罗马势力入侵的五百余年前，即从欧洲大陆移居至不列颠与爱尔兰。他们之所以能征服岛上的原有住民，无疑得力于他们所占有的一项优势。凯尔特人拥有极先进的锻铁知识，被凯尔特人打败的人却对锻铁一无所知。凯尔特的铁制武器，使他们成为无敌的战士；铁制的农具则使他们成为比较能干的农夫。他们轻易地就控制了这片移民的土地。
然而，凯尔特并非单一的民族，而是由各个独立的部落组合而成。每个部落由国王或皇后统治，有贵族阶级，也有奴隶。每个部队还有一个叫做“德鲁伊教士”（druid）的阶级，身兼部落的神职人员与法官。凯尔特妇女和男性同担义务，包括军事领导职责在内。凯尔特各部落有时和平共处，有时则兵戎相见。当罗马人入侵时，有些部落大开欢迎之门，有些则加以反抗。
但是，在公元一世纪时反抗罗马的凯尔特部落，根本不是罗马兵团的对手。罗马军人不但训练较精良、补给较充足、组织较严密，适应力也优于以往任何军队。罗马兵团由十个每队各五百五十五人的步兵大队组成，每名士兵配备剑、矛及护盾；炮兵则配备十字弓和炮。受过良好训练的将士不仅仅战技出色、能屈能伸，造桥铺路、修筑城池也有一套，更能辅助军事行动，又巩固了他们在岛上的统治者地位。遍布全岛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不但使得部队和补给可以迅速调动，也促进贸易与通讯。罗马人在不列颠至今仍留存的最伟大遗迹，莫过于以哈德良大帝（Emperor Hadrian）命名的城墙，建筑在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乃为防御罗马人的强敌——北方的皮克特人（Picts）而造。城墙由爱尔兰海迤逦至北海之滨，全长大约七十五英里。
亚瑟王（3）
然而，罗马人不但骁勇善战，统治被征服的百姓也很在行。罗马统治方式的特色之一，就是让当地居民在防卫与治国事务上，担任要职。罗马政策也鼓励服役期满的军人留在服役地屯垦。无可避免地，在罗马统治不列颠的四百年间，当地人和征服者，亦即凯尔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差异逐渐模糊不清，促成了自称为不列颠人的族群兴起。
首先要知道，所谓的罗马帝国，其实从来就不是现代观念中的国家，这样或者就比较能体会上述这种现象。罗马人并非基于种族或者地理因素而结合。维系他们的，是共同的语言——拉丁语、共同的司法制度，以及共同的统御方式。综合在一起，这些共同拥有的传统与技能，即可称为文明。
罗马的征服，为凯尔特不列颠人带来较高的生活水准，然而凯尔特文化在许多方面，为罗马文明的注入，奠定良好的基础，亦为不争的事实。凯尔特人在山腰上以泥土及木头堆砌的屏障，原本供御敌之用，后来逐渐扩展到罗马行政与贸易中心所在的城镇。德鲁伊神职人员负责监督的凯尔特固有宗教，和罗马人引进的基督教并行不悖。和所有宗教一样，这两种宗教不但具备崇拜色彩，也相信不朽与行为的道德准则。因此，尽管罗马人无法再给予不列颠人军事支持，罗马军的撤离并未使罗马文明所造成的影响就此告一段落。毕竟四个世纪以来，罗马文明一直是不列颠人生活的基础。
不过，罗马撤军势必使不列颠的四方之敌虎视眈眈。凯尔特人和罗马人合组而成的不列颠人，注定要被另一支入侵的民族征服。不列颠人数百年来在罗马帝国的羽翼庇护下，安居乐业，自卫能力因而低落。从未臣服于罗马统治的凯尔特部落，从不列颠西边的爱尔兰岛进犯。另一批凯尔特人与皮克特人，从北边的苏格兰入侵。三支血源与文化相近的日耳曼民族：撒克逊人（Saxons）、盎格鲁人（Angles）和朱特人（Jutes），也由欧陆大举来犯。
上述部落中，撒克逊人构成的危险最大。航海技术精湛的撒克逊人突击不列颠南海岸与东海岸城镇，沿着河流向内陆推进。他们原来的目的只是要抢掠财物，但是到了公元四五○年，他们在不列颠东南岸的据地，却成了永久的屯垦地。罗马文明被部落生活取代，基督教向异教神明低头。
罗马军撤离后的数年间，不列颠诸领袖中势力最大的为威尔士的部落首领沃尔蒂格恩（Vortigern）。据信，他未受到罗马与基督教的直接影响，但在罗马统治不列颠的最后几年中，他曾担任边疆辅军，协助保卫边界和平，对罗马帝国贡献良多。罗马撤军后，沃尔蒂格恩经过几次结盟与征服，控制不列颠泰半地区。
他所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艰难处境，当时有位史学家作了最坏打算，他对时局描述如下：
