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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昆明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委员会宣布：自罢课以来，所提复课条件已陆续得到答复，决定复课并继续进行反内战争*的斗争。这时吴晗老师也表示：“罢课的结束，决不是运动的结束，而只是争取大目标的新开始。”并且表示要和同学们一起进行“更广大更深入更艰苦的灵活的有高度组织的斗争”。
1946年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吴晗和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四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认为对于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不敢希望有任何奇迹可以在极短的时期中诞生一个*的中国，但是我们也不愿低估这个会议的价值，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命运的转机”。公开信中还以惊人的胆识，提出取消国民党的党治和*，彻底改组国民党的军队，取消特务组织，争取民族自由等反映中国革命人民要求的主张，并对“中国人民*的前途”，表示了充分的信心。。 最好的txt下载网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6）
2月17日下午，昆明学生联合会等十个文化团体，为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以及抗议重庆“二一○”校场口血案、抗议“一二？一”惨案主凶李宗黄调升要职，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由闻一多教授主持，吴晗教授和钱端升、费孝通教授都讲了话。国民党*褚辅成先生也讲了话。他们都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种种罪行表示抗议，希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能够实现。吴晗老师在讲话中举出近几个月来的一大串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运动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控诉。他认为蒋介石是“好话都说完”，至于他的“坏事做完没有？我认为恐怕还要做”。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他激昂地指出：“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取消特务制度，不然一切保证都不发生作用，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毫无保障。”最后，他又明确而深刻地指出：“要取消特务制度就要改组政府，使它成为能代表人民的政府。”会后，一万多名群众走出西南联大校门，到昆明城内举行大规模的*示威。他和闻一多、李何林、洪深等三十多位主席团成员走在队伍前面。一路上到处有市民群众加入*行列，*队伍陆续增加到一万五千余人。
参加四烈士殡仪和公葬典礼
1946年3月17日上午，昆明学生联合会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出殡仪式。三万多群众护送着四烈士的灵车在全市*示威。吴晗教授和闻一多教授等凛然无畏地走在出殡行列的前列。我当时担任西南联大学生会的摄影工作。出殡先烈途经青云街云南大学校门外时，我拍下了一张吴晗和一多等老师英姿勃勃地并肩前进的照片，背景是云南大学大门口的“为国求贤”牌坊。出殡*的队伍走遍了昆明城的主要大街。
夕阳下，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新校舍北部土坡上“一二？一”烈士墓地，举行“‘一二？一’殉难四烈士公葬典礼”。一位同学代表昆明学生联合会激动地宣读了《四烈士葬仪祭文》。吴晗老师也是陪祭人之一，他接着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讲道“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成了*的圣地”，“现在，四烈士墓上有‘*种子’四个字（指石碑上用蓝纸白粉书写待刻的四个大字），我觉得这个种子应该迅速发芽成长，这个地方应该改为‘*圣地’。在历史上中国有圣地，而今天中国的圣地是*的圣地（这里他用隐约的词句暗指着延安）……”“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不久，将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这里，将来*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西南的国土上，也有一块‘*圣地’！”
纪念亲密战友闻一多烈士
1946年5月初，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开始往北平、天津返校，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建制。
同学们在昆明时，已对特务的跟踪盯梢、伺机谋害，有所提防，对进步教授经常组织护送，使特务们难以下手。参加护送的同学有王植棠、赵元亮等，另外还有几位云南籍的同学。同学陆续离开昆明以后，国民党特务就乘机对早已列入他们暗杀名单的进步教授下毒手。7月11日和7月15日*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几天之内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吴晗老师因送夫人袁震经重庆赴上海治病，早已于5月7日离开昆明，这才没有遭到特务的毒手。离开昆明时，他们到闻一多老师家中告别，临行时闻一多老师和家人送他们到宿舍院门口，闻一多老师露出伤感的神色，勉强作笑地说：“两个月后北平见！”“你们回到清华园时，要先去看看我旧居的竹子啊！”谁知这竟成了他们的永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7）
