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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谈话内容变成了“特使”说，汪主席点头的游戏，不管“特使”说些什么，汪主席全盘照收，对日本人的恐惧已经渗透到了汪主席的骨头里面。
“还有吗？特使先生？”汪主席问这句话的时候神态似足了哈巴狗，“特使”差点舒服的忘掉了板垣征四郎大将交给他的特别任务。
“汪先生，板垣将军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拜托阁下，南京的卫戍司令必须马上换人，皇军的进展已经受到了相当的影响，板垣将军认为汪先生一定会有帮帝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换掉南京卫戍军的司令？汪主席差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黄浩然现在在南京打的十分出色，最高当局更是对黄浩然的指挥赞不绝口，要想在这个时候换掉南京卫戍司令的人选谈何容易！
“这。。。。。。恐怕要让板垣将军失望了，撤换黄浩然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须有黄浩然的罪证才可以，不巧的是，黄浩然的名声极好，连贪腐的行为都甚少和他沾边，而且南京战场现在是政府的重中之重，即便有些小错误也是搬不倒他的。。。。。。”
“汪先生请放心，你需要的东西板垣将军早就想到了，这里面都是黄浩然的罪证，汪先生只需要开口就可以轻松的搬倒黄浩然！”
说着“特使”从他的公文包里面取出了一个厚厚的文件袋递给汪主席，汪主席接过去打开匆匆扫了一眼，里面果然都是一些日本人为黄浩然编织好的罪证，看了这回板垣征四郎大将是铁了心要用非常手段解决掉黄浩然！
“好吧！告诉板垣将军，我会尽力的，但是结果恕我不能保证！”汪主席咬了咬牙然后答应了下来，虽然这样做恐怕会让他的小团体引起最高当局的警觉，但是日本人逼的这么紧，汪主席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多谢了！汪先生！你是帝国的好朋友！板垣将军会记得你的贡献的！”
一个晚上，“特使”终于说了一句称赞汪主席的话，就这一句话立刻让汪主席的心情由阴转晴，他亲自送“特使”出了僻静的小门上车离开，然后汪主席命令他的侍卫和随扈提高警惕，特别要小心出现在他住处附近的陌生人。
卖国的人，都是心虚的。。。。。。
汪主席不会知道，在他的住宅附近早就埋伏着无数双的眼睛，这场在夜色中发生的会面很快就变成一堆冰冷的铅字送到了最高当局的案头！
最高当局一直在注意着汪主席的“低调俱乐部”！
日本一直怀有着吞并中国的野心，所以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人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就是这么几家：执政党、满清的遗老遗少、地方实力派还有北洋政府的遗老们。执政党的领袖人物就是最高当局和汪主席；满清的遗老遗少的领头人自然是现在的伪满皇帝；北洋政府的遗老们，就是指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地方实力派是指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人。虽然日本人对这些实力派做了不少工作，但最后都没有什么收获。
于是汪主席成为了日本人心目中最有份量的拉拢对象，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虽然也是北洋余孽，但是跟汪主席比起来也就是一个“小字辈”。
现在日本情报机关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梅工作”，也就是在诱降汪主席。
同时日本人还展开了诱降“天字一号”人物最高当局的 “桐工作”。
板垣征四郎的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另一个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主席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最高当局谈和。今井武夫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最高当局也来个扭转乾坤；那日本将得到无比巨大的利益！
所以当汪主席和日本人“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也在进行中，最高当局马上那个意识到日本人不可能只对他一个人进行拉拢，于是南京政府的重要人员身边都被派上了密探。
汪主席的小动作早就已经明明白白的展现在了最高当局的眼皮子底下！
最高当局对待日本人的诱降有着他的一套方式，他认为要利用日本人的心理，只要不谈到关键问题不妨跟日本人演演戏，一来可以打击汪兆銘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还可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
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选，内阁五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最高当局在和日本人的接触方面很费了些心机。最高当局担心万一传出去说不清楚，于是决定派一些又不是政府官员，又能跟政府高层能接触上的人去和日本人接触。这些人的掩护身份全是真的，不过出面的却不是本人，大多数是一些“军统”的特务。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最高当局都算是亲戚。他相片从没在报纸上登过，人又不喜欢热闹，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人选日本很满意，觉的南京政府派出了这样的人物，起码还是有“诚意”的。鬼子可不知道，这个宋子良真实的名字其实叫曾广。每到日方谈及实质性问题。这位假代表就用一些“我要请示请示”“这要研究研究”之类的话来搪塞。请示来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烦了，于是开始怀疑这代表的真实性。但是日本人花了很多功夫都调查不出“假宋子良”的真实身份。
