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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离开了集体话语就找不着北了，而个人经验的渗入，使得如今的小说呈现出丰盈卓绝，千姿百态，有了成熟的个性化时代来临的端倪。“集体话语写作”作为某个物种的退化，是自然规律。它必须寻找新的父本与其杂交——像袁氏杂交稻一样，这父本必须是野生的，于是这个物种又重获了优良的品质，越来越强壮，具有抗摧折的力量和自信、野性的异质、自我表现欲，更适合人们的需求：口感、营养、气味、软硬度适中，等等。
法国学者和作家罗布…格里耶一再强调作家和作品的谦虚品质，谦虚是指“企图用小说来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那是不合理的，即使我们认为那是正义的事业，即使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为它的胜利而进行斗争”。这位老兄还告诫作家：即使读者要求我们去“讲一些事情”，你也千万不要预设某个主题和中心思想。“如何去讲，用什么方式去讲”，这才是作家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他构思的起点。他还说：“只有上帝可以自认为是客观的，至于在我们的作品中，相反他是‘一个人’，是这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象，而且是一个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人，受着他的感情欲望支配，一个和你们、和我一样的，书只是在叙述他的有限不确定的经验。他就是在这里的一个人，在现在的一个人，总之，他就是他自己的叙述者。”伟大的劳伦斯都曾谦虚地说：“每个人，包括哲学家在内，都以自己的指尖为界。”维特根斯坦也有类似的话：“我的语言的界线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线。”我们看到，过去有作家声称是“人民的代言人”，然而无一例外地成了“政府的代言人”，文学如果缺少了起码的真诚，而变成了某些人沽名钓誉的工具，睁眼说瞎话，帮助一些利益集团劝说老百姓忍耐（顶多两边讨好），那么文学被人冷淡则是很自然的事了。如果你想揭露丑恶的现实，你莫非会比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东西更耸人听闻？何况人家还有了时效性的优势；如果你想歌颂，你的作品也赶不上《“*”巡回演讲读本》。与其这样，不如踏踏实实地做一点学问——把小说当做学问来做。其实小说本来就是一种学问。而且小说只能是小说，小说有它自己的使命，企图用小说去做别的，是徒劳的。马尔克斯虽然说过文学是火器，但他的《百年孤独》只是一部小说，小说的政治倾向是需要的，可你又不能奢望用小说去选举拉票。过去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作家们的发明，其实不是，是统治者的发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且过去所说的反党小说，作家们其实都是想用小说去献点小媚的，结果弄巧成拙，人家并不买账。现在来看这些反党小说，无一例外的是一些主旋律小说，百分之百的可获五个一工程奖。写作是一次突围
陈应松（3）
对文学，我一直矢志不渝地追求，遭受过误解和冷落。可我一直想拥抱文学的最高境界。我在黑暗中摸索，人到中年时从大梦中醒来，去了湖北最僻远、最神秘的神农架深山。是神农架挽救了我，是神农架赐给了我力量，是神农架给了我浩然之气，为我打开了一扇生活和思考的大门，让我豁然开朗。
我现在想说的是：作家永远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他对自己的作品没有绝对的把握。一旦他提起笔，他就进入了黑暗，去小心翼翼地摸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此，写作的人对他所书写的对象必须十分谦卑，懂得尊重他的故事和人物。第二点，文学是一次突围。即从文学的过度自恋突围到民间和人民群众中去；从空手套白狼的粗制滥造的暴富心理突围到扎扎实实的文学状态中去；从客厅写作突围到面向社会面向大地的写作中去。如今有些青年作家，也有一部分沉不住气的中年作家，日思夜想的是干一次空手套白狼的写作暴富，在没多少感情投注、没多少生活投注、没多少艺术投注的情况下，企图靠炒作和包装来一夜之间红遍天下。这是一股传染性很强的文学逆流，也是一种文学的集体癔症。那些严肃的作家，有使命感的作家必须保持警惕，同时要用你的结实的、有分量的作品来同这股逆流抗衡。因为文学是有着它的永恒的标准的。第三点，我一再强调，一再感谢生活，这是我发自肺腑的话。如果你不深入生活，不向鲜活的生活索取灵感，不进入到生活的角落，你的作品就不能保持住文学最宝贵的品质——真诚，就无法达到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真理。我永远相信生活，不仅因为生活给了我故事，生活给了我灵感，生活给了我思想，生活给了我感情，生活给了我才华展示的舞台，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一种写作者的自信。
对话陈应松
灵魂的守望与救赎
周新民 陈应松
周新民（以下简称周）：陈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首先您能跟我谈谈您的文学启蒙教育吗？
陈应松（以下简称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最早的时候是学画画的。小时候很喜欢画画，但我作文又很好，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写诗。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写诗又画画，对我影响非常大，于是我开始写诗。
