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旅行家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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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旅行家的妻子-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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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克莱尔!”伤痕看起来比昨天更可怕,其中一些已显出青紫色,大腿上留着杰森用鞭子抽过的痕迹。“哦,克莱尔。”海伦走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抱住我。整个屋子静悄悄的,我的眼光掠过海伦的肩头,我看到所有的女生都围过来,看着我。海伦站直了转过身,对着她们,问道:“怎么了?”站在后排的一个女生开始鼓掌,接着大家一齐鼓掌,一齐欢笑,一齐欢呼。我感觉身体轻飘飘的,仿佛飞上了天。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三(克莱尔二十四岁,亨利三十二岁)
  克莱尔:我躺在床上,几乎快睡着了,突然感觉到亨利的手在我的肚子上摩挲,他回来了。我睁开双眼,他正俯身亲吻我那处烟烫的小疤痕。依稀的夜色中,我触摸他的脸,对他说:“谢谢你。”他回答:“很乐意为你效劳。”这是我们惟一一次谈起那件往事。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一日,星期日(亨利三十六岁,克莱尔十七岁)
  亨利:这个温暖的九月下午,我和克莱尔走在果园里。金色的阳光下,昆虫们躲在草丛里轻轻地嗡鸣,万物一片静谧。放眼望去一片干枯的草地,暖洋洋的空气闪着微光。我们来到苹果树下,克莱尔把垫子搁在树根上,靠着树干坐下来。我则四肢张开地平躺着,头枕着她的腿。我们刚吃完东西,剩下的食物散落在周围,熟落的苹果点缀在其间。我心满意足,昏昏欲睡。我是从一月过来的,克莱尔和我正闹得不可开交。这段夏天的小插曲真是充满了田园诗意。
  克莱尔说:“我想把你画下来,就保持这个姿势。”
  “睡得东倒西歪的样子吗?”
  “很放松的样子,你现在看上去很宁静。”
  为什么不呢?“你画吧。”我们第一次到这里来是因为克莱尔要画一棵苹果树,交美术课的作业。她捡起素描本和碳笔,把本子在膝上放稳。我问:“你要我移动一下么?”
  “不,那样就改变太多了。就保持现在的姿势。”于是,我继续懒散地观看枝条与天空相互映衬而成的图案。
  静止是门戒律。我阅读时,保持多久都没有问题,可是耐心为克莱尔坐着,每次都出奇地困难,甚至某个刚开始很舒服的姿势,一刻钟后就成了人间酷刑。我身体保持不动,只能转转眼球,看看克莱尔,她正在埋头作画。克莱尔只要一画画,好像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只剩下她和被她观察的对象。这也正是我喜欢给她当模特的原因,她看着我的那种专注的眼神,仿佛我才是她的一切,那种眼神,除此以外,只有当我们做爱时她才会给我。此刻,她正看到我的眼底深处,微笑着。
  “我忘了问你,你是从哪一年过来的?”
  “二年一月。”
  她的脸一下子拉长了,“真的?我还以为更晚一些呢。”
  “为什么,我看上去很老?”
  克莱尔揉揉我的鼻子,她的手指游走过我的鼻梁,来到我的眉毛上。“不,没有。可是你这次看上去很开心也很平和,通常,当你从一九九八、一九九九或二年过来时,要么很沮丧,要么很怪异,你也总不告诉我原因。然后,到了二一年,你又一切正常了。”
  我笑起来,“你看上去像个算命的。真没想到你还会这么仔细地留意我的情绪。”
  “那我还能留意什么呢?”
  “记住,通常我都是因为压力太大而被送到你这儿来的,但是你也不必担心那段时间很可怕,那几年里,也有不少非常愉快的时光。”
  克莱尔继续专注到她的画面上去,不再问那些未来的问题,然而她又问起了别的:“亨利,你害怕什么?”
