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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3）
这个小说写完之后，我还是继续寻找自我。从小说中出来，再一次感到惶恐，没有交流，也没形成联系自己的一个群体，也总想改变这种状况。记得那时认识的一个朋友——《大连日报》的记者马莉，她有一次打电话约我去采访一个案子，是一个*案。我非常乐意从家里走出去，跟她去了。这个案子，是一个二十岁的男孩*了一个女中学生。我完全是因为无聊，在城里待着找不到救命稻草，找不到能抓住自己的东西和被自己抓住的东西，就去了。后来我写的小说《台阶》就和这次采访有关。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靠采访来写作，全是源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感受，自己多年来的积累和体验，但是在写《台阶》的时候，就变得比较理性。我采访两次，一次是采访这个小伙子，他跟我们讲，看到一个女孩子在路上走，天天看着她，就喜欢上她了，就跟到她的学校去，下课的时候，进她的教室从书包里摸到她的钥匙，晚上跑到她家蒙面作案。我一下子想到当时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这个故事特别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于是我就问他是不是看过这部电影，他说是。这个事，一下子就触发了我的灵感，觉得这个小伙子在他青春萌动的时候，他的作案动机，跟我们人性美丽的东西有关。再一次是采访被*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确实非常漂亮，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人特别喜欢。案件发生后每天都由一名老警察保护她上学。这篇小说在写作中，是以一个老警察的角度，我想象我就是那个警察，带那个女孩儿天天上下台阶，天天护着她上学。老警察天天跟在漂亮女孩儿身边，能不能想到他的青春岁月呢？想到他的青春岁月，能不能理解了案犯的心理和动机呢？理解案犯的犯罪心理和动机，在审问时能不能说出自己的理解呢？就这么一连串想下来，我就写完了这篇小说。其实这个案犯对老警察青春时光的呼唤，以及老警察对这个案犯的理解，里面包含着很多人性的东西，很多人性里复杂的东西。我觉得我在这个小说里，第一次能够理性地贯彻自己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和把握。《台阶》是我在《歇马山庄》写完之后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两个小说给我带来了很多鼓励，这种鼓励当然对我非常重要。但《歇马山庄》出来之后，好像有些虚假繁荣，在北京开了研讨会，研讨会上评论家们说了很多好话，这时就觉得自己的作品好得不得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沉醉在一种虚无缥缈、虚假繁荣的内心喜悦当中，这种喜悦是让人不能写作的，我有好长时间激动得不能写作。我现在知道，不管是真正的荣誉还是你认为的荣誉，都足够摧毁你的创造力。我们对所谓的荣誉要有抵抗力，要有拒绝和审视它的内心能力，不然的话它就能够摧毁你。
恰好那时候大连有一些老的评论家、老的领导，他们看不上《歇马山庄》这样的小说，对小说写信告状的比较多。《辽宁日报》也发表了一些这类文章。我受到了很大打击，心里不痛快，觉得已经到了2000年了，怎么还会是这个样子？觉得文坛对我不公平。但是，恰恰是这种刺激，让我从虚无缥缈中跌落下来，让我又回到那种孤独的、跟芸芸众生一样的、每一天都过着平常生活的心境，我又重新找到了写作的基点，又继续开始写作。应该说，有了这次刺激，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内心有了新的变化，觉得自己好像更强大了。就拿对待获奖来说吧，我心里就发生了变化。获奖确实给了我鼓励，可是我知道，评奖机构是由人组成的，想让它评得很精确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今社会，评奖是件很复杂的事。我内心确实没把评奖看得多么重要。关键还在一点，像我们政府机构那种评奖，一向是注重端庄的作品，但文学作品有多种风格，有的人一生也不会去写端庄的小说，那他就一生也不会去问津某些奖项。但是，他可能是最优秀最出色的作家，所以对评奖这东西，我内心还是清醒的，也很防范它对我的撞击。我觉得这次《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奖，就没有给我带来《歇马山庄》出版那段时间内心的飘，可以说一点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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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之后，我写小说就好像能够理性一些。《民工》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就是我往理性深处走的一部分。在大连我要买房子，去看房时，看到一些民工。有一天在我家楼下，看到一对父子背着行李，很痛苦的面容，好像是回家奔丧。我突然想，他们要是回家奔丧，就离开了城市回到农村，那么民工进了城之后，他们和城市的关系是什么样呢？他们回到家乡，和家乡的关系肯定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们看到亲人，和亲人的关系是怎样呢？