周：在您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后，有哪些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陈：离开学校后，我下放当知青，到了一个水利工地捶石头，因我会画画，就被借到指挥部。我在那里主要办墙报，写写画画，写的是鼓舞士气的快板诗之类。就这样写了大量的“诗”。
周：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比如说某些偶然性的因素。
陈：是的，促使我继续坚持文学创作的机会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我写了一些诗歌寄到文化馆，但后来就没有回音了。我又到县城的电厂当“亦工亦农”，相当于现在的打工仔。有一次回小镇，在车上和一位同学遇到，高谈阔论，后面一个中年人听到我们的谈话，问我是不是陈应松，因为我和同学谈话时互呼了名字，并且谈的是文学。我说我是，然后他说他是文化馆的，叫陈善文，他说他们的《革命文艺》发表了我两首诗，是我在电排工地写的，后来寄过去又打了回来，说是查无此人。他就叫我赶快到文化馆去拿。其实我工作的电厂离文化馆很近，不足百米，但因为工作很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当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寄的几首诗。然后去拿刊物，看到了自己变成铅字的作品。就这样认识了文化馆的老师，然后认识了县城的很多业余作者，这就继续写诗了。确实很偶然的，文学创作它真的很偶然，当然与你自身素质也很有关系，因为我本来就爱好写作，但因为我认识了文化馆的文学老师，就放弃了画画。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画画，仍难割舍，不过一心不能二用。
陈应松（4）
周：除了这个极偶然的因素外，与你生长的地域是不是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公安在文学史上是很有名的，出过一个“公安派”。
陈：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是有影响的。从较大的地域因素来讲，我的出生地公安，甚至整个荆州，是楚地的中心，这块地方文风深厚，楚文化的博大使你不想受熏陶也不可能。公安又有“公安派”。“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跟这块土地也有关系吧。此外这个地方有浓郁的民间文化，对我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比较大，我的外祖母很能讲故事，我熟悉的乡人都能讲，特别是鬼故事，楚人好巫，在我的家乡尤其如此。从小我感受到的巫鬼气氛，激发了我的想象力，那种记忆是对文学最好的滋养。
周：您具体生活的环境，比如您成长的村庄、小镇对您的文学创作也有一些影响吧？
陈：我出生于一个非常小的小镇，小镇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小镇里有一大批读书人，读书的氛围很浓厚，可以读到很多小说，当时的很多小说我都能看到，什么《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红岩》、《铁道游击队》、《红旗谱》、《清江壮歌》，等等。我家里很穷，我是一个左撇子，当时有一种游戏叫“打波”，就是打分子钱，我这个左撇子非常准，总是赢钱，赢了钱，我除了买颜料画画，就是买书。小镇的供销社里有卖书的，鲁迅的书全有，那时的书很便宜，都是一两毛一本，我现在还保存着那时买的一套鲁迅的书。鲁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而且对我的影响很深。我起初写的一些散文都是模仿鲁迅的《野草》，现在我小说的语言里面一样看得到鲁迅语言的影子。
周：看来影响您的文学道路的因素还是很复杂的。
陈：是的。地域的影响只是一种潜在的影响，但是直接的影响有以下几个：一个是高中时老师写诗；第二就是我认识了文化馆的陈老师，我写过一篇文章怀念他，发在《湖北日报》上，他带过我县一大批的作者；第三就是小镇的影响，小镇的文化氛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周：在您写小说之前，您主要是以诗歌闻名，那时您写过小说吗？
陈：在那写诗的十年中，我也写过几篇小说，但那时写得很差，不多。真正写小说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是1985年，从那时就慢慢退出诗坛。1986年6月开始在大刊物上，如在《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上同时发表了两篇小说《枭》和《火鸟》。
周：您写了十年的诗歌，怎么突然转到小说创作上？其中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陈：还是受到了刺激。当时我们是武汉大学的插班生，一个班里大家都在写小说。他们很瞧不起写诗的，他们认为写小说可以得到大名，有几个人跟我这么说过。但我认为小说不能算作文学，我认为最纯粹的文学是诗歌，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太芜杂了，它不纯粹。我是酷爱诗歌的。但是他们刺激我，总觉得我不会写小说，好像说我只能写那么几首小诗。当时，一个寝室有四五个人，都在写小说，所以我也就开始写小说了，并且相信我一定比他们写得更好。果然，我发的小说刊物比他们大。