这样的谈判一直持续着，最高当局从中得到了收获，他起码可以随时了解到日本人的意图，还发现了一批和日本人走的很近的官员和政要。
汪兆銘就是这些“亲日派”中最大的一条鱼，看着关于汪兆銘今晚这场神秘会面的报告，最高当局已经猜到了汪兆銘间的是什么人，最高当局更感兴趣的是汪兆銘又和日本人做了什么样的交易？
这个老对手的骨头还是太软了一点，现在是全国百姓最痛恨日本人的时候，现在就急吼吼的和日本人扯上关系，不是自找死路吗？
还是没成气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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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蠢人
6。76 蠢人
最高当局今晚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戴笠的“军统”没过多久就弄到了汪兆銘今晚的谈话内容，难怪有人将戴笠的“军统”说成是民国的锦衣卫，“军统”这些人无孔不入的劲头还真有些像明朝的那个特务机关，当然，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说戴笠就不是太监。
看完了汪兆銘的这段秘密会谈纪录之后，最高当局变的格外的轻松起来，知己知彼，便能做到百战不殆，在洞悉了汪兆銘的内心想法之后，最高当局现在还真的有些期待汪兆銘明天的表演呢。
如今在最高当局的眼中汪兆銘这个执政党的元老人物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不要说别的，单说一个胆量，汪兆銘就拍马也赶不上他蒋某人。
“918”事变之后，汪兆銘找到了与最高当局合作的机会。在汪兆銘这个行政院院长上任当天，日本人就送给了汪兆銘一份大礼！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
在日寇的入侵面前19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可汪兆銘却从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本人的淫威吓到了，只能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汪兆銘悲观的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这些言语之间已经将他害怕打仗的软弱一面暴露无遗，也正是由于汪兆銘过于软弱，最高当局才会放心的让汪兆銘在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重要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好几年，从32年开始凡是涉及到和日本人和谈这类遭国民埋怨的事情最高当局都交给了汪兆銘和何部长，这两个人对最高当局的最大用处就是顶雷！
南京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最高当局将所有的罪过都扣到了汪兆銘的头上，他自己得以安全脱身。
1935年5至6月间，最高当局又授意汪兆銘批准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将华北主权拱手相让，这些协定曝光之后社会舆论哗然，最高当局再次选择了抵死不认和一言不发，民众差点就把汪兆銘和何部长给生吞活剥了！汪兆銘事后眼泪汪汪的来找最高当局哭诉，最高当局劝了半天才让汪兆銘止住眼泪，从这个时候开始，最高当局已经完全看透了汪兆銘不是个能成大事之人，日本人在南京政府里面居然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来扶植，不得不说小日本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他汪兆銘可不是日本人想要的孙权！充其量不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罢了！
“七七事变”刚发生，日本刚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兆銘就立刻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汪兆銘的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他的“妙论”： 周佛海认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兆銘以及他身边的那帮“投降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只看到了中日之间军事和工业力量上的差距，却对中国人民蕴藏的潜能和韧性没有丝毫的认识。
这就是汪兆銘在战略眼光上和最高当局的巨大差距，最高当局虽然对抗战进行到现在吃的一连串败仗感到十分的苦恼，但是最高当局很清楚的知道他手里面还有两百多万军队，中国地方大，又有的是人，日本人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将中国一口吞下去！所以最高当局高喊抗战口号时候的腰板还是硬的，而汪兆銘却早就得了软骨病，没的医了！
