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康现状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分析，终于完成了这张图。
我心想，孙总只要看到这张图，准会对我刮目相看。
非常不幸的是，他接过这张图，看了一会，毫无表情地往办公桌上一放，就出去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发现那张图就像一张无用的废纸一直闲置在孙总的办公桌上。可我总在梦想着孙总能对这张图说点什么。这种心情，就像是发给心爱的姑娘一封情书后在等待她的回音一样，忐忑不安。
大约一个月左右，我的机会来了——伯乐遇上了千里马。有一天，市旅游局陈局长来杜康检查工作，碰巧看到了这个网络图。陈局长拿起来看了一会问孙总：“这个网络计划图是谁做的？”
孙总回答：“新来的小乔。”
那时，我才29岁，是个小伙子，孙总一直叫我“小乔”。
陈局长带着夸奖的口吻说：“行啊孙总，你手下有人才呀！这个人在哪？我要见见他！”
那天我和陈局长认识了，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也详细了解了我的个人经历。最后他说他非常欣赏这个网络计划图，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并建议孙总今后能按照这个计划图安排工作，这样会事半功倍、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孙总告诉我，经厂党委研究，任命我为营业部主任，负责公关部、客房部、餐饮部、娱乐部、商场部等部门的筹建工作。实际上，就是副总职务。由于国棉一厂对酒店的职务称谓不太熟悉，就任命我为营业部主任。大概他们也把这个任命书向市旅游局陈局长作了汇报，可能又得到了局长的“点化”，十天之后，我被正式任命为杜康大酒店副总经理。孙总负责酒店的硬件建设，我全权负责酒店软件的筹备工作。
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几乎把杜康大酒店当成了自己的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筹建工作中。为了确保重阳节开业，我几乎没有下班的概念，以至于连孩子出生，我都不在妻子（前妻）身边。
当然，能否如期开业，当时争论是很大的。很多业内“专家”们都认为重阳节开业是天方夜谭。可是不知为什么，国棉一厂的领导层很坚决，一定要确保重阳节开业，而且几乎成了一厂的一项“政治任务”，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任命为副总经理，自然成了一个焦点人物。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不过，好歹我已经经历过金山酒店开业的艰难困苦，心想现在的条件不比金山好得多，再难还会比金山开业难吗？
结果，奇迹发生了！我们不仅按时开了业，而且，开得很不错，在郑州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有国际，西有杜康”这句话，在郑州果真流行开了。
在表彰大会上，国棉一厂厂长，兼杜康大酒店的董事长相永杰是这样评价我的：“没有乔赢等人创造性的工作，杜康如期开业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评价，这样的表扬，还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在此之前，我所能听到的最高评价是：“不知天高地厚”。领导的表扬，在我心里就像在军中荣获了一等功一样，我对自己说：“士为知己者死！”
…… ……
写到这里，我还想给读者讲个小故事。
杜康开业前，也是我刚出任杜康大酒店副总经理没几天，省旅游局单处长到杜康大酒店来检查工作。他一见孙总就问：“我给你推荐的人在这里干得怎么样？”
孙总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处长大人，你给我推荐谁了？”
“乔赢呀！”
“什么？乔赢是你推荐的？他怎么没告诉我呢，他现在是副总经理了。”孙总用特别的眼神看了我，我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单处长得意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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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
杜康大酒店的开业，在当时的郑州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记得开业那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开业典礼非常隆重，来了不少社会各界名流。在开业典礼上，我认识了许多河南名人，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光明日报》驻河南记者站的站长——刘先琴女士。当她知道了我的经历后，对我很感兴趣，她要听听我对酒店管理的想法。于是，我就给她大谈特谈了酒店管理的“形而上”问题，什么“用人五行说”、“骑墙管理法”，什么酒店管理新哲学——柔性管理和柔性服务等等，我把这些观点概括为酒店管理中的“太极思维”。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谁知道，几个月后，在1991年1月，这次采访以《乔经理与他的酒店管理太极思维》的名字见报了。
这篇小小的报道，却给我以后带来了人生新机遇。
也正是这篇小小的报道，让我人生第一次意识到了媒体的作用和价值。
…… ……
