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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听说您是汪曾祺的学生，给我们讲一讲这段师徒之缘是怎样结成的好吗？汪曾祺先生对您的影响还存在吗？
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我是汪曾祺的学生。
张：哦，是听您说的，因为看到您在某个随笔里提到“汪曾祺老师”，再加上您的早期作品和汪曾祺先生很像，好像我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成：其实，我并不是汪曾祺的学生，汪曾祺也从没收过我这个学生。他只是给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年关六赋》写过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我在作家出版社拟出一本《年关六赋》的小说集，我的责任编辑杨德华可能觉得我的小说风格让汪曾祺作序比较合适，他就找了汪曾祺。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也看到了这篇序言。正如你在他的序里看到的，汪曾祺说，我很愿意给阿成的小说集写序。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作家，我很喜欢他的文风，并深受他的影响。我觉得这种文风和影响与我的生活有关，就是说，那种谈得来的东西更多一些。后来，我到汪曾祺的家去过几次，其实也没聊什么，好像两个人都不怎么善谈。他送给我两幅画，我至今还保存着。汪曾祺先生已经过世了，我发了一个比较长的唁电，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对我的影响到今天仍存在着。其实，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人生态度上的影响。作为笔记体小说，能写到汪曾祺先生这种水平的，在当代中国文学当中汪曾祺是唯一的一个。
张：除了汪曾祺先生，您欣赏的作家还有哪些？除了您前面提到的要“能够感动大多数人”，您认为好的小说还应该有什么品质，您自己的作品中哪几篇最好地体现了您的用意？
成：我看书有一个毛病，就是记不住作者，只能记得优秀的篇章和细节。所以，要我具体指出我喜欢哪个作家是困难的。我不可能喜欢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只是喜欢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个细节。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相当智慧的作家，一个是索尔？贝娄，一个是辛格。当然，还有一些前苏联的作家。这里我不想一一地列举。如果列举多了，好像我光读书不写作了，如果列举少了，会以为我光写作不读书了。所谓好的小说的基本品质有两点，一个是真情实感，一个是超人的机智与幽默。我觉得我的大多数作品都在追求这一点，而且这一特征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的一些短篇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找出读一读，我就不单独列举了。很多人是在读了我的小说集以后才对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张：我觉得在当代文坛上，您是个不追求时尚的作家，您看什么流行的先锋文学、打工文学、新写实文学、新潮文学、都市文学、乡村文学，好像都跟您联系不大，您的作品也是很难用一个命题涵盖的，这也是您喜欢做一个自由人的表现吗？还是作为一个老作家您的心态更为平和？ 。 想看书来
阿成（6）
成：你谈到的各种主义的文学流派，我对这些比较茫然，知道的不多。显然，各种各样的流派有它们的道理，我相信每一个作家都在理直气壮地活着并创作着。我觉得作家的创作经历基本上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写自己的经历，第二阶段是写自己周围的朋友，第三阶段是关心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你刚才说到心态，对我来说，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感。我看到了许多人生活中的种种尴尬，我愿意就这一点和他们做一些交流，仅此而已。补充一点，其实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话我在十年前就说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力量太渺小。
张：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您的作品里常常出现这样一句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总让我觉得您对生活的态度是有一点无奈和悲观的。
成：是的。刚才你谈到，我的作品“很难用一个命题涵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儿的现象。的确，我不属于哪一个流派，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很可能是一个全新流派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后现实主义”。因为“后现实主义”，特别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区别。所谓中国的现实主义也分为多种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新写实文学”也不大一样，“新写实”实际上和现实主义之间是一种派生的关系，好像无意继承现实主义的某些特点。而“后现实主义”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出现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学现象，它抛弃了以往的一些非文学的因素，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和命运，并带有一种温情和幽默的色彩，它的洞察力不再依附社会性的总结，而更加强调作家个人的思考。当然，骨子里所包含的批判现实的态度，常常是很无奈的样子。“后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每一根神经都无法脱离现实主义的精神与传承。