  我很诧异,不得不好好考虑一番,“怕冷,”我说,“我害怕冬天。我害怕警察。我害怕去荒唐的时空,被汽车撞,被人打。还有,我害怕在时间中迷路,永远回不去。我害怕失去你。”
  克莱尔笑着说:“你怎么可能失去我呢?我哪里都不会去的。”
  “我害怕你厌倦了那种被我抛下的生活,我害怕你弃我而去。”
  克莱尔把素描本放到一旁,我也坐直身子。“我不会离开你的,”她说,“即使你总是离开我。”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要主动离开你。”
  克莱尔给我看了看她的作品。我看过这幅画,它就挂在克莱尔工作室的画桌旁。这幅画里的我,看上去确实非常宁静。克莱尔签好名,准备写上日期。“别写,”我说,“这幅画是没有日期的。”
  “没有吗?”
  “我以前看过,上面没有日期。”
  “那好吧,”克莱尔把刚写了几笔的日期擦掉,改成了“草地云雀”。“好了。”克莱尔困惑地看着我,“当你回到真实时空里,会不会发现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比如说,要是我现在把日期重新写上去,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试试看吧。”我好奇地说。克莱尔又把“草地云雀”擦掉,改成“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一日”。
  “就这样,”她说,“这很容易。”我们呆呆地看着彼此。克莱尔笑着说:“就算我违反了时空连贯体①指时间与空间所构成的四维时空结构。,这也不太明显。”
  “如果你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会告诉你的。”这时,我有些摇晃不定,“我想我要走了。”克莱尔亲吻了我,随后我就离开了。
  二年一月十三日,星期四
  (亨利三十六岁,克莱尔二十八岁)
  亨利:晚饭后,我仍在想克莱尔的那幅画,于是我走到她的工作室看个究竟。克莱尔最近在用某种紫色纸张的细小纤维制作一具巨大的塑像,看上去像是一种木偶和鸟巢之间的混合体。我小心地绕了过去,站在她的画桌架前。那幅画不见了。
  克莱尔抱着一大捧麻蕉纤维走了进来。“嗨,”她把它们放到地上,靠近我,“怎么了?”
  “平时一直挂在这里的那幅画哪去了?你画我的那幅?”
  “嗯?哦,我不知道。也许掉下去了吧?”她蹲到桌子底下寻找,“好像没有嘛。哦,等会儿,我看到了。”她的两根手指夹着那幅画,“啧啧,全是蜘蛛网。”她掸去蛛丝,把画递给我。我低头看去,上面还是没有日期。
  “日期哪去了?”
  “什么日期?”
  “你在画的底部写过日期的,就在这里,你名字下面。看上去好像被刮掉了。”
  克莱尔笑了,“好吧,我坦白,是我刮的。”
  “为什么?”
  “你那时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害怕极了。我想,万一因为我固执的试验,导致我们再也不能相遇了,那可怎么办?”
  “我很高兴你那么做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是高兴。”我们彼此望着对方,然后克莱尔笑了,我耸了耸肩,就是这样。可是,为什么看上去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却几乎已经发生过了?为什么我会那样地如释重负?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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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夜

