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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作家”是狭隘的体制规定下带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界定，存在严重的概念模糊和混淆错误，你的问题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无法回答。我只能这么说，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姿态，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灾难和原动力。战争情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我的重要构成之一，它让我充满了个人述说的欲望。
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日》、《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一大批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代表着当时文坛的最高成就，有评论家认为它们是后代作家难以企及的现实主义创作高峰。我想知道这些作品是否对您的创作产生过一定影响？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的？
邓：我在少年时代读过《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另两部书没读过，但看过同名电影。我被这些小说和电影深深地打动过，为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遭遇流过泪，不光创作，就连我最初的世界观都受到过这一类小说和电影的影响。
这一类作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是单线的，主张二元对立的善恶观，无一不张扬对信仰的追求、真理的坚守、道德的完善、人类大同世界的赞美，与一个多数人赢得生存权的变革时代形成互文，适合那个年代渴望世界具有透明度和热情的读者比如我的阅读。在缺乏其他题材作品的年代，它们占有着文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有一种阶级立场指导下特有的神秘感、颠覆动力、苦难意识和担当精神。关于神秘感，我想到了上世纪中叶从事大型计算机运作的那些程序员，他们试图以机器的符号演算方式代替人的认知方式，创造了二进位制的语言。这些人在当时被人们看做怪物。关于颠覆动力，这是阅读最有力量的元素之一。关于苦难意识和担当精神，这是中国文化长期缺失的高贵品质。你说的这些作品也是一种充满力量的二进位制语言方式，以及用这种方式书写的时代叙事，它们在一元化时代建立了一种全民的文学观。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邓一光（6）
我在这里对你有一个小建议，不必把这些作品硬拉进“军事题材文学”的小圈子里，这样的视角无益于你的研究工作，譬如不必蹲在树木里观察一群鸟儿，你也可以去溪流旁、山峦上、大海边，甚至天空中，你在那里也能看到它们，而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才是它们真实的生活。
杨：塑造悲剧英雄是您战争题材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也将您的作品与《林海雪原》等区别开来。不管是《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还是《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他们都是英雄，又都是悲剧英雄。您如何看待英雄主义？又如何理解英雄的悲剧？是否可以说英雄本身就是悲剧？
邓：英雄（hero）这个词最早源于古希腊神话，它含有三个意思：一是半人半神或非凡的人，一是悲剧和史诗的主角，一是统治者。英雄的悲剧性不是由“英雄”的词根决定的，而是由英雄自身的构成以及与时代的冲突这一性质决定的。具有天赋才能、卓越超群、代表着神的意志的英雄，他们始终处在颠覆旧文明和建构新文明的历史选择上，也处在如何把握自己颠覆旧文明和建构新文明的双重能力上。英雄具有警示时代、创造时代和奴役公众的几重欲望，以及在这些欲望推动下永远不会放弃的行动能力。不是他们不想做到，而是他们做不到在破坏旧秩序的时候不以暴力恃强凌弱，做不到在自己成为新的秩序的维护者之后不成为新产生的那个秩序的代言人，悲剧由此注定。但这个悲剧是有意义的。人类的文明需要创伤，需要递进和更替，总得有人出来颠覆前文明，总得有人对现有秩序提出疑问，总得有人用智慧、力量或别的什么权力来提出一种更新文明的理想诉求，并且为了建立新的文明和秩序而付诸行动，这是一轮轮文明递进的前提。英雄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悲剧的注定在于英雄的承担是孤独的、不自由的、不被当下文明秩序接纳的，甚至是不自主的，具有同一力量中破坏和建设双向选择后的悖论结局。没有悲剧性结局的英雄一定演变了，异化成新的体制权力，也就不再是英雄了。
杨：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文学也开始发生全面转型，突出表现在传统的“崇高”、“英雄”、“理想”、“价值”等观念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遭受唾弃。您如何看待英雄主义和崇高精神等在当下的命运？您是不是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呼唤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崇高精神的回归？
邓：我不呼唤什么。我的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担负呼唤的责任。他们只是生活在他们的时代里，被时代压抑和决定，而又不甘心这种压抑和决定；被他们自我内心的冲突压抑和决定，而又不妥协于这种压抑和决定，他们恰好给了我想象中经历一次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虚拟旅程，我个人需要这样的旅程，我在这样的旅途中能够找到快乐，找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一次次心灵的皈依。