张：对于目前社会上的文学时尚、文学消费，您怎么看？比如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或者少年作家的娱乐化、偶像化？
成：诚实地说，这些我接触得不多，差不多是“零接触”。但我知道有些人在争议这些话题，遗憾的是，我没有资格进入这种争论，因为我没看过这些作品。我想我该看看这些作品了。毕竟我也曾年轻过。
张：那您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现状怎么看呢？
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是片面的，不可能全面。我们在总结一年、几年或者十年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时，常常是不全面的，很难说把所有的话都说到点子上，这是时间、个体和时代的局限。当然若有超凡智慧的人物来驾驭，那将另当别论。说到超凡的智慧，首先要有一个超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批超凡的小说。我们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光荣，如果就某个时代而言，这个光荣说到怎样的巨大都不过分，但是纵向比较起来，历史地看，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距。这一点，既可以鼓舞人，也让人垂头丧气，或者怒火中烧。显然，从我上面说的话，可以猜得出，我对当代小说的评价。当代小说当中，具体评价到某人的作品是不明智的。但是，就普遍的问题可以谈谈个人看法。在我看到的一些小说当中，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有故事而无文采，这个现象，似乎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是否跟作者的出生环境、个性、艺术修养有关？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唠家常。家常唠起来铺铺洒洒、漫无边际，这是人们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特别是普通人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这种情况，在城市，在农村，都普遍地存在着。现在的城市状况似乎变了一点，因为又开始新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阶段。这主要是住房的格局所决定的，常常是住一个楼，住上几年，邻居之间还不相识。这里有一种惯性的欣赏习惯，就是喜欢唠家常的人，在看类似唠家常的小说时，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小说会引起他的一段美妙的回忆。虽然这样的小说故事平平，语言平平，但是，读者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就会变得不同寻常起来。阅读永远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要想在阅读的层面上获得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重要的不是这种现象的出现，而是这种现象没得到调整和批评，并且继续蔓延下去，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小说有情节，无机智，有知识，而无睿智，有感情，而无深情，有思考，而无深刻。这种情况，普遍地存在于一些小说当中。
阿成（7）
我认为，小说是一种智慧，谈到智慧，我们应当给智慧下一个定义，特别是在小说当中，即小说的智慧是什么？除了基础知识，如结构、语言、悬念，等等，最重要的就是真诚。这就是小说的智慧。在小说当中，真诚就是一种智慧。央视播放的《走进非洲》，在介绍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时，讲述道，在一个普通士兵的墓志铭上，一个母亲对他阵亡的儿子写下这样一句话：对世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对家庭，你是我的全部。这就是真情。真情是产生智慧的土壤，真情也是智慧的唯一源泉。当一个作者，在伪造感情写一部作品的时候，会错认为自己是一种智慧，其实那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谎言。
张：是的，对小说创作持真诚的态度对于作家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当代很多作家的作品也许很有名气，但是读起来却并不能让人长久地感动。我想您的这番话对许多年轻作家来说是个重要的提醒。说到您的小说，“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胡地*》和《馋嘴日记》是两本专门写黑龙江的“吃”的散文随笔集，许多小说中的“吃”也让人难忘，侯家小馆里的“杀生鱼”、华梅西餐厅里的基铺红菜汤、冰天雪地里在小酒馆吃的杀猪菜等，让我至今有强烈的冲动想去品尝。“吃”不但不能小看，甚至有着一种神圣的意义，您的投入和执著让人感动。
成：我注意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对吃充满了兴趣。在好的吃食面前，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无法遏制的愉悦和兴奋。我不能忽视这一点，就尽可能地予以表达。其实，吃是一种短暂的幸福，但千百年来，它始终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张：我发现您特别喜欢“忸怩”这个词，出现频率很高，不仅做了一部长篇的名字，在中短篇中也经常出现，为什么喜欢这个词呢？
