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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不疑跟贪不贪无关
人人都知道，皇帝是天底下第一号疑心动物，倘他手下有个大将带兵远征，打了胜仗，或灭人国家，或占了地盘，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带着几万十几万重兵，在天高皇帝远的地儿占了几个十几个的州县，他那心病是绝对不会轻的，一准儿琢磨怎么才能把您给收拾了。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贼惦记都那么可怕，何况是皇帝惦记？这对您的政治前途、乃至最宝贵的*—生存权，都是莫大的威胁。
有人会对您说，您得想办法贪污一些，因为一个人的欲望总是有限的，在金钱美女等方面显得贪，在江山社稷方面那就会让人觉得没啥念想。皇帝要的就是江山社稷不丢，金钱美女他老人家要多少有多少，丢点儿芝麻，换得西瓜平安，对他而言那也是如释重负不是？
要说能支持这一论点的例子，那还真有不少。
比如北宋大将王全斌，受命攻打后蜀，打下后蜀之后大搞“五子登科”，闹得当地安定团结问题一直解决不好，被迫内调反省。可这老王反省了没几年就异地当官，东山再起，照样带兵打仗。人家大宋皇帝说了，干部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因为小节问题就把人一棍子打死。
再比如东晋末年“影子皇帝”刘裕（后来的刘宋开国皇帝），手下有个大将王镇恶，带兵灭后秦立下头功，而且赖在离首都建康（南京）好几千里的关中就不肯回去了。他是关中人，而且是当年前秦大丞相王猛的孙子，您说这够多可疑？可刘裕亲自跑去一考察，发现这位王镇恶贪污成癖，甚至把后秦皇帝的豪华公务车都拆了，把车上的金银珠宝、高档家私都搬自个儿家去，一下就放了心，让王镇恶接茬在关中猫着，自个儿回建康筹备篡位去了。
您要真照着学，估计不倒霉的概率是绝对不高的：您光看着这些位贪污避祸了，没琢磨他们为什么贪污还能避祸。
王全斌跟王镇恶之所以能用贪污搪塞猜疑，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天下大乱、群雄纷争的乱世掌兵。北宋灭后蜀那会儿，东南有南唐，北边有北汉，其他旮旯还有好些个小国割据。刘裕灭后秦那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北魏、大夏、北燕、西秦、北凉，五胡十六国还有三分之一活得好好的，刘裕自己的篡位大计才进展到一半，还不知东晋版图内有多少人正憋着算计自个儿呢。
这种情况下，外将只要没篡位野心，没独立欲望，贪点儿就贪点儿，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此而已，这可不是放心，那叫没辙，一旦有更好的选择，这贪的也还是能靠边就靠边的。就拿王全斌来说吧，他固然没受什么大处分，很快就又获重用，但跟他一起打后蜀的同僚曹彬（唯一没贪污的一个）却被火线提拔。可见如果有既没野心也不贪污的人选，没野心却贪污者就只能退居其次了。
事实上，所谓“不疑”，不过是表面上不疑，或者不便疑、没法疑罢了，您带着人家那么多人马，占着人家那么大地盘，又是拿又是贪的，那皇帝也是人啊，他能真个不疑吗？您别看那个刘裕到处跟人说“我不疑王镇恶”，他留着后手呢——把自己二儿子刘义真跟一帮亲信留下“帮助”王镇恶，而且偷偷下了密令，王镇恶如果不老实就干掉他（后来也果真干掉了）。您说，有这么“不疑”的吗？小心点儿吧。
这还是兵荒马乱，拿小节换大节的把戏，至少表面上还是好使的，要是天下大局已定，用兵只是偶尔为之，您别说想靠贪污换信任，就算真的就是想多贪多拿一点儿，那也得吃官司，让您把多吃多占的给皇上吐出来。唐朝一统内地之后不久，唐太宗派了几位大将去攻灭了吐鲁番一带的割据小国高昌。有个叫薛万彻的将军，贪了点金银珠宝，还跟高昌某个贵妇人弄得不清不楚，结果庆功会还没开，就先给送上法庭，差点弄个公审：天下太平，皇上已经不担心您能夺得了他的江山，这会儿您若夺他的财宝美人，他是绝不会跟您客气的。不信？您要有胆子，不妨试试看。