  (总是在同一辆汽车里遇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亨利四十岁,克莱尔十七岁)亨利:这是个阴沉的冬日下午,我在草地云雀的地下阅览室里,克莱尔留了一些吃的:涂了芥末酱的全麦面包配烤牛肉和奶酪,一只苹果,一升多的牛奶和满塑料罐的圣诞曲奇饼、雪球糖、肉桂果仁粽子糖,还有带好时巧克力夹心的花生奶油饼干。我穿着我最喜欢的牛仔裤,和一件性手枪①性手枪(Sex Pistols); 1976年成立的英国朋克乐队,一出现便引起轰动,为当时的英国朋克描绘了很好的蓝图。的T恤。我应该是个快乐的野营者,但我不是:克莱尔准备了当天的《南黑文日报》,上面的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夜。正是这个夜晚,在芝加哥的让我爽酒吧里,我那二十五岁的自己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直到从酒吧的凳子上瘫倒在地,最后在仁爱医院里以洗胃而告终。这天是我母亲逝世十九年忌日。
  我静静地坐着,回想我的妈妈。被腐蚀的记忆,让人啼笑皆非。如果一定要从童年算起,妈妈在我的印象中早已暗淡,只有极少数的特别时刻,才会在脑海里清晰地显现出来。一次是我五岁时听她在芝加哥抒情歌剧院②芝加哥抒情歌剧院(Lyric Opera of Chicago),在音乐方面芝加哥是蓝调、爵士乐、音乐剧(Lyric Opera)的发源地。演唱《露露》③奥地利歌剧作曲家贝尔格(Alban Berg) 1929年创作的歌剧。,记得爸爸当时坐在我身边,第一幕结束时,他微笑着仰视妈妈,激动万分。还有一次在芝加哥交响音乐厅里,我和妈妈并排坐着,观看爸爸在布里斯④布里斯(Pierre Boulez);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的指挥下演奏贝多芬。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允许我留在客厅里一同参加他们的聚会,并为所有来宾背诵布莱克的“老虎!老虎!黑夜的森林中燃烧着煌煌的火光⑤选自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老虎》。此句为诗歌开篇的首句,郭沫若译。……”,最后我还模仿了几下老虎的吼声,我那年四岁,表演结束后妈妈过来一把抱起我,亲吻我,所有的人都热烈地鼓掌,她那天涂了深色的口红,我还坚持要留着她的唇印去睡觉。我记得有一次她坐在沃伦公园的长椅上,爸爸在一旁推着我荡秋千,她的身影在我眼中来来回回,时近时远。
  我时间旅行的时候,最精彩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有机会回到妈妈还活着的那些日子。甚至有几次,我还亲口和她说话,简短的对话,比如:“今天天气真糟,是么?”我在地铁里为她让座,跟她去超市,看她演唱。我在爸爸至今还居住的那间公寓附近转悠,看他们俩,有时他们会带上儿时的我,一起散步,去餐馆吃饭,或者看电影。那是六十年代,他们正是一对优雅、年轻、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无限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犹如快乐的云雀,沉浸在好运和喜悦当中,熠熠生辉。我和他们彼此照面的时候,他们会朝我招招手,以为我是住在不远处的邻居,喜欢出来散步,发型有些怪异,而且年龄时常奇怪地变小变大。有次我依稀听见爸爸疑惑地问我是不是得了癌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何爸爸从来就没有察觉到,在他们结婚的头几年,这个经常出没的男人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呢?
  我终于目睹了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现在她怀孕了;现在他们把我从医院抱回家;现在她推着婴儿小推车带我去公园,她坐着背乐谱,她一面柔声哼唱,一面摆出各种手势扮鬼脸,朝我摇晃着玩具;现在我们手牵手,欣赏着小松鼠、汽车、鸽子和任何会动的东西。她穿着棉外套,七分裤搭配平底鞋,那乌黑的头发映衬着一张引人注目的脸,饱满的嘴唇,大大的眼睛,俏丽的短发,她看上去像是意大利人,可她实际上却是犹太血统。妈妈连去干洗店都要画口红、眼线、胭脂和眉毛,爸爸则是一如往昔的高大清瘦,爱穿休闲服,爱戴帽子。惟一有区别的是他的脸,那是一脸的满足。他们时常互相靠着,手拉手一同漫步。海滩上,我们三个人戴着同一系列的墨镜,我还顶着一只可笑的蓝帽子。我们涂上防晒油,躺在太阳下面。我们喝着朗姆酒、可乐,还有夏威夷甜酒。