对“崇高”、“理想”、“价值”和“英雄”的质疑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一战结束后，被人类和人类文明在战争中的异端表现吓坏了的人们就开始质疑自身传统能量的前认定，甚至质疑科学这个人类桂冠产生的真正动因。哲学、宗教、文学和科学都参与了这场大质疑，这一质疑思潮到二战结束后更甚。普罗运动、工人运动和社区革命主义都以颠覆传统的“崇高理想”为宗旨，这当然也是一种权力再分配的诉求。这种人类对自身境遇的质疑和权力再分配的诉求表达着人类对自己理性生活的自觉要求，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都能找到，而且不会停止，会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下去。
邓一光（7）
传统文化从来就是过去时，承传是文明系统性的要求，任何一片森林都不会凭空生长出来，都能在其中找到初始的种子和根系，种子和根系导向的是生长，而不是回归，也不应该回归。人类从来没有也不会放弃对自己神性生活的要求，不是呼唤，而是人类无从割舍的神性生活的要求决定的，新的“崇高”、“理想”、“价值”和“英雄”会随着传统的“崇高”、“理想”、“价值”和“英雄”的质疑和坍塌而产生，这个我们已看到了，还会一直看下去，直到人类这一物种终结。
杨：您也塑造了不少非英雄的悲剧，如《远离稼穑》中的四爷，还有战争中的女性悲剧，如《大妈》中的范桑儿、《想起草原》中的小姨等。据我的阅读体会，您在择取战争中的人物角色时，采用的是一种人性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所有的人物无法逃避悲剧的命运。换句话说，您是在写战争的悲剧，从而表现一种深沉的厌战情绪和悲悯情怀。从这种意义上说，您的作品实际上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小说的一种消解。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理解？
邓：前面说过，我在我的小说中去做这么一次现实生活不可能出动和到达的旅程，这种旅程首先不是由观念决定的，而是我对现实生活有了疑问，历史资料说服不了我，我的理性思考也说服不了我，于是我凭借写作这一方式上路，去别的地方寻找那个答案。不是我反对什么或赞成什么，我去寻找反对或赞成它们的代言人，这个代言人成为我小说的人物，不是这样。
政治家认为战争是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需要，经济学家认为战争是新经济的动力，民粹主义认为战争是发扬民族自尊和发展人种质量的催化剂，如此种种，不同权利主张下的人以不同的话语解释着战争。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解释，有些问题是无法在国家语言民族语言文化语言这些语境中得到真实的抚慰的，那就是战争，是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是人类世界最无法被认定和自我把握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人类制度中一个完整的杀戮或自我杀戮的主干。不知道是不是弗洛伊德说的，他说战争是一种集体犯罪，在和平年代，一个人杀了人是罪犯，但在战争中，杀人的人却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英雄。话题可能拉远了，但它很重要，这就是战争是人类悲剧命运的不可逃脱性的根本原因。
你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不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在还在这么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令人恐惧的。国家这么宣扬有国家的理由，军事家这么宣扬有军事家的理由，这个理由在于他们是国家或军事家，它的主张一定会建立在国家或军事家的战争观之上。但作家也站在国家战争观的立场上，在自己的文学中嗜血如花，丝毫没有警惕性和耻辱感，不讲道德和良知，连起码的真实也不讲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集体无意识现状了，而且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学写作的中国作家都在大肆宣扬国家战争观，当代唯中国如是，这种情况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杨：儒家提倡“温柔敦厚”，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柔性文化。您的作品为当代文坛注入了阳刚和血性、雄浑和大气，这是否和您体内流淌着蒙古族的血液有关？ 。 想看书来
邓一光（8）
邓：儒家文化是统治阶层文化，是汉民族文化，但汉民族文化在不断融入游牧民族文化的过程中经过了无数次改良，甚至遭受过摧毁，其实已经不纯粹了。儒文化也不纯粹了，到南北朝之后，我们已看不到单纯的汉文化了。中国这个国家在强大的时候，在它拓展疆土的时候，在它分崩离析的时候，并非是“温柔敦厚”的，尚武精神是多个朝代的治国策略和主流精神，更是包括革命者文化在内的民间文化在寻找阶级或阶层出路时唯一可资利用的精神。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有阴柔和隐忍的一面，也有阳刚和血性的一面，有柳下低吟，也有迎风大歌。只是中国文化中有虚伪的一面，这一面不断强调“温柔敦厚”，借此掩盖始终存在的“铁血挞伐”。民族精神中本来很正常的东西，弄得像偷鸡摸狗似的，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中华民族不能像德意志民族，像犹太民族，像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正视自己固有的血性？对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生机渐衰的古老民族，对一个身陷全球竞争场而又不断受到睥睨遭人算计的民族，阴柔不是优点，用不着假装绅士，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也没有必要让人相信这个。