罗马人如今已撤军，放弃不列颠，局势混乱而凄惨……在酷热干旱的仲夏，大批人群驾着马车从苏格兰倾巢而出，这批来势汹汹的人是可怕的英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两者风俗有异，却同样嗜血。他们发觉不列颠人的旧盟友（罗马人）出发返国，不再归来，遂厚颜无耻地霸占北方。派驻哈德良长城城垛抵御入侵外族的，却是一支军纪涣散亦胆小如鼠，不敢挺身御敌的部队，由于怠惰已久，根本不堪一击。同时，赤身露体的敌人带赤钩武器挺进，把可怜的不列颠人从城墙顶活活拉下，重重坠地。这样的死还算痛快，因为他们不必像其父兄一样受尽活罪。
亚瑟王（4）
沃尔蒂格恩最害怕的，就是皮克特人与凯尔特人构成的威胁，因此，他和朱特族领袖亨吉斯特（Hengist）与霍萨（Horsa）缔结和约。他把不列颠东南部的土地割让给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面积大于后三者原本在此处屯垦的地区，他并且同意年年进贡。而三者
则援助沃尔蒂格恩对抗北方的入侵者。
沃尔蒂格恩的和约并没有维持很久。天下恢复太平，但不出数年光景，撒克逊、盎格鲁及朱特等三个南方部落，全部要求割让更多土地。
沃尔蒂格恩同意割土，但提出交换条件，要求减少为维持和平而进贡给亨吉斯特与霍萨的款项。这项条件未获接受，和约破裂。沃尔蒂格恩领袖地位尽失，撒克逊人又开始掠夺其屯垦地附近一带，在罗马撤军的廿五年后，撒克逊人意图控制全不列颠。
不列颠的领导权如今落入了安布罗修斯（Ambrosius）之手。他的王国建立在不列颠西南部，独立于沃尔蒂格恩的势力范围之外。重要的是，他和沃尔蒂格恩有两点不同。其一为，他受古罗马组织与战斗的方法影响至深，他自己可能出身于定居不列颠的一个罗马家族。其二为，他和手下的兵卒皆为基督徒。基督教在公元二世纪来到不列颠，虽然在沃尔蒂格恩的时代，不列颠岛民有许多仍为信奉多神的异教徒。但受罗马文明影响最大的贵族，似乎多半是基督徒。安布罗修斯自然不会重蹈沃尔蒂格恩的覆辙，信赖异教佣兵来保卫不列颠。
安布罗修斯率领的不列颠保卫军，和亨吉斯特领导的撒克逊、盎格鲁及朱特入侵军，在许多方面形成对比。安布罗修斯的军队规模不大，仰赖中央组织制度、有纪律的训练以及罗马人引进的骑兵制度。不过，不列颠人作战，是因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如此，他们的目的是要终止对罗马生活方式的威胁，这种生活方式带给他们和平富足及共同的目标。他们从事的是解放战争。敌人则虽为数众多，但并未采行中央组织制度，而以家族和部落形态作战。他们对家族效忠，作战手段残暴，他们对失败的唯一定义是，以未能战斗至最后一刻为羞耻。他们为作战而作战，追求的报偿是到处劫掠以致富，充实自己的荷包。他们并不想发展成一个国家，或屯垦开荒。对他们来说，只要能达到致富的立即目标，一切就大功告成。此外，身为基督徒，很多不列颠人相信，现世的生命只是为未来的永生做准备；不列颠的异教徒敌人却认为，应该及时行乐。
安布罗修斯在战场上似乎很早就旗开得胜，他打败并杀死敌军首领亨吉斯特，使萨克逊人及其盟友暂时留在不列颠岛东南端，不敢蠢动。但是不能确定天下是否就此太平，当时究竟发生过哪些事并不清楚，因为罗马的撤军，造成其后数年书面史料匮乏。不过，我们应可相信，撒克逊人曾在南部海岸沿线烧杀劫掠，并侵入不列颠中部，但通常都遇到不列颠人的反抗。
其中一场战役——贝东之役（Battle of Badon）的意义尤为重大。虽然贝东山丘确实地点位于何处，迄今仍有争议，可确定的是，它位于不列颠西部。由于撒克逊人敢远征至该处作战，想必先已联合数个部落共同行动，因此我们或可推断，撒克逊人必然深信，凭他们的凶狠和庞大的阵容，定可深入不列颠据地并赢得胜利，这才大举出动。可是他们错了。根据有关这场战役的一项描述，撒克逊人包围山顶上的不列颠要塞三天后，离开掩体，被不列颠骑兵打得落花流水，兵败如山倒。
亚瑟王（5）
就某一层面来说，贝东之役打得并没有多大意义，它并未阻止撒克逊人占领不列颠，只是拖延了数十年。撒克逊人在这场决定性一役战败后，有四十年未再企图控制不列颠。不过，到了六世纪末，不列颠泰半疆界均成我们所称的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的势力范围。其中的
一个部落——盎格鲁，后来便演变为当今不列颠居民的统称——英国人（English）。
第二章：早年纪录