吴晗老师一行好不容易在重庆于6月9日挤上飞机到了上海。他参加了上海的反蒋、反内战斗争，曾应邀给同济大学和中学教师联合会作反内战的报告。6月23日上午，还曾和上海的同志们一起到火车站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代表马叙伦等11人赴南京请愿，随后参加了上海10万群众的浩浩荡荡的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
7月中，他在上海报上突然见到李公朴殉难的噩耗，义愤填膺，于14日愤笔写下了《哭公朴》。他沉痛而深刻地说：“公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死去的是一个万万人所痛心疾首的政权！”7月17日，吴晗老师惊闻他的亲密战友闻一多牺牲的噩耗，悲愤万状，“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昏沉了大半天，才能哭出声来”。他彻夜不眠，于17日夜间挥泪写下了《哭一多》来沉痛悼念，不久又写了《闻一多先生传》等纪念文章。他明明知道特务暗杀的名单里还有他，但仍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了7月27日上海西南联大校友会在花旗银行举行的闻一多先生追悼会。他在会上报告了闻一多先生的生平和怎样从诗人学者转变为*战士的，以及殉难的经过。他怒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认为这不能算是“暗杀”，而是光天化日下的“明杀”，因为那是在下午5点30分的昆明街头开的枪。他大声疾呼：“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世界？！”充分表现了他的悲愤和大无畏的精神。7月在上海，他荣幸地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对他和*同盟的同志们在*运动中的努力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勉励。
后来，吴晗老师不但多次撰写纪念闻一多教授的文章，还曾与其他同志一起建议民盟中央把闻一多殉难的7月15日定为“中国*同盟先烈殉难纪念日”，经民盟总部第七次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通过。
吴晗老师1946年8月中旬回到北平，那时闻一多教授的遗稿陆续从昆明运来，11月到齐，他就和朱自清等教授们一起从事编辑《闻一多全集》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许多问题朱自清教授都和他共同商量。在他们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及开明书店的共同努力下，四厚册的《闻一多全集》得以当时罕见的速度于1948年8月出版。在编辑过程中，吴晗老师坚决地认为闻一多教授既是学者又是*战士，他的全集中光有学术著作是不行的，一定要把他参加*运动所作的演说词收集进去。当时这方面材料不全，他把我从自己潦草的原始记录中整理出来的一多老师在昆明后期的几次政治性强烈的演说词也一一收入全集，并且来信表示亲切的鼓励。从这些演说词中可以看出闻一多老师是怎样拍案而起的，后来常常被人们引用。吴晗老师自己为《闻一多全集》写了跋。
吴晗和朱自清等老师在编写《闻一多全集拟目》的过程中，打算在“全集付印的时候，还想加上闻先生的照相、一些手稿和刻印，这样可以让读者更亲切的如见其人”。为此，吴晗老师写了《闻一多的“手工业”》一文，专门介绍了闻一多教授的治印。闻一多老师最后的一张照片，也是照得最好的一张半身像，就是剃掉了美髯围着围巾的那一张。那是抗战胜利后的一个冬天，裘昌淞同学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南区东南角拍摄的，左边的背景是生物学系的平房，右边的背景是厕所的茅草屋顶（现在常见的那张照片，往往只采取人像及厕所的一角）。开始编《全集》时，这张底片被一位同学带到上海去了，经过吴晗老师的催问和裘昌淞同学的多方努力，才将底片找回，刊载在《全集》中。 。。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8）
1947年7月20日星期天的上午，在吴晗老师的积极参与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和民盟支部在清华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大会，会上他作了《一多先生周年祭》的讲演，进行悼念。朱自清教授在会上也发了言，并报告了《闻一多全集》编辑计划和拟目。第二年7月15日晚上9时，他又参加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在*部举行的闻一多先生死难二周年纪念会。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老师响应毛主席的“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的号召，写了《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和《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等文章。1947年，他鼓励和帮助王康同学写介绍烈士生平事迹的《闻一多的道路》一书，并为它写了序言；50年代，又支持王康写作《闻一多传》于1958年出版，支持吴方、廖仲安写的《闻一多》电影文学剧本。
