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贡献。解放后，华岗受任山东大学校长，吴晗受任北京市管文教的副市长。华岗首次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约我同去看吴晗。在解放前的艰难环境中结成战斗友谊的同志，解放后又在首都重逢，大家都分外愉快。哪晓得，这两位亲密的战友，后来的遭遇又是同样的惨！一年之后，吴晗痛苦地告诉我：“少侯（华岗字）在山东出了问题！”但真相不明，也无法多谈。1979年接到山东大学寄给我的一份为华岗同志*昭雪而举行的追悼大会专刊，才知道华岗同志在狱中十数年，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与著作，为阐述*主义，在哲学和史学方面，继续作了大量的工作。刑满释放后，原来的住宅已经没有了，一家七口人挤住在一间小屋中，无法进行研究与著作，只好要求仍然回到狱里去居住。最后还是惨死于狱中。华岗同志冤案得到昭雪时，吴晗同志早已含冤离开人间！同样惨死于“四人帮”的冤狱中。
1945年中国*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朋友们，多数被选为中央委员，吴晗是其中之一。同年，民盟云南省支部改选，我们又被选为委员会的负责人。吴晗担任《*周刊》社长，闻一多分工管宣传工作，我分工管组织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吴晗和闻一多家住西仓坡联大教员宿舍，他们在一个院子里斜对而居，与我在北仓坡的住宅相距不远，彼此来往联系比较方便。*周刊社在西仓坡与北仓坡之间的府甬道，实际上是尚未公开的民盟省支部的办事处，但省支部开常委会或其他重要会议，通常不在*周刊社而是在北仓坡一号我的住宅。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各大中学师生在大西门外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争*的时事报告会，吴晗同志是这次报告会的组织者，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等几位同志出席演讲，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破坏，他们在会场外施放枪炮，进行威胁。散会后，又关闭城门，使城内赴会的人无法回家。翌日，他们又在报纸上造谣，说“昨夜枪声，西郊匪警”。各校革命师生大愤，联合举行罢课与罢教，进行抗议。12月1日，国民党武装军警对罢课的几个重点学校——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进行冲击，各校革命师生坚决抵抗，在校门口用木头石块与暴徒搏斗。在这场搏斗中，革命师生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英勇牺牲，受伤者甚多。罢课联合会借用联大图书馆，布置了一个庄严肃穆的灵堂，举行空前盛大的“一二？一”死难烈士追悼活动。灵堂正中排列着四烈士的棺材，四周悬满各方面送来的挽联、挽词与祭文。这些挽联、挽词和祭文，都是控诉国民党反动罪行，血泪迸流的战斗檄文。各处前来追悼的人络绎不绝，历时二十多日。1946年3月17日，昆明各界举行空前盛大的送殡*，参加送殡*者三万多人。楚图南、吴晗、闻一多等*教授，走在送殡队伍前面。送殡队伍所经的重要路口，都有人设案路祭，宣读祭文，国民党不许呼口号，青年们就沿途高唱自编的祭歌。群众以追悼、送殡的形式向反动派进行斗争，人数之多，时日之久，影响之大，在我国现代青年运动史上是少有的。这场斗争，是在地下党领导下，民盟积极参加的。吴晗、闻一多、张子斋等同志在这些日子，奔走、开会、代人写挽词、祭文，废寝忘食地工作。。 最好的txt下载网
冯素陶 怀念吴晗（3）
1945年冬天，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几位负责人之间，有过一场关于民盟与*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在民盟云南省支部中有一个工作部门叫青年工作委员会）。当时民盟在云南方面的成员以教育文化工作者为主，也有一些大学生和职业青年加入，其中有一些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后来这些青年同志在地下党的领导与民盟的帮助下，成立了*青年同盟。民青的发展是比较快也是比较健康的，经过“一二？一”斗争的锻炼以后，昆明青年运动形势越来越好。民盟领导层中对于民青与民盟的关系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民青与民盟的关系应当是以前的共青团与共产党的关系那样，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民青是民盟的后备组织。楚图南、吴晗、闻一多我们几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青年人要走的路比我们远，不能把青年人的政治生活局限在民盟这个范围之内，但在工作上双方可以加强联系。民盟在青年中确实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闻一多和吴晗两人在青年中的影响很大，但民青的成立和发展，主要是地下党的领导。民青与民盟关系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民盟应不应该与共产党争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这一点，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不过在民盟会议上还没有把问题的实质点破。我们的主张，得到常委会多数的同意。后来，又进行了局部的人事调整，闻一多同志兼管*周刊社，原来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由吴晗同志负责，主要是和民青联系。1946年夏，吴晗同志离开昆明，与民青联系的任务由我负责。民盟与民青还合办了一个地下印刷所，过去是由吴晗单线联系的，在他离昆明前也交我联系，并陪我亲自去看过那地方，规模相当小，只有一部四开印刷机。在当时工作条件日益困难的情形下，有这样一个不受反动派控制、专为进步宣传工作服务的小印刷所也很不错了。