不久，亚细亚集团（当时叫中原不动产总公司）的总裁晋野带着几个最高层的决策者来到了杜康，一来就点名找我。大堂副理打电话给我说，亚细亚的总裁到杜康来了，点名找我。一听亚细亚总裁来了，我非常高兴。那个时候，亚细亚几乎是河南人的脸面，是河南人的象征。这个名字非常诱人，是年轻人向往的地方，是才干、能力、实现人生梦想的同义词。
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行三人。后来才知晓，这是亚细亚的“三巨头”：晋野、张自然、王锋。王锋与我还是老战友，他也是信息工程学院转业的干部。
一见面，他们向我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宴席必须由我亲自安排；第二、价格不限；第三、要求我作陪。
那天，我着实当了一次“三陪”：陪吃，陪喝，陪说话。
就餐时，晋野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酒店管理，什么希尔顿、喜来登、四季、假日等等。我也谈了对酒店管理的见解。我们聊得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时间太短之憾。
后来，其他两位巨头告诉我，晋野本是一个沉默是金的人，可那天却奇了怪了。看来，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们正谈到兴头上，晋野突然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我未来的打算是——把河南烩面搞成快餐形式，建立全球烩面连锁帝国。”
他非常兴奋地说：“这可是发大财的好项目。”他接着说：“未来五年中国肯定进入一个风味小吃的时代。”
我说：“晋总，应该是快餐加营养的时代。”
晋总停了一会儿说：“也许你是对的，应该是快餐加营养的时代。”
眨眼工夫，两个小时过去了。宴席结束了，我一直把他们送到大堂门外，他们三人，每人一辆小车，晋野开的是奥迪。现在有车族多了，开车是极其普通的事情，可在90年代初，真正的大老板才会有辆小车的。我非常羡慕他们，因为，当时我虽是杜康的副总，可上下班只能骑着破烂不堪的摩托车。酒店职员们都管它叫“拖拉机”，因为噪声太大，不知道的，还真的以为“拖拉机”来了。
晋野把车停到我身边，打开车窗对我说：“跟我干吧，我让你出任郑州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20天之内走马上任。”
话音一落，开着车走了。等我回过神的时候，他的车已消逝在茫茫夜幕之中了……
那一夜，我的心情非常不平静，我们谈话的场面历历在目。
“跟我干吧，我让你出任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
其实，在见到晋总前两个月，刘源副省长也给晋总写了一封让我出任郑州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的推荐信。至今我还保留着，从未交给晋总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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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和哲学给了我创业激情（1）
这些年来，人们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乔赢！你的创业激情到底从何而来？你为什么对事业那么执着？坚定？答案是——音乐和哲学给了我人生的动力和激情！
我发现，迄今为止，“音乐”是人类最神秘的东西。有人喜欢音乐，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往往从小开始的。比如，5…7岁的时候就自发地酷爱音乐，酷爱一种乐器，根本不是父母的“耳提面命”。
下面我讲一段自发喜欢音乐的故事。
6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小朋友去母亲单位玩，突然被办公楼里传来的一种乐器声音所吸引。这是什么乐器？那么好听，简直把我给迷住了！我顺着美妙的音乐走过去，走到一间屋子门口。房门关着，而我非要看看这是什么乐器，是谁在演奏不可。门上有个窗户，我让其中的一个小伙伴蹲下，我站在他肩上，其他几个小朋友扶住我，慢慢地我爬到了窗户上，认识了这个乐器：二胡。
从那以后，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拥有一把二胡。到了7岁那年，我舅舅从新疆回许昌，他会拉一点板胡，得知我喜欢二胡，花了5块钱给我买了一把二胡。我高兴极了！在舅舅的指点下，我就开始苦练。
10岁那年，我自己拜了一位名师。这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一天早上，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到墙上有个平顶山煤矿文工团首次来许昌演出的海报。这个团是由中国煤矿歌舞团组建的，他们是从北京下放到平顶山工作的。让我惊喜的是，海报上有“二胡独奏”，演奏者张启瑞。我决定不上课了，去这个剧场看看。我从8点一直等到10点，他们终于开始排练节目了。一到二胡独奏，我马上跑到最前排，目不转睛地盯着演奏员，看他是怎么运弓、怎么换把的……演员们排完节目都走了，我没有走，决定一直等到晚上看他们的正式演出，这样就可以看个免费音乐会了。
我一个人躲在剧场里，中午饿了，就把自带的学生午餐给消灭掉。晚上看演出时，我跑到后台站在二胡独奏员的旁边，看他练琴。
他们在许昌共演出三场，连续三天我都是如此。
在“文革”那个年头，学校是非常乱的，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老师不管不问。教室与教室的墙常常被坏学生挖一个洞，刚开始是个小洞，慢慢就变成了可以过人的“门”了。上课时，两个班的同学开始用弹弓对打，闹得老师不敢讲课，学生不敢听课。所以，我三天不去学校，根本没人过问，刚好我可以专心学二胡。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又照常蹲到了这位二胡老师的身旁，他一下子把我搂到怀里，问我：“你喜欢二胡吗？”
