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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看来您很坚持您的文学观。“大别山之谜”系列充满魔幻的色彩，充溢着浓郁的地方风情，您的创作是否和当时的“寻根文学”一样，都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您的文学启蒙教育源自哪里？
刘：我的文学启蒙教育，更多的是受到了民间传说的影响。小时候，每到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爷爷就会给我讲很多民间故事，有《封神榜》这样的民族文学，也有当地的民间故事，这才是我的文学启蒙教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刘醒龙（6）
周：除了民间文学的教育外，您应该也接受过正宗的文学教育吧。
刘：尽管小时候我也读过《红岩》、《红日》、《红旗谱》，但是这些小说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什么印象，只是为了阅读而阅读。我后来的写作和这些阅读简直就是毫不相关。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有艺术气质的人，他的艺术特征恐怕早在童年时就形成了。因为童年没有经过后天种种训练，童年时的认知主要是直觉，是无邪的，喜欢和不喜欢是没有来由的。艺术也就是这样，艺术本应不受任何其他东西影响。一切了不起的写作者，他的高峰写作一定是和童年经历有关的。艺术的选择在童年就完成了，至于你能达到什么境界，那才是后天的修养问题。
周：您觉得“大别山之谜”系列还有哪些地方到现在您还比较重视？
刘：我看重的是这种小说充分地展示了我个人对自然、对艺术、对人等一切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那种想象力。在这些小说里，个人的想象力完全发挥了。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就是想象力过于放纵了。毕竟写小说的目的还是要给人看，过分放纵自己的想象力，而不考虑别人怎么样进入到这种想象中，不考虑别人怎么样去理解你的想象力，这就形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读不懂。几乎没有人跟我说过他能读懂我的“大别山之谜”。这些小说，也许连我自己都不懂。也许这种写作是任性的，我在创作中完全展示了我的想象力。在后来的写作中，我就慢慢意识到了这一点：最好的文学，只有在相对收敛、相对理智的背景下写作才能把它写好。否则自己认为写得怎么好，其实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周：您认为您的整个文学创作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大别山之谜”应该是您的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吧。那么第二个阶段的创作有哪些作品呢？
刘：我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阶段。早期阶段的作品，比如《黑蝴蝶，黑蝴蝶……》、“大别山之谜”，是尽情挥洒想象力的时期，完全靠想象力支撑着，作者对艺术、人生缺乏具体、深入的思考，还不太成熟。第二个阶段，以《威风凛凛》为代表，直到后来的《大树还小》，这一时期，现实的魅力吸引了我，我也给现实主义的写作增添了新的魅力。第三个阶段是从《致雪弗莱》开始的，到现在的《圣天门口》。这个阶段很奇怪，它糅合了我在第一、第二个时期写作的长处而摈弃了那些不成熟的地方。
周：《威风凛凛》是第一个转折，也就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您的文学创作过多依赖于一种想象力的发挥，那么从《威风凛凛》开始探讨人的精神问题，这也是您以后的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那么请您谈谈您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刘：我同意你的说法，这个时期小说是对个人精神状态的探讨和表达。“大别山之谜”写到后来，就陷入了迷惘状态。我突然不明白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这样写下去的意义何在，我如何接着写下去，所以写到“大别山之谜”中后期的时候，也就是写到《异香》的时候，我很苦闷，我发现不能再写下去了。
周：是的，写作完全依赖个人想象力，是很难继续下去的。写作毕竟是一件复杂的过程。最终是什么事情，让您的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机？ 。 想看书来
刘醒龙（7）
刘：有一个契机，大约是1988年。在红安县召开的黄冈地区（就是现在的黄冈市——访谈者注）创作会议上，省群众艺术馆的一位叫冯康兰的老师，讲到一首小诗《一碗油盐饭》：“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在场的人数在一百人左右，这首小诗对其他人也许没有任何影响，而我却感动至极，泪流满面。在听到这首诗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艺术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就是用最简单的形式，最浅显的道理，给人以最强烈的震撼和最深刻的启示。一首小诗只有三句话，三个意境，它所表达的东西却太丰富了。年轻时藐视权威，甚至嘲笑巴金先生“艺术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的箴言，是这首诗让我恍然大悟，并且理解了巴金先生之太深奥和太深刻。
周：在《威风凛凛》中，您曾提到了“百里西河谁最狠”这一暴力主题，谈谈您对它的认识。