一说“血液”问题就弄得有点儿玄，好像不说到遗传基因上去就说不清楚，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无法回答你。我对蒙古族文化不了解，对蒙古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不了解，至今没有去过内蒙古，只是在想象中接近过它。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蒙古人和蒙古民族的小说，当然不是现实中的蒙古人和蒙古民族，而是我想象中的，这个想象并不建立在人们通常对蒙古民族的理解上，比如苍狼白鹿的祖上，比如萨满教鬼神崇拜，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是它的忧郁和伤感的一面。我说过这样的话，等我写完手中这部小说后我就去内蒙古看看，可能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年。
杨：接着上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您和莫言都是当代文坛开风气之先的作家，你们为20世纪*十年代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刚劲之风。就军旅题材小说而言，石钟山的《父亲进城》、都梁的《亮剑》等走的都是《父亲是个兵》和《我是太阳》的创作道路，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构思细节都可以在您那里找到源头。这两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受到热捧，而《我是太阳》和《父亲是个兵》虽然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但反响却没有《父亲进城》和《亮剑》那么热烈。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上述两部作品又作何评价？
邓：上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最早的《红孩子》发表在1989年第10期的《芳草》上，在《父亲是个兵》发表前，已经在《当代》、《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了《战将》、《三丑》、《院子》等一批中短篇小说。
你说的那两部小说我没读过。对战争的认识不同，我不读中国当代作家的战争题材小说，想来也不会有相同的世界观和表达方式。
应该没有人用同一种方法来阐释小说和影视。小说和影视是两个文化系统，不说精神向度问题，就连方法论都是迥异的。小说是个人面对世界，影视是世界面对众多的个人；小说是质疑前文化，影视是导向时尚；小说是拒绝现实，影视是开掘现实；小说是私人话语，影视是公众文化；小说是仰望星空，影视是俯瞰众生。反响热不热烈不是小说的评价标准，这个恐怕应该是共识。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邓一光（9）
杨：在战争文学中，女性和军人的家庭生活是作家刻意回避的一个话题。在您的作品中，这些都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也是您为当代战争文学开拓的新领域。您在创作之初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
邓：军人的战场生活构成他们身为军人的要素之一，而失去战场的日常生活则使军人陷入一种对自我力量狂热肯定和反抗外来强迫力量时所呈现出的精神品质和行动能力的缺失，一种不再建功立业的失落，一种混淆于市民阶层面目可疑的恐慌，一种身份丧失的危险。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人的社会职能的矛盾，但更是人在人性上抵达的可能性不再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揭示了军人的重要方面，一是军人作为军人的现实目的，这一目的指向是战争；一是军人作为军人的终极目的，这一目的指向是和平。而后者恰恰给小说提供了一种比前者更有意思的可能。
无论是女性还是家庭，既是军人进入现实战争并在战争中顽强活下去的重要理由，又是和平生活的重要意象，那些在历史大叙事中被掩盖了的细节，那些在集体生存背景下被遮蔽的个人生命体验，总是最多也最富质感地隐匿在女性和家庭生活之中。缺失了这一重要意象的战争文学无疑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你可能看到了，我的这一类小说从来不从战场上开笔，也从来不结束在战场上，我的作品中的战场生活篇幅远不如日常生活篇幅那么多。《走出西草地》是唯一的例外。
战争所导致的视角无数，国家和民族的兴亡，文明的倒退或进步，人性的扭曲或抗争，这些都构成战争文学的关注点。就个体生命而言，女性和孩子绝对是战争伤口上最新鲜的那道伤痕。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公元5世纪，蒙古军队的铁骑踏上多瑙河流域，每当作战前，指挥官都要向帐下军士们下达警戒令，警戒令大意如下：我们将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出发，我们将驱使我们心爱的马匹，并且像兄弟般的信赖它们，把那些肮脏的叛徒统统杀死，攻击他们的村庄，*他们的女人，掠夺他们的孩子，烧掉他们的村舍，神庇护的勇士们，带上你们的长矛和弓箭，穿上铠甲。这个警戒令被我用进刚完成的一部小说里，不过它没有保留下来，被出版社给删掉了。你可以从这个警戒令里看到，不管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妇女和孩子一定是最无辜的受施者，只要战争存在一天，妇女和孩子就是人类肌体上永远不会愈合的那道创伤。人类若不重视自己的创伤，就无法将自己的生命联系起来，联系成生命史。对创伤的重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