那时我就想，如果他的亲人去世了，他们奔丧时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这一系列思考，触发了我要写这部小说的冲动。其实，我能想到这些关系，还是与一些理性的思考有关，在《民工》这篇小说里，我写了民工与城市、民工与乡村、民工与亲人的关系。现在的民工纷纷离开家乡，民工的家乡到底在哪里？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有一种迷失的状态。其实我写出的民工，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苦难，他们的吃不饱饭，最后只落在迷失上。这个小说就是以一个迷失的状态结束的。我自己在思考，也让人们去思考。写完《民工》之后我就想，你写的民工是男人，那么作为民工的女人是什么样子呢？民工在家乡的妻子们是什么样呢？于是我就开始想，我的下部小说要写一写民工的妻子。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灵感。那来自一个朋友的一句话，说不知为什么他的一生总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好像人的一生所要面对的就是两个人：自己和一个对手。他的话一下子触发了我，我当时想的不是对手，我想，其实人的一生，自己身边没有几个人，可能也就一两个人！你的领导、你的丈夫或者你的情人。在你的生活中，肯定一直有一个最强大的占有你的内心的人，他会不断地在你的生活中替换着，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人的一生就两个人，“两个人”就是一个灵感。但是当时我没找到一个载体。当我要写民工的乡下女人时，我就想到了把两个人安排给两个乡下女人。当她们的丈夫成了民工之后，她们两个变成了彼此最大的一部分，彼此最为需要。因为乡村特别寂寞。
现在乡村的女孩子和过去不同了。现在的乡村在失落，失落了什么呢？城市的文明打碎了乡村原来的状态，使乡村人心里的梦想都飞出去了，飞出去之后，空了，精神家园不在了。我觉得失落在这儿。记得铁凝有篇文章，其中的一个说法叫“文明的强暴”。她是说，有一个乡村女人，她活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一个人开进一辆拖拉机，原来的农民丈夫就是扛铁锹的，泥里土里的，突然有一辆拖拉机在村里的道上响起来。本来钟情的丈夫突然被她抛弃，她移情到开拖拉机这个男人身上。这个开拖拉机的男人有什么优点？并没有看到，其实是文明的东西承载在这个男人身上，是文明强暴了她，就是“文明的强暴”。这个词特别好。现在的乡村人其实是被文明强暴了，这种强暴是不可抗拒的，强暴之后乡村人的心里有迷失，有空白。我寻找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我想写这两个女人，她们的内心彼此吸引，彼此在乡村寂寞的生活中吸引。她们对城市有一种盼望，一个是进过城的，一个是对城市有盼望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因为孤独而互相体贴，女人的友谊在建立。但是，当她们真正建立友谊的时候丈夫又从外面回来了。有一个回来，有一个没回来。她们之所以有了友谊是因为她们的丈夫不在家，当有一个丈夫回来的时候她们的友谊就会受到伤害。那么，其中一个丈夫没回来，妻子的内心就很脆弱，那种脆弱就经不住人性的东西的挑战。比如说，她一想到跟她有友情的这个女人，曾经在城里拥有过很多男人，就是做那种“小姐”吧，人性的这种东西立即就刺激了她。她在这种时候既没有身边的男人，又没有曾经的男人，就使人性当中灰暗的、脆弱的东西显现出来。我就是想通过民工写女人、写乡村、写人性，当这种人性反映出来之后，其实反映的还是文明的强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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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原来不自觉的写作还是后来自觉的写作，这两种方式都是在写人的困惑，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我曾经写过一篇创作谈，《民工》的小说出来之后，我记得报纸上说，现在作家开始关注弱势群体，我听了这话并不认同。我觉得文学之所以存在，因为它表现的是人的心理和精神，而在精神上没有什么弱者和强者。我当时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总统和一个乞丐，在某些地方可能这个乞丐精神上是非常强大的，总统反而是很弱的。文学要反映人的心灵，心灵涉及强者也涉及弱者。所以我觉得文学关注弱势群体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说法，它可能相对政府而言。相对体制而言，有弱势和强势，但对文学来说不存在。存在的是什么？还是人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人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当中，在精神上产生的一些东西。我写我们乡村人、民工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我没有去写总统，没有去写城市人，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写农民是因为我相对地了解他们。