和吴晗同志在昆明共同工作这几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热情、爽朗、有组织能力、善于联系群众、原则性强，接受党的领导不含糊。在后期历次重要的群众运动中，他和闻一多同志配合得很好。1946年秋，我被国民党政府驱逐离开云南时，吴晗同志已先期赴上海转北平。此后，我们大约两年没有联系。1948年我在香港，得知他在北平与刘清扬等同志建立了民盟的地下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以后北平成立的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2年，我从西南回到北京，与在中央*工作和居住的妻儿团聚。不久，我就到北京农大教书去了。有一天，吴晗同志用车接我和陈端仪同志去他家吃饭。我和他谈了不想再搞*党派工作的想法。我说：“辰伯（吴晗字），你知道，解放前我全力以赴搞民盟工作，是不得不搞，我连做教书匠的权利都被国民党剥夺了，没有出路。那时候，你我处境再艰险也要提着脑袋干革命。今天全国解放了，*党派和我们这些教书匠也得到解放了。我可以在没有反动派控制的、自己的学校里做自己心爱的教育工作。”辰伯理解我的心情，但不赞成我完全不过问*党派的活动。他希望我抽业余时间写些文章，帮助搞好民盟北京市的宣传工作；并说，市委决定要陈端仪同志担任民盟北京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北京盟讯》发表我的一篇《论当前教育工作要面向社会主义前途，着手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人才》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读者中间有过不同的反应。当时，“新*主义长期论”在许多人认识上还起着主导作用，认为我的观点脱离实际，问题提得过早。宣传部副部长陈鼎文告诉我，吴晗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很高兴，在同志们中间称赞文章写得好，思想敏锐。吴晗同志对老朋友的诚笃情谊实可称道。然而我毕竟有负他的厚望，连后来他接办的《新建设》杂志，要我任主编也都辞谢了，改由陶大镛同志负责，我只承担一个编委的名义。我的社会活动渐多，学校的教学任务也逐渐加重，感到时间不够用。1953年召开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被连选为中央委员，又先后被选任中央组织部及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负责职务，时间就更不够用了，只好辞了市里的工作。1958年在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晗同志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仍兼北京市主委，但很少见他参加民盟中央的会议，大概也是忙不过来。确实吴晗同志在市政府的工作就已够忙的，首都的文教建设百废待兴，任务很大。但我看他搞得很从容，除了市政府及民盟工作外，还担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他组织人力编写出版大批中外历史小丛书，承他赠我许多册，可惜后来全都散失了。他治学甚为勤谨，多年积下所写札记甚多，其中仅从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录有关我国明代史实的重要史料即达80本，已由中华书局印行。此类资料及其他未发表的手稿还有不少，不知下落如何。吴晗同志在解放前写的《朱元璋传》，后来曾送请毛主席审阅过，他按毛主席的指示，在某些事件的观点及史实上作了认真修改才发表。在他逝世前数年间，大体每年要出一本书。我问他工作如此忙，写作如此多，时间从哪里来？他说他的办法就是挤零碎时间写，利用失眠时间写，要等有比较宽裕时间来写作，就什么也搞不成，自己没有这个条件。
冯素陶 怀念吴晗（4）
我在北京农业大学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先后工作了七八年，心情颇为愉快。1958年，中央*部和民盟中央要我到山西工作，由于某些原因我不拟接受这个任务，部里同志鼓励我，由于工作需要还是非去不可。后来吴晗同志告诉我，要我到山西工作的事，事先他不知道，如知道他也是不赞成的。
1963年，我受山西省政协、民盟省委、山西大学等五单位的委托，邀请吴晗同志到山西讲学。他应邀在太原作过两次关于武则天及其他问题的学术演讲；在山西太谷农学院讲过一次；应大同市委的邀请在大同作过一次关于反修问题的报告，每次讲演都受到热烈欢迎。我受山西省政府的委托，顺便协助照应吴晗同志及由京同来视察的政协委员俞澄寰老先生。同时，我本人和他们一样也有全国政协委员的视察任务，所以在山西各处讲演视察参观，我们都一同活动。离太原时，省政府派了一位处级干部陪同照料。我们到大同，又到呼和浩特和包头进行参观考察。吴晗同志在山西时，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同志很热心，也陪他在太原、太谷各处演讲。记得吴晗在山西大学演讲时，王中青同志发表即席讲话，盛赞吴晗同志学问渊博，甚为钦佩。不想后来在“*”开始时，王中青同志在省城首先被揪到杏花岭体育场挂牌批斗，1964年他在山西大学演讲会上赞美吴晗的话竟成了被批斗的罪名之一。而我本人，更是在劫难逃了。