让皇帝降低对您的期望值
都说西汉对异性王的猜忌很厉害，汉高祖甚至带着群臣去赌咒发誓“非刘姓不王”。可就在这一片痛打异性诸侯王的白色恐怖气氛（8个异性王给弄掉了7个）之中，长沙王吴芮却跟没事人一样，安安分分地传了5代47年，最后因为末代长沙王没儿子，才寿终正寝。
事实上西汉的异性王严格说起来还不能就这么算完了，今天广州一带的南越王、福建一带的东瓯王、闽越王，直到汉武帝时代才灭绝；而贵州、云南的什么夜郎王、滇王，则几乎贯穿整个西汉，汉朝皇帝赐给滇王的金印，今天还在博物馆里藏着呢。
要说皇帝最在乎的，就是这“名分”俩字，君无戏言，说了“不王”那就该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何况这个王跟皇帝就差一级，弄不好就得出事，怎么能随便让这些来路不明的家伙一“王”几十、上百年不销号？
其实道理很简单，皇帝对这路外来神仙，期望值原本就不高。
您看这长沙王，原本是秦国一个小小的县令，不论是项羽灭秦或刘邦灭项，他都是个躲在旮旯摇旗呐喊的拉拉队角色，他的长沙国在当时也是个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对于西汉初年的几个皇帝来说，对这样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臣子”，那期望值也就是您不造反、不当皇帝，保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至于服从命令听指挥什么的那是想也不敢多想。期望值如此之低，那就一动不如一静，既然您这王也叫了好几年了，况且又没什么过错（其实也没什么贡献），那就接茬这么叫吧，反正又不用中央发一分钱工资。那些个南越王、夜郎王关系更疏远，皇帝对他们期望值更低，那也就更是爱王不王了。
说白了，皇帝就没把这路王给正经当回事，长沙王还算是正宗诸侯王，可人家发誓“非刘姓不王”，就愣把个老吴家给忽略不计。汉朝的礼法规定，诸侯王的大印上应该铸一个乌龟，可保存下的滇王金印，该铸乌龟的地方，却铸了条不伦不类的蛇——什么王，逗你玩儿呢。不过话说回来，您要是当这样一号王，不也是又太平又威风？
做一个扎根边疆的好青年，让皇帝降低对您的期望值，就算当不上王，那日子也能混个不错，弄得好了，能整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南朝时候岭南有个少数民族先进妇女典型，叫冼夫人的，她先后当过梁朝、陈朝、隋朝的大官，而且都是和平交接，却在三个朝代皇上那里无一例外得到“忠直”的高度评价，这是什么道理？还不是因为三朝帝王对这块地、这位地方实力派期望值不高，只要能挂上中央的旗号，顺带和政府机构、军队做些战略配合，就万事大吉？冼夫人要是徐州、兖州之类内地地方官，也敢这样“城头变换大王旗”，还“忠直”？不给当墙头草严办了才怪！
看见降低期望值的好处了吧？因为期望值低，还会形成惰性和惯性，让您不但自己得实惠，子孙几代都能得好处。王莽因为不理解这个奥妙，派人去把周围那些什么夜郎王、滇王都给改成侯，连匈奴都给连累了，结果弄得天下沸腾，一塌糊涂，什么道理？他的期望值提高了，可整个社会还没跟上这新形势呢！
不过话说回来，形势那是迟早都会变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旦王朝稳固，原本的边疆变成内地，皇上对您这地儿、您这官儿的期望值就会立马提高。前面提到的南越王，在汉高祖、汉文帝那会儿，只要送点儿土特产，就准能得到中央通报表扬，可到了汉武帝时候，就怎么瞅怎么不顺眼，天天找茬逼人家回中央汇报工作，最后弄到刀兵相见的地步。
