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白璧无瑕的吴晗同志问心无愧地从未写过一篇“*文章”。“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说吴晗同志是“胡适的弟子”，但请听听吴晗同志对胡适是怎样说的吧！
“你别看我是胡适的学生，但我已反戈一击。”他并且指出：胡适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是新文化的破坏者，他的“实用主义”是错误的。胡适不让青年谈政治，吴晗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青年人应关心政治，而且应该搞政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昆明时，他积极地领导民盟青年工作，推动了青年运动的发展。
严酷的现实，使吴晗同志在斗争的漩涡中愈来愈走上了*、进步的道路。也正因如此，使国民党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特务们恶狠狠地管他叫“吴晗诺夫”，说他是一个完全“赤化”了的人，思想危险，倾向于当时进步的苏联，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因此，他被特务列入了暗杀的名单。
吴晗，这位爱国志士，*战士，没有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洞洞的枪口下，却倒在“四人帮”法西斯暴行的血泊里。
他倒下去了，他的形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的形影不存在了，但他那爱国、*的崇高精神却永远地留下来了，留在革命者的心中。
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毁其节。
吴晗同志安息吧！
（原载《北京盟讯》1979年第2期悼念吴晗同志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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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光 学生的思念（1）
40年代初，我到昆明进西南联合大学听吴晗老师的中国通史，后来又和他接触多了，感到他平易近人，热情可亲。
他收入少、负担重，爱人袁震常年重病卧床，要他照顾。他忠贞不渝，求医买药，自己少吃，不吃，省给病人吃，还抽自己的血输给病妻；同学们要支援，他坚决不受。他尊重别人的感情，也最能体贴人，他表示：“大家的好意我知道，但大家都是从大江南北逃亡到后方来的，生活都很贫困，我怎么能接受他们的捐助呢！”他安贫自守，爽朗真诚，快人快语，很受同学们的尊敬。我钦敬吴晗老师，他对我的教育、关心、鼓励和帮助是很多的，我永远铭记在心头。在纪念他逝世15周年、诞辰75周年的时刻，记下我对他的感受，表达一个学生对老师深切怀念之情，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高尚品德，学习他的刚直不阿，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忘我的工作精神。
一
吴晗从学生时代写出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就受到胡适的赏识和重视，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这是历史事实。但吴晗没有盲从，没有依附门第，没有无原则的迁就。他无畏权威，坚持真理，在自己研究的学术领域中，逐渐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摆脱了胡适唯心主义的羁绊，走革命的道路，这也是历史事实。这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啊！这正说明吴晗的光明磊落、受人们尊敬。“四人帮”诬蔑他、否定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他写的《由僧钵到皇权》，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统治。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改写成《朱元璋传》。《朱元璋传》的修改，四易其稿，更是一部名著。1948年秋，吴晗进到解放区后，毛主席和他谈话时，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成就和所起的作用，并提出意见，建议吴晗修改。后来吴晗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修改。但对明太祖晚年残杀功臣，这一事实没有改，他认为：“明末‘流寇’李自成是怎样起义的？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朝廷*，又杀人太多。杀人越多，人民越反抗……导致明皇朝很快灭亡。”这是他研究明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二
在那艰苦的年代，吴晗像兄长一般关怀周围青年的成长。
“一二？一”运动期间，我在老师周围，做一些我能做的工作，我代他传信找人，*后陪送他回家，给他送罢委会印发的传单、专刊、宣言等。每次他总爱说“就只这些么！”还一再嘱咐：“你们印出来的，还有外地送来的，我都要的！”有一次，他认真地讲：“你知道，这就是将来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方面学生运动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那些亲身参加运动的人，写自己和反动统治者拼死斗争的事迹，是最可靠的。研究历史的人，搞社会科学的人，都得重视第一手材料啊！到将来，这就是宝贵的史料，切不要小看这些粗糙的土纸啊！”
我果真看到他专门用一个纸夹子把小报、传单等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从这以后，我才懂得我们发出的这些宣传材料，不仅现在有作用，留到将来就是史料，还有更大的作用。在这之前，也知道收集、保存资料的重要，但不知怎么做，以为只有书本上写了的才有用，不懂得从实际斗争生活中找资料的意义。从此，也注意收集工作了，除了继续给晗师送去之外，我也收存了一份，从昆明带到北京，不管到哪里都一直跟着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之后，这包材料终于没有逃脱被焚烧的命运，多么可惜啊！晗师留存的，也同样没有下落了。