所以，一直以来写城乡之间的矛盾，就是写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刚才有人问到写小说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问到小说的细节是平时积累的，还是写作时创造的？从我的写作看，我觉得细节不是积累的，而是分泌出来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伟大的小说是分泌出来的，而不是建造出来的。小说的细节其实是写作时分泌出来的。因为当你虚构了故事，开始写作了，你进入了你的故事和人物，那个人物就会带着你走，带着你走的时候，逐渐地很多细节就会在你的内心展开，这展开的过程，就是一次分泌的过程，是从心灵到肉体生长的过程。我们只能够积累生活感受和心得，平时积累的细节到写作时根本不管用。就是我们下来采风，其实也是来积累感受，你有了丰富的心得和感受，你的创造力、想象力自然就被激发出来，这个东西就像“发面”，发不起来，揉不进去，肯定还是“死面”。
对话孙惠芬
在城乡之间游动的心灵
张赟 孙惠芬
张赟（以下简称张）：略萨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次谈话中说，他有个感觉，在作家身上发生的某些事，在工程师和建筑师身上永远不会发生。人们总会问：作家有什么用？人们知道建筑师、工程师、医生能干什么，但是涉及作家人们就有疑问了，甚至那些认为作家的确有某种用处的人，也不能准确地说清楚作家到底有什么用。那您认为作家有什么用呢？
孙惠芬（以下简称孙）：看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正在读《世界文学》上略萨的一篇文章，叫《文学与人生》，他在那里详尽地阐释了他的看法，谈得特别好。他说，文学与科技不同，它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类经验的共同分母之一，通过这一分母，人类可以交流和对话，而不管生计与生命的打算有多么不同，不管各自所处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有多大差异，甚至决定各自活动范围的历史时代有多大区别。他说，伟大的文学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世界各地的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在男女之间确定种种歧视、束缚和剥削的形式是不公正的，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让人看清楚：虽然有种族和文化的不同，但是人类的遗产是丰富的，文学教会人们珍惜这份遗产，因为它是人类各种创造力的表现。文学让我们回到过去，让我们与过去时代的人们成为兄弟，而历史上的人们创造了作品，享受了作品并把作品留给我们，今天这些作品又让我们享受，让我们产生美好的梦想。这一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集体归宿感，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而只有文学才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为更新这一归宿感的内容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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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问我对此问题的看法，我却抄录了略萨的文字，是因为略萨不但说出了我想说而永远也说不出的话，且大大提升了我对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处的看法和想法，他让我看到伟大的文学超越伟大建筑的伟大作用，我的理解是，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那么文学艺术就是流动着的历史。是文学，把历史中的人们永远保留在现实当中；而文学，又把现实中的人们镶嵌到历史中去。有一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下了一场大雪，村子里没有了串动的人们，村里村外、天地自然，一片苍茫沉寂，在茫茫天地之间行走，我就在想，要是没有文学来记录每家每户此时屋子里的活动，这一瞬间是不是就像这苍茫大地，悄悄寂灭在流逝的光阴里了呢？！当时，不知怎么身子忽一阵热起来，似乎被自己是一个写作者而感动。尽管自知自己永远不会伟大。
张：我也被您的想法感动了，文学家记录了历史学家所忽略的许多东西，而且文学还能够以它特有的方式发现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使生活趋向更好的作用，文学家是伟大的，您也是伟大的。这些年您的作品不断得到文学界的推崇，比如您除了在辽宁省及东北地区获得众多奖项外，还分别在2002年和2005年获得了冯牧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您是位写作农村题材的女性作家，人们不免要拿您和其他写作农村题材的作家如贾平凹、杨争光、陈忠实以及女性意识强的陈染、林白等人相比较，您自己觉得您作品中的什么东西吸引了文坛和读者的眼光呢？或者说您自己认为您的独特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孙：不，我肯定不是伟大的。没有多少人能称得上伟大。我没有拿自己和写农村的作家比过，也没有拿自己和写女性的作家比过，我只是一直这么自然地往前写着。我喜欢写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