一句话，皇帝都是贪婪的，他对任何东西要是没念想，那就是暂时够不着，等够着了那就准不会客气。五代十国的后周，甚至主动允许归降的南唐国主称皇帝，可到了江山庶几乎一统的宋太祖时候，人家南唐自贬得连“唐”字都没了，把半个国库捧过来哀求放过一马，宋太祖怎么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这下总该明白了吧？等到您从“蛮荒之地”变成人家的“卧榻之侧”了，那么您的梦也就该醒醒，赶紧学吴越的那位钱俶，趁中央军还没出动，赶紧收拾金银财宝、档案材料，去资料室拿补贴、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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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许帝王有党，不容臣子有朋
要说帝王最喜欢什么，这恐怕一时半会儿说不全，但帝王最讨厌的物品清单中，有一样是绝少不了的，那就是朋党。
打汉朝那会儿，皇帝就咬牙切齿跟朋党作对。要知道东汉末了那几个皇帝，贪的贪，笨的笨，未成年的未成年，差不多没一个像样的，可他们就都知道要打击朋党，凡是沾上“党人”二字的，这公务员就算当到头了，不逮捕法办那就算宽大处理。到了宋代，号称知识分子政策最宽松，可也跟朋党过不去，北宋的几个皇帝天天神经过敏，折腾与自我折腾相结合，一会儿抓这个党，一会儿抓那个党，弄得各级政府编制内干部翻烧饼般见天大换血。
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皇上讨厌朋党，大臣们也只能各想各的招儿来应付。
比较稳健的办法是自保，朋党嘛，自然有朋才有党，咱一个朋友都不交往，整天独来独往，这总朋党不起来了吧？唐朝后期朋党闹得最狠时候，宰相有个不成文的自律条款：不在自家客厅接待客人，甚至连立下赫赫功劳的名臣裴度也不敢例外。他最后一次拜相年纪已经不小了，没办法天天上班，只能在家里办公，又怕沾上朋党嫌疑不敢在家见客，结果朋党嫌疑倒是撇清，这文牍主义的害处也因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结果差点因此耽误了平定叛乱的军机。
比较主动的办法是自辩，最有名的当然是那位欧阳修老先生了。他郑重其事写了篇《朋党论》，用生花妙笔阐述了一个看上去很有道理、其实的确就是很有道理的公式——君子有朋无党，小人有党无朋。那意思就是说，好人是因为志同道合才交朋友的，跟利益没多大关系，所以不能算朋党；只有那些为了升官发财和别人拉拉扯扯的家伙，那才叫朋党。您甭说，他这通说法不但把皇帝给噎了回去，还成为此后好几个朝代那些被污蔑为朋党的好人，以及那些其实就是朋党的坏人，自我洗刷朋党罪名的最佳挡箭牌。
因此皇上那个恨啊，好你个欧阳修，没事儿写这么个东西出来，不是跟俺过不去吗？到了雍正时候，皇上一瞅这欧阳修大约肯定没法出来跟自个儿狡辩了，就鼓起勇气写了篇《御制朋党论》，把欧阳修连皮肉带骨髓来了个彻底批判，中心思想就是，甭管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是大臣那就不该拉拉扯扯，否则就是朋党，就得严肃处理。
他们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别说那些真的朋党，像索额图、明珠、徐乾学等等一个没跑，有些人明明不是朋党，只不过疑似，也一概脱不得干系。他最宠信的大臣田文镜，明明因用了个贪污犯，惹出是非，被李绂、陆生楠、谢济世三个同僚给举报了，情急之下反咬对方是朋党。这雍正一看，田文镜尖酸刻薄，连个朋友都没有，自然是忠臣，那三位有俩是广西人、一个在广西当过官，而且都参加过高考加公务员选拔（科举），那一定是朋党了，统统严办。您说亏心不亏心？这样的证据算证据吗？再说，哪儿有只问朋党，不问案子本身是非的道理呢？