王子光 学生的思念（2）
晗师还常讲道，大家都要想方设法用各种方式途径，把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传播介绍出去，鼓励大家多写、及时写：“虽然你们很紧张，但写写，总还是有条件。比如把每天重要的活动，发生的情况记录下来，每天有各界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四烈士灵堂悼念，他们说些什么？态度怎么样？把这些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把反动派的阴谋揭露出来，让外界群众明白真相，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嘛！还可以把一些大会上有影响的发言记录下来发表，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照着他说的做了，他看到刊登在《时代评论》上我写的《“一二？一”运动记》，就给我打气，说很好，鼓励我继续写，大胆写。复员回到北平后，1946年冬，上海《文汇报》文教版准备刊出“一二？一”纪念专页，约他写些纪念文章，他又转告我，随后又辟《教授群像》专栏，我先后又写了几篇。那时，主持这些栏目的黄裳同志，一直记得吴晗的支持，难得的是还把那时吴晗写给他的信保存了下来。
那时候，有很多进步报刊约他写文章，他是乐于支持的，他很重视报刊宣传教育作用。他学贯古今，纵横议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读者深受感染，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堪称匕首、投枪。这是革命斗争，哪里为什么稿费！晗师写那么多，《文汇报》给他用航空寄过一份报去，那些口口声声攻击吴晗为了稿费，该是多么无耻、无知！而我自己也就是在晗师的关怀鼓励下，才敢动笔，没有他的鼓励我是什么也写不出来。
三
1948年蒋介石疯狂*学生运动。4月的一天晚上，我到清华吴晗老师家。走进门，他就赶紧叫我坐在他身边，小声地说：“是不是避一避好？”“路费从我这里拿些去。”我把心里的话都对他说了，现在走的人很多，有的是安不下心，有的是上了黑名单的危险人物，我是上了公开的黑名单，如果不坚持下来，不正好上了反动派的反宣传的当么？再说都走了，这边工作谁去做？我能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自己自然也觉得紧张，但小心些，在学校里总没事，最好能坚持到毕业放假的时候，谁也不注意就跟着大家走了，那样好些。我又表示，到那时我随同学们一块“南下”。原来，一开始他以为我是来找他送我走，或是走前来辞行的，我自不量力说了这些话，发现他并无反对的表情，还有些赞赏的意思呢！“总是要有人坚持下来干的，实在不行，就立即行动，要小心，不能大意！去南方吗？也很好，是去武汉？党有这个号召，有条件能找到公开合法身份就好，只是自己苦些，有危险，但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就不能顾得那么多了。”
此后，我听说他对于走、何时走，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表示过：“还不到走的时候”，“还可以留下来作些工作”，“实在非走不可才走”。他是这样想的，也正是这样做的。
四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初，我第一次来北京开会，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到他家，这是革命胜利后第一次见面。他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你不是到武汉去了吗？什么时候来的？”“变了，变化大呐！”然后，他边招呼我坐边说：“从武汉来的吧！”我说：“进这大门，可不像从前那样自由、方便！”他笑着说：“现在见面不像从前那么方便啊！以后总得改变的，不然，怎么和群众接近得了……哈哈，搞久了，我不也要成为‘官僚’了吗？……”他当了副市长，依然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谦逊周到。 。 想看书来
王子光 学生的思念（3）
我坐好后，看他身体比过去健壮扎实多了，就问袁震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他兴致勃勃地说：“她现在身体可好呐，还上班了呢？今天星期天也没有休息，开会去了。现在解放了，一切都变了，人都变年轻了……”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使我确实有“换了人间”之感。于是，我就告诉他，前天下午，我一到北京前门车站，下车就急忙想到天安门前看看，幸好招待所就在大栅栏，吃了晚饭，我就连跑带走到了天安门前，抚今思昔，心潮起伏，无限欢快，站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望着天安门城楼、情不自禁地围着褪了色的红墙四周走了两圈，天很晚才返回住地。这一夜怎么也睡不着。过去，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每一次到天安门*示威，心情总是激动的、紧张的，总是准备防止挨打、流血，那里牺牲了很多先烈，洒有战友的血。而今，天安门归人民所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天安门前屠杀革命青年的封建法西斯屠夫们，已被人民的铁拳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里断然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了……他听着欣然点头，该有人写一篇歌唱天安门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晗师为《北京赞》写了一篇《天安门赞歌》并被选进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五册。