成：的确如此。“忸怩”本身是一种生存形态。很多小人物被迫做出这样的姿态。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我们注意不到这一点，就会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缺乏一个根本的了解。只是，我在这方面表达得并不充分。相信中国文坛也没给予它足够的重视。中国人很虚荣。
张：您平时写小说、看稿子都是很累的脑力劳动，业余时间您喜欢做点什么呢？
成：我从不认为写小说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如果它真的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我就不做了。正相反，写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就像踢足球是快乐的一样，但你必须努力，不然就踢不好。其实，努力过程中的辛苦也是快乐的。一天愁眉苦脸地写作的状态，实际上是不多见的。其实，写作的快乐和劳动模范的快乐差不多。比如过去我在刚刚写作的时候就病态地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我几乎所有的星期天和节假日都不休息，因为当时家里的居住环境比较简陋，没有地方写作，所以，就骑上破自行车，带上简陋的午饭，到单位去写，并且非要带那种最差的食品，这一点有点类似苦行僧，你说苦行僧是痛苦的吗？绝不，他们是快乐的。记得有一次搬家，我写废的手稿差不多有一手推车，全部卖掉了。恰恰是这一手推车的废稿给我提供了许多快乐的时光。现在，我什么目标也没有了，仅仅是在平静地想，再写一篇好小说吧。而且是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并尽可能地让自己少写。我搞明白了一件事，生活不该全部是写作、写作。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过去我每年写二三十篇小说，现在我要控制在两三篇之内，或者一两篇之内，其他就写一些随笔。你问我写作以外我都做些什么，我稍微更改一下，就是我追求什么。一句话，能让我心平气和就好。能心平气和地活过每一天，就是我最大的追求。如果一定要谈到爱好，那就是旅游、逛街、散步。另外，我多少有一点购物狂的倾向，并总是在小女儿若楠的策动之下。总之，这些能让我非常放松。
张：我也发现近几年您的随笔散文类作品多了，近期您有什么写作计划呢？
成：我是一个业余作者，我之所以选择写作是因为它比较自由。我从没有什么写作计划，我只是想，明天再写一篇好看的小说。
张：谢谢您，和您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成：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评论家谈了这么多。但是我必须强调一点，这是我2006年的感受。到了2007年，可能我上面的观点都被我自己推翻了。也谢谢你。
刘醒龙（1）
作家简介
195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
历任英山县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文化馆创作员、创作室主任，黄冈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赤壁》季刊副主编，武汉市文联文学院专业作家。
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
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还曾获得第四、五、六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七届庄重文文学奖和首届青年文学创作成就奖。
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并获国内外多种大奖。
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作家自述：小说是什么
刘醒龙
小说是一种奇迹
曾经得到过我不经意帮助的一位朋友，某天的一大早，突然给我送来一套不错的音响。这时候他已脱了窘境并且拥有了一家颇有名气的广告公司。他告诉我这是通过“杜比”认证的产品。此前我不是没有听说过“杜比”，但一直没有往心里去，那天见到他说杜比时的神情，我才感觉自己不能忽视这种东西了。虽然我最终仍然没有去深究它，却从此不再将这个“杜比”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了。杜比是家用电器行业里的一种国际标准，它所规定的那些技术数据，让制造商们既咬牙切齿又梦寐以求。在技术时代里我们仿佛越来越离不开“杜比”这类东西了。如水的饮用与排泄标准，食品里的大肠杆菌个数，煤气罐的安全压强，电灯泡的使用寿命，食用盐里加碘的剂量，还有写作者一天到晚离不开的稿纸与信封的规格，以及男女交欢是否达到*所给出的经常指数。如果允许对人的克隆，连人的生产都可以立即制定出一个标准来。
技术时代将一切都量化了，这样做是为了快捷地判别一种事物的意义，使其高度专业化职业化，以图对市场份额进行有效地瓜分。作为小说也有它的标准，譬如那个每千字三十到一百元的稿酬规定。
小说的稿酬只会影响到写作者的心情。小说在世上的流传与淹没，却与写作者当初获取了多少钱财丝毫没有关系，也与阅读者花费了多少金银购得此小说丝毫没有关系。它们的关系在于写作者的精神通过小说与素昧平生甚至隔朝隔代的人的沟通。这与比尔？盖茨的作品绝不一样。我们这些微软的客户完全是出于技术的原因而接触这个人和这个人的作品，如果说在感情上对其有点儿什么的话，那也只是天长日久所养成的操作习惯。小说完全不一样，没有不顾一切一去不回的投入，这种写作者唯一的出产便会无人问津。我们对小说以及其他艺术的需要，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灵魂的驱使，而与饥寒饱暖无关。文字从发明出来以后，就是人在有限的生存时空里所享受的最美妙的东西。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占有它，即便是有人在对文字的使用上超出他人许多，到头来受用这些文字更多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文字是人在世界里实现物质与精神的沟通，跨越种种不平衡而从心理上维持平衡的最伟大的发现。而小说是人对文字使用的登峰造极。
历经沧桑不褪色的小说不是没道理地凭空而来的。这种道理是人生命中的绝对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