嗨，您跟皇上讲什么道理？他不就是最大的道理？
您当皇帝真讨厌朋党？才不是！宋朝仁宗时候，规定不许进士管主考叫老师，理由说得明明白白，就是防范师生结为朋党。可接下来是什么规定？是规定所有进士都得管皇上叫老师。呵呵，您说，这不是废了各主考官的朋党，又立了个皇帝的朋党吗？
号称最讨厌朋党的雍正也不例外，他一面用朋党的大帽子砸人，一面又在密折里跟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儿套磁。比如有个官儿一直以为自个儿是年羹尧保举的，几次三番表示感激，这雍正又是跟本人澄清，又是找旁证坐实，要那老兄相信，其实皇帝才是真正的保举人。您看，吃朋党的醋都吃到了这份儿上。这还不算，他还制定了一个“关照”制度，让外省的地方官分别挂靠中央的几个亲信大臣，比如他最喜欢的弟弟怡亲王允祥，如果这些官儿去得不勤，还要挨顿批评。您说，他这是反朋党呢，还是扶植朋党？
其实啊，皇帝反的那是大臣私自结社组党，而不是真的要“废党”，如果这朋党的首脑是皇帝自个儿，或者名义上是某个大臣，其实就是皇帝弄出来的御用玩意儿，那就不是一般的朋党，是“皇朋党”了。虽然朋党不是政党，但说穿了也就那么回事儿，既然是“党”，就有执政的，有在野的，这皇帝要的是家天下，是永远执政下去，那么自然要扶植御用的执政党，而唯独不受支配的在野党横插一杠子了。
这下明白了？您如果不能或不愿加入御用朋党的阵营，那还是学人家裴度，把自个儿关在家里“独乐乐”吧。
顶嘴是需要技巧的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皇帝可是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一类人，一句话说错了，轻辄降级，重辄送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呢，但凡侍候皇上的人，不论官大官小，那都是掂着十二万分的小心，没事是绝不敢跟皇上顶嘴玩的。
可人要想办点事儿，那就总有个观点碰撞，您不可能事事都跟皇上保持一致吧？倘若您不想事事都那么唯唯诺诺，不想做那种明明听见皇上说“这鸡蛋个顶个都是方的”，您也跟着凑趣“不但方还有棱有角呢”的佞人，那就免不了跟这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主儿顶嘴了。
想来这会儿您小腿肚子在转筋吧？跟皇上顶嘴这种高风险业务，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明代大臣有句名言，叫“文死谏，武死战”，这顶嘴的死亡系数，愣比上战场杀敌还高，您说可怕不？
可是有些人顶了嘴，把皇上气了个半死，非但不用担心受处分，皇上还会反过来给他赔话。隋朝有个谏官叫刘行本的，有一回看到隋文帝烦一大臣，要在朝堂上拿竹板打他屁股，就跑出来劝道，这人没犯什么大罪过，不该受罚，就算受罚，那也没当众打屁股的道理。这隋文帝不乐意听，就给摆了道脸色。您猜这老刘怎么着？他把脸一板：我这谏官可是您让我做的，工作职责就是给您提意见，您要觉得我意见对，那就不该不理不睬的；要是觉得我胡说八道，就该让我停职反省。如今您又给我脸色，又不停我的职，这不是拿豆包不当干粮嘛！说完撂下朝板就要撤，逼得隋文帝是又赔笑又道歉，好说歹说，才把这位闹辞职的老刘给哄回来。
其实任性、不爱听顶嘴，那是人之天性，是人都多少有这毛病。问题是一般人为生计所迫，在社会上这么混着，乐不乐意都得忍着点，可皇帝不同啊，人家有任性的资本，您要是顶嘴，他可是能不忍就一定不忍的。
您可听明白了，皇帝不忍，是因为觉得任性对自个儿没损失，那么反过来，如果您能用短短几句话让他一下明白，您顶嘴是为了让他不吃亏，他任性那是他自个儿倒霉，那么这嘴就不论怎么顶都没事儿。刚刚那位刘文本就使的这招儿，他这话撂得透彻啊—我顶嘴，是因为您给我派的就是个顶嘴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