1954年我调来北京后，开始也抽空去他家，只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是负责同志，工作忙，会又多，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回到家难得休息，去得太多不好意思，我这样想，又因为工作也忙，腿脚也就懒了。但他还记得我，我现在得老实承认，在我思想深处，是错把他当做一般“做官”的看待，其实他还和过去一样与文教学术界的人往来频繁不绝，一直没有中断他的学术研究。我失去了继续听他教诲的机会，追悔莫及，愧对老师。远没想到，“*”一发动，吴晗首当其冲，我是个普通学生，也被算在“三家村”黑店的一伙，逼着写交代、写揭发，没完没了，被奴役、被侮辱好些年月。
五
1959年年初，毛主席针对当时普遍存在讲大话、假话的风气，多次表扬海瑞，提倡海瑞讲真话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是明朝人，吴晗是明史专家，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实到他了，对党、对革命事业一贯忠诚的吴晗，就满腔热情地赶写起海瑞，《海瑞罢官》七易其稿，广泛征求意见才写成。演出后，毛主席还在住所接见马连良，一起吃饭，高兴地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赞颂毛主席礼贤下士，真伟大。可谁料到“*”就从《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开始，“四人帮”颠倒历史，胡作非为，只许他们围攻、栽诬，不许你辩驳，剥夺了吴晗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其他的同志，也莫能例外。
六
我思念老师，寻找海瑞，呼唤真理，晗师！你在哪里！1978年冬天，我见到浦月大姐和他的儿子吴彰，听他们哭诉。您没有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却死在封建法西斯专横*的现代文字狱中，不只是您一个人，还有同您患难与共的爱人袁震同志，女儿吴小彦，还有亲弟弟吴春曦。空前浩劫，株连网罗，莫此为甚！接着又在东城一家医院病房，听身体已被摧残得非常非常瘦弱、和您同命运共患难、幸存下来的廖老，声音嘶哑低沉讲述和吴晗囚禁在一起时所遭受的野蛮毒打。一阵悲痛以后，我想人民应当有权利不许这样的悲剧重演！要永远埋葬造成吴晗等一大批同志冤狱的灾难根源啊！
几经曲折，一直到1979年吴晗的冤案彻底*了，我们长时期呼唤的春天来了，可以放声读他在《春天集》里写的：
我们生活在万紫千红的春天，让我们为春天而歌唱吧！
随着岁月的流逝，思念老师之情更深，老师的音容笑貌还那样亲切，我怀着虔诚的心告诉老师，您的许多学生没有辜负您的希望，都能像当年在昆明那样尽力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不少人还做得很出色。今天您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奋发一致地加快改革步伐，除弊兴利，开创新局面，我相信四化大业宏伟目标必将在本世纪圆满实现。
1984年5月15日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胡邦定 馨香祝嘏哭晗师（1）
——吴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殉难四十周年祭
题记：诞辰一百周年是应当祝贺的，想到先生殉难之惨，历四十年而弥增伤感，又不得不使人痛哭流涕。因以此意命题。
1942年，我考进西南联大历史系。中国通史是一年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学生多，当年学校开了*通史班，由吴晗和孙毓棠两先生分别讲授。规定文理学院学生上吴先生的课，法商学院学生选孙先生的课，我是属于文学院的，理所当然成为吴晗先生中国通史班的学生。
联大的教室一般都不大，老师在黑板前或站或坐着讲课，学生都看得很清楚。上中国通史课的人多，安排在新校舍最大的南区10号教室上课，特别设个讲台，黑板也挂得更高一些，以免坐在后面的同学看不清教师和板书。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吴先生戴个眼镜，穿一套半旧的西服，不戴帽子。他矫健地跨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当天要讲的题目，没有开场白之类的套话，就开始讲课。吴先生讲中国通史不是按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元明清的顺序，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讲，而是分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从募兵到征兵、刑法制度、科举制度等专题一一讲解。因为他认为，过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按朝代顺序讲，尽管繁简不同，重复之处却在所难免，因此他跳出前人窠臼，自成一个体系。他带点浙江口音，但讲课不难懂。吴先生讲课史料丰富，看似信手拈来，其实逻辑严密，而且不乏兴味。对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对锐意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等都倍加赞扬。他还常常以古喻今，讲到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皇家侦察机构时，自然就会同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等类比一番。1942年西南联大学生掀起倒孔运动时，吴先生讲南明弘光政权的奸相马士英有“蟋蟀相公”之称，因为他在军务倥偬，羽书仓皇之际，“犹以斗蟋蟀为戏”。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大批社会名流困于香港无法出走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妻女却占用极为短缺的飞机舱位，运自己的洋狗和什物，真不愧为“飞狗院长”，可以与“蟋蟀宰相”媲美了。诸如此类的讲述，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吴先生讲课不发讲义，又不是按某一本书讲的。学生必须要认真听课，做笔记，否则考试时就难以应对。吴先生打分还特别严，1943年暑假前公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