重返清华园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的校园成了日本伤兵医院，校舍受到严重的破坏。1946年夏秋，清华师生陆续回到北平，由北大招待暂住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现新华社所在地），那时吴晗老师就住在旧国会众议院会场的平房里。1946年10月中，清华校舍初告修复，在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作为一名北大学生送清华同学从北大四院坐上卡车回到清华园。这是阔别九年后第一批回到清华园的大学生，同学们在清华园牌坊前列队举行了简单的返校仪式，陈福田教授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了电影。那时吴晗老师已先期回到清华园，他不但到新斋学生宿舍来欢迎我们，而且向我们痛诉了李闻惨案、讲述了国民党反动派于1946年7月发动全面内战以来的形势，还向我们介绍了清华学生从“五四”、“一二九”以来的光荣革命传统。在吴晗老师的思想启发下，同月我在《浙江日报》上撰写了《清华和清华人》一文，讲了清华人的光荣革命传统，希望加以继承和发扬，并对清华人的孤芳自赏等缺点有所批评。1946年10月19日晚上，吴晗老师等几位教授与我们几位同学一起从清华园步行到燕京大学适楼（现北大俄文楼）楼上大教室，参加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晚会，会上他讲了要向鲁迅革命精神学习的话，会后又一同边说边走地回到清华园。
他一到北平，就参加民盟华北总支部的领导工作，接着又担任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委员，积极投入北平的*运动。1946年12月1日，清华大学举行“一二？一”周年纪念会，他作了《种子撒下去了！》的讲演，要求不是以消极的哀悼而是以积极的继承来纪念“一二？一”四烈士，要做耕耘施肥的工作，使他们撒下去的种子取得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的收获。他为上海《文汇报》组织了纪念“一二？一”学生运动一周年的专页；还在报上陆续发表多篇《旧史新谭》。
1946年12月24日晚，美军*北大先修班学生沈崇的事件发生后，吴晗老师在清华大学群众*上愤怒痛斥了美蒋反动派的暴行，对北京大学的抗暴运动给予有力的支持。由于清华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和他的积极活动，大批清华同学于12月30日下午到达沙滩北京大学大操场，和北平各校的队伍汇合，举行了上万人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并在东单广场沈崇事件发生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北平的抗暴大*和*，点燃起全国抗暴怒火，把“一二？一”运动掀起的反内战运动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反美反蒋爱国运动的序幕。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9）
在北平从事*运动
从此以后，北平的*运动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不断地进行。在这一系列爱国*运动中，吴晗老师都与广大进步同学休戚与共，并肩战斗，并且团结了一批教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例如，1947年2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夜之间突击非法逮捕了符定一、王之相等大批进步人士，吴晗老师和各*党派的同志一起发动了朱自清、向达、吴之椿、金岳霖、俞平伯、徐炳昶、陈达、陈寅恪、许德珩、张奚若、汤用彤、杨人鞭、钱端升十三位知名教授，发表了被当时人们称为“十三教授保障*宣言”的《抗议书》。紧接着，他和民盟北平市的组织又发动北大、清华、燕京、师范、中法五所大学的教授、讲师、助教192人签名发表《响应十三教授保障*宣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严重侵犯*的罪行。在这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非法逮捕的人士。又如，“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教授等，于1948年6月17日签名发表的，清华大学110位教师抗议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和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退还配购证的公开声明，就是吴晗老师参加起草的。
在北平，吴晗负责编辑*同盟的《*周刊》北平版，后改称《*周刊》华北版、《*半月刊》等。他在上面发表了《论军队国家化》文章，提出“不许以军队国家化之名行党化、私人化之实”，同时不指名地但却是明显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还发表了题为《人民怎样渡过这内战的难关？》的笔谈，指出和平与独立*是不可分的，反对那种不与爱国*运动相结合的所谓“和平运动”。
他和民盟北平市的同志（其中有些是地下党员）还秘密编辑和出版了一种不定期的地下刊物《自由文丛》。1947年他在《清华周刊》上撰文纪念“五四”，号召同学们“继承五四精神”，“把五四运动发展为新五四运动”，并且预示了“新中国在不远的前面”！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中国*同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吴晗同志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不畏强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反动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拒不接受解散命令，并领导北平市民盟组织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1月，张申府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解散民盟华北总支部和所属一切地方组织，并且要求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和所有盟员一律停止活动。吴晗同志和北平市临工会的同志们一起，立即发表了驳斥张申府的错误行动的声明，并且号召民盟同志积极开展民盟的活动，继续不屈不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