  妈妈的幸运星正冉冉升起,她师从贾汗·梅可、玛丽·德拉克洛瓦等等先辈,在她们细心的引领下沿着成名的道路不断前进;她演了一系列独具光芒的小角色,在抒情歌剧院演出时引起了路易·比海尔的注意,她在《阿依达》里为琳娜·魏沃莱做替角,随后又被选中主演《卡门》。其他公司也注意到了她,不久我们便开始周游世界。她为福茂录制了舒伯特,为百代录制了威尔第和魏尔⑥魏尔(Kurt Weill),德国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我们去伦敦,去巴黎,去柏林,去纽约。现在还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永无止境的酒店和飞机。电视里转播了她在林肯中心的演出,我是和外公外婆一起在曼西看的,当时我六岁,瞪着黑白的小屏幕,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妈妈,她当时正主演《蝴蝶夫人》。
  歌剧院六九年至七九年的巡回演出结束后,他们打算搬去维也纳。爸爸要参加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团员甄选工作。只要电话铃一响,不是妈妈的经纪人艾什叔叔,便是某个唱片公司的人。
  我听见通往地下室台阶的门开了,又“砰”地关上,随后是缓慢下楼的脚步声。克莱尔轻声敲了四下门,我挪开把手下的椅子,她头发上还有些雪花,脸颊红扑扑的。她已经十七岁了。克莱尔张开双臂冲过来,激动地抱紧我,“圣诞快乐,亨利!”她说,“你能来这里太棒了!”我亲了亲她的脸颊。她的欢乐和活力驱散了低落的情绪,不过那种伤感和失落并没走远。我把手指伸进她的发间,抽出时,沾上了一些雪花,不过一下子就融化了。
  “怎么了?”克莱尔注意到我还没碰过食物,和我无精打采的沉默,“是因为没有蛋黄酱吗?”
  “嗨,别做声。”我坐在一把破旧的懒人椅上,克莱尔硬是挤到我旁边。我搂着她的肩,她却把手放在我的大腿里。我移开她的手,把它握在手心里,她的手冰凉。“我和你说过我妈妈的事么?”
  “没有,”克莱尔一下子全神贯注起来,她总是渴望了解任何和我家庭有关的事情。随着日期表上的日子越来越少,我们不久就要进入那段两年不见的时间了。克莱尔暗自确信,只要我透露一点点细节,她就一定能在现实中找到我。当然,她做不到,因为我不愿意说,而她也无从寻找。
  我们每人吃了一块曲奇饼,“嗯,很久以前,我的妈妈,当然还有爸爸,他们深深地相爱,后来有了我,我们非常非常快乐。他们的事业都很成功,尤其是妈妈,非常出色,我们常常一起周游世界,住遍各国的酒店。有一年,圣诞节快到了……”
  “那是哪一年?”
  “我六岁那年。那天是圣诞夜的早晨,爸爸在维也纳,因为不久我们就要搬过去,所以他先帮我们找房子。我们约好,爸爸坐飞机去机场,妈妈开车带我去接他,然后我们三个一起去奶奶家过节。
  “那个下雪的早晨天色灰灰的,马路上结着冰,还没有撒过盐。妈妈是个焦虑的司机,她痛恨高速路,痛恨开车去机场,除非有很正当的理由,否则她是不会这么做的。我们起得很早,她把东西装进车里。我身上是冬外套,针织绒线帽,皮靴,牛仔裤,羊毛衫,棉衣,有点紧的羊毛袜,还戴了一副手套。妈妈则一身全黑,当时这么穿是很罕见的。”
  克莱尔直接就着纸盒喝了些牛奶,纸盒口留下一个肉桂色的唇印,“是什么样的汽车?”
  “是辆六二款的白色福特菲尔兰。”
  “那是种什么样的车呢?”
  “仔细看的话,外形像台坦克,而且有尾翼。我父母都很喜欢——那辆车曾给他们带去很多回忆。
  “总之我们上了车,我坐在前排,也都系上了安全带。我们出发了。天气真是糟糕透顶,外面几乎什么都看不见,那辆车的除霜功能也不是很灵。我们终于穿过住宅街区的迷宫,上了高速路。那时已经过了高峰段,可是因为天气和圣诞节,交通依旧一团糟,我们移动的速度大概只有每小时二十五到三十公里。妈妈把车开在右车道,也许是她看不太清楚路面状况,就不想换车道了,另外,我们去机场的这段高速路程也不是很长。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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