刘：暴力是我们民族的历史习惯，历朝历代的人，都喜欢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在精神上征服不了对方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实施消灭肉体的办法。殊不知对肉体的消灭会带来更大的精神灾难。《威风凛凛》是个承前启后的作品。后来，从《村支书》、《凤凰琴》、《秋风醉了》到《分享艰难》、《大树还小》，总体上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具体一点就是对人活在世上的意义的关怀。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也许找不到，也不是小说所能解决的。小说的写作只是提供一个路径，引导你去运作，引导你去尝试。如果小说最后加个结论，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就像当年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硬去加上一些未卜先知的内容，就会无法避免地成为日后的笑料。
周：那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刘：成熟的文学作品往往还是表现有一定程度的迷惑的状态。比如后来的《村支书》，作品出现的时候引起了很大反响。尽管多数批评家认为，在当时到处都是“新写实”那种灰暗的基调风行的时候，《村支书》表达了一种光亮一种理想。就小说来说，它究竟表达了什么光亮什么理想，人们并不知道，也说不清，通常会将其认识为表现人性的美的一面。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村支书》这篇小说中，老支部书记是那么可爱，深受当地人欢迎，但相对于时代来说，却又是明显落伍。然而这种落伍，并没有妨碍他的非常强大。我并非想通过这样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而是为了在变化太快的现实面前，提醒时代关注，除了生存的舒适度外，还应该有更为紧要的人格强度和生命力度。
周：是否可以说您开始树立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形象？
刘：这个是你说的，我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
周：您的作品开始涉及一个道德救赎的问题：人要在历史困境、现实困境中，用精神力量、用信仰来拯救个体，实现个体的价值，彰显个体的力量。市场经济时代，是个人的精神、信仰受到冲击，个体的精神开始萎缩的时代，您在作品中却致力于塑造在现实、功利面前却有着自己坚定的价值趋向的主题，我想，这是您的小说深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刘：是的，我作品中的人物大都面临着精神和利益的对峙。像《凤凰琴》，所有人都为转正名额明争暗斗，但当以转正名额为象征的利益突然来了之后，大家一下子都在想：它有什么意义，既然我不能离开这个穷山沟，这样的利益又有何意义？其实，拿到转正名额和没拿到转正名额，这里面并没有可以办成铁案的对与错。小说因此提供了一个极大的思索空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在道德上选择对了，以日常人生的标准来衡量却是错的。还有完全相反的一种选择，道德关乎人生，利益关乎日常。一定含义的对与错，免不了总在其间逆转，并且关乎到人的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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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在您的小说中，除了个人的价值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之外，还隐含了个人的精神价值、人格尊严、道德问题和历史趋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是呢？
刘：对。很多人把《凤凰琴》当做是写教育问题。这种认识没有看到文学的发展，其文学意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用旧的文学意识来套当下的文学，就像研究如何让神话里的千里马在高速公路上奔跑。不要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只在现代主义上有了长足进步，现实主义的文学同样进步非凡，在艺术性与思想性诸方面，其进步幅度甚至还超过现代主义在同一时期的表现。
周：您的作品开始关注在历史发展中，个人的尊严和价值问题，个人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趋势时，如何从精神层面来应对现实和历史趋势。《分享艰难》这部作品遭受到很多批评，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刘：我是不赞同这些批评的。实际上，批评这部作品的批评家，不久之后就开始表示对自己当初批评的不认同，认为自己误读了。
周：您也这样认为吗？
刘：的确是误读了。这部小说本身写的有种焦虑，批评家应当比我更理智。*等一系列早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仿佛是在1996年前后的一夜之间突然爆发的，在此之前，大家好像都对改革充满了理想，以为只要今天改革了，幸福就会在明天早上降临。但在那一段时间里，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也许还不仅仅是意识到，而是不得不接受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样一种事实。改革带来的大量后遗症压迫着我们，文学界对《分享艰难》表现的焦虑远远超过我自己在这部作品中表现的焦虑。