冯玉祥曾经跑到最高当局面前告过汪兆銘的状，冯玉祥说汪主席对他说现在大家都在高呼“抗战到底”，可是这个“底”到底在何处呢？冯玉祥回答道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汪兆銘居然大笑不语。。。。。。
最高当局知道冯玉祥的这些话在汪兆銘这个秀才听来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这位南京政府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已经栽进了他的“投降论”里面爬不出来了！
这个汪兆銘自从到武汉以来就没少搞小动作，在他授意下，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汉口组织了一个以媚日为宗旨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
“艺研会”成立后，汪兆銘的“低调俱乐部”总算是有了自己的话语平台，活动也更加频繁，他们的“亡国论”在战时首都甚嚣尘上。在“艺研会”的舆论推动下，汪兆銘已经从鼓吹“和平”转为了明目张胆反对抗日。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兆銘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这正中汪兆銘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1月的时候陶德曼向南京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内蒙成立自治政府；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共同反共；减低日货关税；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这样的“和平信号”让汪兆銘欣喜若狂！他在汉口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上演讲时对德国大使的调停公开表示欢迎。汪兆銘说：“如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12月5日，汪兆銘在接受《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还说道：“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为了尽快敲定停战事宜，激动难耐的汪兆銘第二天一大早就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日方提出的停战条件。当常委会以微弱的差距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之后汪兆銘立刻委派孔祥熙向最高当局汇报，催促最高当局作出最后决定。
接到这份决议之后最高当局立刻让戴笠对汪兆銘的住处和办公场所进行全天候的监视，最高当局觉得汪兆銘屁股后面的狐狸尾巴已经开始翘起来了。
最后是汪兆銘的日本主子用巴掌打醒了汪主席的美梦，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并未因为汪兆銘的“诚意求和”而有所收敛，在中国政府机关离开了南京之后。日军以为中国的抵抗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于是日本人又突然增加了三项极为苛刻的条件：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承认满洲国；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这些要求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底线！和谈只能以破裂而收场了！南京政府当场拒绝了日方的条件，并发表了强硬态度的声明。
不知道是什么人将汪兆銘的这番作为透露了出去，一时间汪主席又过上了人人喊打的日子！在他的夫人陈璧君的一再暗示和引导下，和谈不成的汪兆銘终于迁怒于最高当局，他在人前人后不止一次说起是最高当局的犹豫断送了中日之间的和平，眼看着自己要做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收揽政治资本，现在却落了个卖国贼的骂名！汪兆銘的心态开始变的扭曲！他终于有了借日本人的势力对最高当局取而代之的念头！
闻到了不寻常气味的戴笠立刻让他的“军统”提高了对汪兆銘的监视级别，并且立刻启用了埋藏在汪兆銘身边多年的棋子！终于，在今晚有了巨大的收获！
汪兆銘啊汪兆銘，你太小看黄浩然在军队中间的影响了！军方好不容易竖立起了黄浩然这么一块金字招牌，又怎么会让你汪兆銘轻易的把他推倒？你汪兆銘不是在和黄浩然一个人斗，你斗的是整个南京政府的军队系统！未免也有些太不自量力了吧！
这时候钱大钧推门进来给最高当局送宵夜，钱大钧看到最高当局满面笑容的靠在椅子上，立刻意识到他的主子此刻心情非常的好，于是钱大钧大着胆子问了一句：“委座！您的心情似乎不错！是不是黄浩然在南京又打了个大胜仗？”
最高当局笑呵呵的坐直了身子，他将军统的两份报告合起来摆到了桌子边上，然后将钱大钧的手里面托着的点心碟子接了过来，最高当局似乎很随意的说道：“没有什么！刚才看了一些蠢人做的蠢事，倒是很令人开心！钱室长，夜深了，备车吧！”
钱大钧应了一声之后退出去关上了房门，他在走廊里面一边走一边想着：“做蠢事的蠢人？不知道委座说的是谁呢。。。。。。”
李长官一早就赶到了今天召开国防会议的会场，他见来的人还不多就站在花园里面休息，过了一会“小诸葛”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