周：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对您的创作发生影响？
陈：应该说学校的氛围对我转向写小说没有任何影响，主要还是别人的刺激，想自己为自己争口气。我写的第一个中篇《黑艄楼》也发在《上海文学》上，1987年第3期。当时《上海文学》是非常有影响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陈应松（5）
周：您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北纬30°”，在您心目中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陈：“北纬30°”是后来发现的，后来发现我的故乡小镇穿过北纬30°。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相信我们荆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神秘倾向。我发现“北纬30°”很有意味，与我追求的东西不谋而合。刚好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域，所谓北纬30°神秘文化圈，是从北纬29°到北纬31°，那里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是一个比别人更加相信神秘的神秘主义者。
周：具体而言，您发现“北纬30°”有哪些神秘的东西呢？
陈：太多了，像百慕大三角、金字塔、野人，关于这方面的书我看了很多，也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比方说中国四大佛教圣地就有三个在这个纬度上：普陀山、九华山、峨眉山。再就是名山大川，比如黄山、庐山，包括神农架、珠穆朗玛等都在这个纬度。它还是许多大河的入海口，比如密西西比河、长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等，它穿过的河流如印度河、底格里斯河、拉萨河，包括前面说的那些河流又全部是宗教的河流。在我们周围穿过这条纬度的也有很多神秘的现象，如鄱阳湖的老爷庙沉船区，洞庭湖水怪和呼救石，洪湖的水怪。我们公安和松滋有一种吵闹鬼，是一种很小的隐形人，它还会说话。这事在前年松滋的一本刊物上还登过一篇长文：发生在解放初，还没破译的一个奇怪案件。就是发现有人在屋梁上讲话，却见不到人。梁上的腊肉移动，有个武装部长不信，拿手枪打，怎么也打不到。这个吵闹鬼在湖北又叫“宵神”。神农架的神秘现象就更多了。
周：“北纬30°”算是一种神秘文化的符号，神秘文化在您的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不仅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有很多神秘景象和事物、事件，在您早期的小说中，神秘文化也大量存在。看来它对您创作的影响很深。
陈：确实如此。我的神农架小说中的神秘事情不是我编的，是真实的存在。写神农架，你不想神秘都不行，这与我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无关。我早期的小说如《将军柱》、《火鸟》、《枭》、《黑藻》等，这又是与我童年的记忆很有联系的。我童年遭遇过许多无法解释的事，巫啊鬼啊，这不能不反映到我的小说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就是童年的记忆。我见到过“鬼”，见到过飞碟。在我们那个小镇，人与“鬼”没什么界限，人人都声称见到过“鬼”，且天天发生。我认为，这个“鬼”，与“北纬30°”有极大关系。所谓楚人好巫鬼，说不定就是地域自然神秘现象的一种表现。
周：从您小说创作的整体来看，您认为有没有什么阶段性的特点？
陈：这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很不同的。刚开始，我比较喜欢莫言的小说，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莫言。我有些小说有他的影子，我跟莫言讲过，但他说看不出来。还有一些“先锋文学”的小说，不喜欢当时的一些现实主义小说，从来没有喜欢过这类小说。刚开始是写船工生活，因为我在水运公司工作过五年，有像《黑艄楼》、《黑藻》之类的东西，但没有得到文坛普遍认可。到后来又写过一些农村题材的，但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因为我老是在现代派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因为我不喜欢现实主义，但现代派的很多东西我也不喜欢，于是就处于一种非常矛盾、徘徊的状态。那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写作目的，是典型的文学的流浪汉。就是你写什么都不被承认，只是在省内得到承认。到了四十岁以后，就是去神农架，那里的生活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喜欢那个地方，那里有很多朋友。刚开始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就是还没有想写什么、怎么写的这种目的，回来以后才慢慢明白了，心里就有个谱了。在过去，我是游走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状态，那么我现在非常明确地向现实主义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