周：这么说来，您认为对《分享艰难》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的缘故？
刘：分歧最大的其实不在于我的文学观，而在于通过这部作品所表达的社会意识。那个时候，很多批评家尽管批评了这部作品，所使用的武器却是落后的。比如说他们之前一直批评的所谓“清官政治”，在此背景下的“清官文学”，早就被大家抛弃了，这时候又突然情不自禁地重新捡起来。写这部小说时，我并没有直接的意识，是大家的批评让我清醒过来，思索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写，然后我才明白，其实内心有另外一种想法。我一直对庸俗的清官文学很唾弃。清官文学喜欢解民于倒悬，实际上只是一剂虚妄的心灵鸡汤。那些清廉的文学形象更是当年所谓“高”、“大”、“全”的盗版。如此我才明白，我的小说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我懂得了人要活下去，社会要向前发展，必须对特定事物进行一定程度的认可，包括对那些也干坏事的乡村政治家，因为他也会做一些好事。
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分享艰难》要说的是谁分享谁的艰难？
刘：这也是批评家后来一直在纠缠的问题：作为老百姓的我们为什么要为贪官污吏分享艰难？确实是这样的，没错，我们不应该为他们分享艰难，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我们也还要想到另外一点，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不能只享受改革带来的大量社会福利。
周：您是说，我们也应该分担改革的艰难？
刘：对一个负责任的人来说，如果不是由每一个社会人去共同分担改革带来的艰难，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人能够来承担呢？不改革，国家就完了，民族就完了。而改革就会出现大量的问题，那么谁来分担？靠官员，他们承担得了吗？其实，清官文学也是一种负担，一种灾难。清官文学所赞美的清官政治对我们的民族改革也是一种灾难，为什么我们民族一直无法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放弃了某些责任。我想表达的是，既然我们选择了，我们就要承担。但是，在当时，社会普遍处于焦虑状态。改革开放初期福利好，让人们只看见改革带来的好处、带来的福利，没有想到改革也会带来那么多痛苦。所以理想一旦破灭，就把责任推到某些人身上，认为是某些人带来的。这就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矛盾：我们该不该在以改革名义下犯下可以谅解或者不可饶恕的种种错误的管治机制面前，承担时世的艰难？其实，这部作品表达的正确的意思应当是：作为社会人的我们，在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的时候也应该分享改革的艰难。这才是现代的、健康的人格。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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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批评家认为，《分享艰难》缺乏人文关怀，您怎么看待这个意见？
刘：我跟几个批评家讨论过，其实他们不是说我的这个作品缺乏人文关怀，而是一说到《分享艰难》，就把这一类作品都包括了，就针对这一类作品统一来谈。如果读细一点，就会发现《分享艰难》与他们总在类比的一些作品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那些小说中，有些细节虚构得太离谱。比如，老干部用好不容易到手的一点养老金，去保释因嫖娼而被派出所抓了起来的前来投资的外商等。这种事即便真的发生过，也是有违文化与传统的。说《分享艰难》缺乏人文关怀的批评主要来自小说中的一个细节：洪塔山把孔太平的表妹给糟蹋了。所有的人都认为不应该原谅洪塔山，我们怎么应该原谅这样的人呢？有批评者曾经著文说：孔太平的舅舅给孔太平跪下来，要孔太平放过洪塔山。在我的小说中，正好相反，是舅舅不打算公开追究洪塔山后，孔太平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从文化心理及太多的日常事实来看，这样处理是极为真实的。在中华文化渗透到的每个地方，谁家出了这种事件愿意张扬呢？这是和批评者眼里属于同类的小说里，根本不同的情节，遗憾的是，处在比小说家更为激愤状态下的部分评论家混淆了两类完全不同的写作立场。
周：看来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要细致一些！
刘：写作粗糙不得，阅读小说更粗糙不得。
周：您的《大树还小》也引起了争议，您怎么看？
刘：针对这部小说的争议是最浅薄的。如果说《分享艰难》的争议还有它的社会意义，这一次的争议真的没有意义。其实根本就没有过争议，只有一方在骂街，我懒得同这些将文学常识丢在一旁的人说。
周：主要分歧在哪里？
刘：我在作品中，是要解释一个精神层面问题。我想在还原那个时期乡村真实的同时，借助“下乡知识青年”这样的群体来表达一种想法：有一类人总在控诉曾经受到了磨难，但斯时斯地那些同样受着磨难，至今仍看不到出路的另一类人，他们的出路，他们生命的价值又何在呢？我要表达的其实就是这点。但他们却认为我在丑化“下乡知识青年”。
周：的确，您的追问确实很有意义。
刘：他们最恨的是小说中的四爹说的一番话：你们知青来这里受过几年苦，人都回去了，还要骂一二十年，我们已经在这里受了几百年几千年的苦，将来也许还要在这里受苦，过这种日子，可谁来替我们叫苦呢？只要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挑出这块地方来进行批判。小说其实是在提醒历史与社会注意这样一个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