在国土被侵略者统治，生活方式亦受威胁之时；亚瑟成为不列颠反抗的象征。对他的时代而言，他是位伟大的英雄。贝东之役正足以显现反抗行动的伟大，这场战役暂时抵抗了盎格鲁撒克逊势力，在亚瑟的子民心目中，必定是史上大事。
威尔士僧侣兼历史学者吉尔达斯（Gildas）的著述，可以证明贝东之役的确发生过。他的著作《有关不列颠的毁灭与征服》著于公元五四○年左右，离贝东之役仅数十年。他自称这是本“发牢骚的书”，他经常在感叹的是罗马人撤离后，不列颠人沦落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手的劫难，正是上帝惩罚不列颠人罪恶的明证。他还写到，如果不列颠人不洗心革面，终将走向毁灭。这就是吉尔达斯对贝东之役及战后四十年升平之治的审判。
然而，对研究亚瑟的历史学家来说，吉尔达斯对这些事件的记述颇堪玩味。和后来大多数历史学者不同的是，他并未称亚瑟为贝东之役中不列颠军的指挥官，其实他根本没有把胜利归功于任何领袖。不过，吉尔达斯确曾声明，安布罗修斯率领部属数度征战，终于促成贝东之役。这不啻暗示胜利是安布罗修斯的功劳。
对那些认为亚瑟不仅有其人且意义重要的历史学者来说，吉尔达斯的说法有待商榷。吉尔达斯身为和亚瑟时代最接近的学者，却为何未把贝东之役归功于亚瑟呢？研究吉尔达斯写作的目的，或可找到解释。吉尔达斯的用意并不是要记载历史故事，而是借着训诫激发对旧恶的悔改。因此他的著作只简略探讨当时的人物与大事。此外，由于吉尔达斯希望鞭策读者过简朴并合乎道德的生活，若对亚瑟加诸过多关注，则与其目的不合。在贝东之役与《有关不列颠的毁灭与征服》著述相隔的几十年间，吟游诗人在歌曲中，不断颂赞亚瑟是不列颠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
过了两个世纪，贝东之役的胜利方首度归功于亚瑟。威尔士僧侣兼历史学家内尼厄斯（Nennius）在公元八○○年左右写到，贝东之役是亚瑟多次军事胜利之一。和当时其他的历史学者一样，内尼厄斯从创世纪的历史开始记录，一直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所根据的
是他人的著作，而他似乎相当忠实于他所找到的资料。他引据的史料多半已佚失，只有经内尼厄斯转载的保留了下来。后来的史家在利用资料时，会加以评估编排，以便铺陈特定的目的，内尼厄斯却不然，他显然只想把他所知道的世界历史大事，按他自认为合乎年代的先后次序——记载下来。他对自己的方法有个有趣的总结：“我把所发现的一切事情一网打尽。”
在他的记录中，首次直接提到亚瑟。内尼厄斯写道，亚瑟“和不列颠诸王并肩而战，但他才是战役的领袖。”内尼厄斯共把十二场战役的胜利归功于亚瑟：第一场战役发生在格伦（Glein）河口。其后四场在林尼尔斯（Linnius）区的道格拉斯（Dubglas）河岸。第六场在贝西斯（Basses）河畔登场。第七场在塞利顿（Celidon）森林，亦即Cat Coit Celidon。第八场在桂尼安堡（Castle Guinnion），亚瑟当时肩绘圣母马利亚像，借由主耶稣基督与万福马利亚神力之助，敌人死伤枕藉。第九场发生在兵团（Legion）城。第十场在特里布伊特（Tribuit）河。第十一场在叫做阿格奈（Agned）的山丘。第十二场则在贝东山，亚瑟当天一人歼敌九百六十人。所有的战役，他都打了胜仗。
亚瑟王（6）
对著述《高多汀》的诗人所问的那一类问题，亦可提出来问内尼厄斯。亦即，从呈现出的资讯中可导出什么推论？首先，对亚瑟战功的叙述可能来自威尔士吟游诗人吟唱的诗歌。威尔士语乃口头流传，并没有文字，也无字母。几百年以来，所有事迹均由拉丁文记录，只有教士与僧侣才会书写。由于缺乏书写文字的缘故，大多数不列颠居民对历史的了解来自吟游诗人的吟颂。历史学家甚至分辨得出来内尼厄斯引为来源的是那种诗歌。这种诗叫做“战役记录诗”，似乎是威尔士人最喜欢的一种形式。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内尼厄斯引据的诗歌，著作于何年何月，历史学家相信，其年代必然久远，可能早在内尼厄斯撰史的三百年前即流传一时。这种看法是根据一项事实而来，亦即内尼厄斯所提及的地名无一可考。如果这首诗著述的年代比较接近，或倘若是内尼厄斯自己为这些地点命名，则现代的史学家或可指认出这些地点。然而事实上，史家们对地点的考据，意见出入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