1965年我在南方养病，1966年回到北京继续治疗。是年6月，从批判吴晗所著历史剧《海瑞罢官》入手，开始了“*”。我被召回太原交代问题，主要的问题是1963年我为什么要为吴晗这个“反革命分子”到山西“放毒”“鸣锣开道”。还有，民盟山西省委欢迎吴晗同志的座谈会上，我为什么要恭维吴晗是著名学者、*战士？而吴晗又称我为老战友。我陪吴晗同志在欢迎会后与民盟省委同志的合影照片，以及抄家抄出的吴晗同志赠我的几本他的著作《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朱元璋传》等都成为我的罪证。后来，给我扣上“吴晗黑帮”、“吴晗在山西的黑据点”等主要罪名，对我实行隔离审查，关了我两个月黑房子，经常有人逼我交代罪行。在此期间，造反派派了一人到各地调查我的材料。两个月以后，调查的人回来了，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材料，这才逐渐放松对我的管制。第一步准我回家吃饭，第二步准我回家住宿。我当时还感谢对我的宽大。比起吴晗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来，我是很幸运了。后来我被送到晋南临猗县临晋公社，一面劳动，一面学习。1976年9月，我忽被召回太原，以省政协负责人的名义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这才又定居于太原。
吴晗冤案，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株连之广，为始料所不及。吴晗夫人、身体病弱的袁震同志直接受到株连，早吴晗半年被*而死。他们的女儿小彦受刺激过深疯狂而死。吴晗的胞弟吴春曦被*死于安徽。春曦之子吴昆亦受伯父吴晗的株连被关了几年。曾经演过《海瑞罢官》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亦被*致死。此外，学术界、文化界在各地受吴晗案株连的人就更多了。
写到这里，隔窗忽见庭院里前不久自己所书的春联：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洪德铭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1）
——忆吴晗、闻一多
闻一多惨遭反动派杀害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吴晗在“*”中被*去世，也已经整整25年了。可是他俩的光辉形象却活脱脱地留在我的心坎里，是永远不会淡忘的。
考入西南联大，和吴晗深夜密谈
1941年，我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1942年秋，得到难友的帮助，在敌人押解途中逃脱了虎口；又经过一段艰辛曲折的生活，于1944年5月，迢迢数千里地来到了昆明。在中学好友、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进步骨干王念平帮助下，我住进了学生宿舍。除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准备迎接联大为战区学生举行的入学考试外，还偶尔听听吴晗讲中国通史课，也在学生群众*中听到闻一多的讲演。那时，进步学生就向我介绍过：吴晗早年是胡适的信徒，埋头治学，信奉“读书救国论”，学术造诣深，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和闻一多一贯具有爱国热情，也曾一度对国民党寄予一定的期望，但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专制*，倒行逆施种种罪行日益暴露，使大后方人民严重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也使这两位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学者，逐渐觉醒，大胆地批判、否认了过去，勇敢地投入了群众革命运动，终于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英勇坚定的*战士。
吴晗讲中国通史课，把几千年历史分成为12个大专题，前后联系起来讲清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讲述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我到昆明后，听他讲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战救国三个专题，很快被他吸引住了。他严谨求是，着重讲清历史事实，又借古讽今，批判现实，充满了爱国激情和*精神。1944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西南联大壁报协会和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等联合举行时事晚会，参加的学生和各界青年近三千人，罗隆基、吴晗、潘光旦等分别作了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为中心内容的发言。可是著名数学家、某大学校长在讲话中却避而不谈晚会的主题，只大谈数学规律不能改变的理论，要求教师坚持学术研究，学生安心读书，不要搞治学、读书以外的政治活动，防止“变”“乱”。闻一多被这番话惹恼了，刷地站起来，作了即席发言。他大声地批驳道：“谁不想继续安心研究？但是，可能吗？现在不用说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闻一多这一席犀利的讲话，不仅使那位数学家陷于尴尬境地，而且拨正了晚会方向，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入学考试结束后，经王念平介绍，我认识了一批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或已毕业）的湖南籍进步青年，在多次交谈中，大家推心置腹，很快结下了深厚情谊。结识了这些知心朋友，聆听了闻、吴两先生的讲课和讲演，使我打从心眼里喜欢西南联大，也更加注意了解联大的情况。
“皇天不负有心人”，9月初，西南联大发榜，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一天下午，我带着两篇手稿去看望吴晗先生。见了他后，我迫不及待地自我介绍起来：我是这次考入学校的历史系学生，早已听过老师多次讲课了，很受教益。我利用在家乡收集的材料，写了一篇揭露封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