老师的这个动作，把我激动坏了，甚至激动地话都说不出来了：“是的——我——太——喜欢——二胡了。”
老师接着问：“你多大了？”
“10岁。”这时我才稍微平静一点。
“你会拉二胡吗？”张老师带着疑问的眼神问我，我告诉他，我7岁就开始学了。
他让我第二天上午10点钟来剧场二楼找他，我兴奋极了，第二天不到8点就到了剧院。大约10点时，张老师以及他们团里的钢琴演奏家一起把我领到二楼一个很大的房子里，有很多演员都在这里等着看热闹。他们全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自己要来拜师学琴啦！
说来奇怪，面对这个场面，我一点也不害怕。刚一坐下，张老师就递给我一把琴，我拿起二胡就拉了一段当时最流行的、也是我最熟悉的曲子——《子弟兵和老百姓》。听完以后，在场的老师们都为我鼓掌，接着就是你一言、他一语，问长问短、问这问那。只有张老师默默无声，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记得当时那位钢琴老师还测试了我的节奏感和音准。张老师把我送出剧场门口时，突然对我说：“你想跟我学二胡吗？”
听完这句话，我激动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就好像要跳出来似的，憋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勉强挤出了一个字：“想” ！！！
一个月后，我到文工团找到了他。他高兴地几乎把我给抱了起来，我也兴奋的热泪盈眶……
师从张启瑞以后，我练琴越发刻苦，每天都能自觉练琴四个小时以上。有时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我经常会加上弱音器通宵达旦地苦练。
记得有天晚上，我在河边全神贯注地练琴，完全忘记了时间。当我发现有很多人从我身边经过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已经到第二天早晨，我该回家了。
一旦你喜欢上了音乐或苦练一种乐器后，你的求知欲就会从天而降。
说也奇怪，也许是音乐的作用，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在学校里就有不俗的表现，经常让老师们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我在班上绝对是个“调皮鬼”，总爱搞些“恶作剧”影响别人上课。老师为了对我进行惩罚，常会突然把我叫起来回答疑难问题，我总能让老师满意得吃惊！后来，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遇到全班都回答不了的问题时，老师只好无可奈何地拿出他的“杀手涧”，让我来做“表演性”回答。我的成绩总在全学校数一数二。
于是，有些老师开始纳闷：为什么一个课堂上从不认真听课的孩子，成绩总是全校数一数二？
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从小就有自学的习惯。一本新教材，老师刚讲个开头，我就自学到尾了。个别实在看不懂的地方，就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讲，一听懂，就开始和班上的“坏同学”们捣起乱了。
音乐和哲学给了我创业激情（2）
到了小学四年级后，我突然变成了乖孩子，不跟“坏同学”们一起玩了，可是总觉得教材让我吃不饱，想多读一些课外书。一天，我决定向数学老师借一本难度大一点的数学书。
她非常惊讶地问：“你为何不好好学习教材呢？”
我告诉她：“教材太简单了。”
老师听了我的回答，真有些吃惊，当时教材刚学了不到1/3。她把我带到办公室，一口气出了二三十道还没讲过的数学题，我全都做对了！
老师满意地笑了。她把读师范学校时用的教材借给了我。
12岁时，我的求知欲更加强烈了，整天要我妈给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当时家里很穷，实在没有钱买书。于是，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买。
我采取了两种措施。
措施一：不吃任何零食，存下所有零用钱。为了多存钱，我动员了我的两个妹妹帮忙，尤其是我小妹，她是我们兄妹三人中“最有钱的人”，因为她颇受父母宠爱，经常手头上会有三分五分的买冰棍钱。她对我很好，五分钱买个三分钱的冰棍，经常会想着老大，让我咬一口冰棍，品品美味，同时还把剩下的二分钱交给我。我每每拿到这些钱，就像获得了宝物一样，放到衣兜里，一会一摸，生怕它会不翼而飞。
措施二：干活挣钱。我家住在汽车运输公司院里面，经常有装车、卸车的“买卖”。如果找到一个好买卖，一次就能挣个三、五元钱。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一个大活儿：卸一车煤挣5元钱的“大买卖”。在70年代，5元钱足可以买一大堆书呢。
可是，司机叔叔嫌我太小，说啥都不让我干这个活。我再三请求，他就是不答应。当他知道我是为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才来干这个又重又脏的“卸煤车”活时，深深地感动了。
第二天，他送了我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我高兴极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一年后，我们竟成了忘年交，40岁的大人与一个13岁的小孩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像《矛盾论》和《实践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我们最爱谈论的话题，有时一谈就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