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鄂尔泰可是够冤的：他1726年被派到贵州当官，搞“改土归流”；1732年因工作成绩出色被调回京城，当上大学士、兵部尚书；这会儿正领着一帮老同事写*呢。照理讲，这贵州的地方性事务早就跟他没什么职务性关系了，就算秋后算账，那也不该是这么个算法吧？
问题是《清史稿》里写得明白，这个撤职查办、以观后效的处分，竟然是鄂尔泰自己哭天抹泪主动申请的。他难道疯了不成？
他才没疯，他这皇帝公关学门清着呢。
没错，苗族人9年前的造反是他给平定的，9年后又造反，跟已经调离好几年的他没什么关系。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您也不想想，皇帝是讲道理的人吗？想当初贵州平定，鄂尔泰的报告往上一递，这雍正一时高兴，讲了几句“苗疆永定”、“从此不烦刀兵”之类大话，还在贵州当地修了纪念桥、纪念柱等好些标志性建筑。天子无戏言，他说永定那就得永定，他说从此不烦刀兵，那就得不烦刀兵，可这定还没过3年就永不下去，眼见着刀兵还得再动上一动，他皇上说话，难道是放屁不成？
乱子已经出了，总不能睁眼不认账，但皇帝又错不得，那么唯一能下台的办法，就是找个替死鬼了：皇上说那些大话，不是皇上没见识，是因为鄂尔泰这些无能大臣形势分析能力差，给皇上的报告政策性预见性不强，要说责任，那一丁点儿都不是皇上的，差不多全部都是鄂尔泰的。
鄂尔泰当官就是为了当大官，伯爵这玩意儿自然不舍得抹，可是事儿已然这样，替罪羊是一定得有的，而且多半就是他。与其等着被抹，还不如自己凑上去主动抹，你给皇帝挣回一张脸，皇帝能不还你个实惠？果不其然，伯爵虽然没了，其他一切待遇照旧，后来这个伯爵还是给挣回来了。
千万记住，宁可让自己丢份，万勿让皇帝丢脸，您跟皇帝抢江山抢老婆当然不行，这黑锅可是怎么抢都不会错的。五代十国时候有个西平王高季昌，让自己的儿女亲家倪可福承包江陵外城基建工程。有一次高大王视察工地：这工程进度不行啊。一声令下，当众打了亲家一顿板子，这倪可福不但不恼，反倒乐了：他的亲女儿、高大威的儿媳早交代清楚，这顿板子不白打。这不，当天他就弄了好几百两银子的医疗费，待屁股伤一好，立即升官做了大将军。
越是勤快的皇帝管的事儿越多，出错的机会也就越多，那时候他准得踅摸人给他背黑锅。赶紧上，没亏吃，要是犹豫不上，好处没了不说，弄不好这黑锅横飞过来，您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当年曹操征袁术断了粮草，那个不识相的后勤处长王垕，不就让黑锅把脑袋给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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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高官厚禄也能硬讨
虽然从有皇帝那天起，就有诸如中正、司隶、吏部之类五花八门管提拔干部的部门和官员存在，但谁都明白一个铁的事实：谁当官，当多大，得皇上说了算。
说起来皇上可不是那么好伺候的，一般官员想从他老人家手里混上一纸提拔令，升上个一级两级，实在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想凭工作表现吧，又不知道皇上好哪口，万一人家要个老黄牛型的，您却扮做千里马，那不是白折腾了？再说，表现不好提拔不上去；表现太好，同事会嫉妒，会打小报告，皇上说不定还会嘀咕您是不是打算一直升到他那宝座上去。弄不好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靠溜须拍马吧，一来那窝囊气不是人受的；二来万一马屁错拍到马脚上，官不但没升还降上几级，不是更麻烦吗？
可您还别说，还真有这么一路能人，能从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皇帝手里硬讨个大官来当当。
说起这人，名气不大，官职原来也不算高，他叫陆法和，在南朝梁元帝手下当郢州（湖北武昌）刺史，也就是个武昌区长的位子。这老兄除了当官，业余爱好是算命打卦。有一天他给皇帝写报告，居然大言不惭署了“司徒”的头衔。这司徒可不得了，那是三公之一，比武昌区长高了不是一级两级。照理说，这罪过够砍头的了，结果您猜怎么着？皇帝一瞅，什么，这小子怎么当的司徒我怎么都不知道？哦，甭问啊，这小子会算命，敢情他算出来自己有这么大福分啊！于是他一道委任状下去，这算命业余爱好者、武昌区长陆法和，就真的当上司徒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硬讨升官的横主还不光中国有。西非有个小国叫利比里亚，当年有个军士长多伊，靠政变杀死总统，自己上了台。他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有个叫查尔斯？泰勒的“海归”挟了个公文包，大模大样闯进商务部副部长办公室，坐到副部长办公桌后，打电话叫来媒体记者和工作人员，在这些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中庄严宣布，自己从即日起，就是利比里亚的商业部副部长了。有人急忙报告多伊，多伊迅即作出快速反应：派人把副部长的委任状和公章送进商业部，交到了泰勒的手里。于是乎这个连办事员级别都不够的泰勒，就这么硬讨了个副部长当。
俗话说得好，形势比人强，皇帝跟皇帝也不尽相同。这些硬讨高官的狠角色，无不咬定了四个字的宗旨：趁火打劫。他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瞅准了这太岁的软档。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讹诈的都是怎样的皇帝。梁元帝原本是个王爷，因为侯景叛乱，国内一片大乱，他趁机打着平叛的旗号抢来了这么个宝座，国内国外，都有一大堆不服不忿的。陆法和的郢州正好处在前线的要点，要多重要有多重要，对他，皇帝只能哄不能吓，这司徒横竖就一头衔，又不用什么成本，多人家一个司徒，总比少自己一个皇上强吧？那非洲土皇帝多伊的情况也不例外：他上台后把原来的高官杀了个干干净净，自己又没几个亲信死党，商务部副部长是个无关紧要的位置，拿来换个“人才”，也还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再仔细瞅瞅这两个成功公关案例的背景：陆法和事件发生时，梁元帝夺取帝位不到3年；泰勒事件发生时，多伊政变成功仅仅十几天。柿子要捡软的捏，讹诈皇帝，就得讹诈这路屁股没把宝座坐热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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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嘴未必就吃亏
皇帝是什么人啊？那是想让您上天您立马升天，想让您坠地您立马落地的主儿。伺候这么个主儿，顺着捧着还怕功夫不到家，还能顶嘴吗？
别说，有时候还真能，不但能，而且未必就吃亏。
汉高祖刘邦因为宠着小老婆戚夫人，连带着宠上戚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如意，想把太子给换了，让刘如意当接班人。结果刚在研讨会上发扬一下*，就有个叫周昌的大臣不顾自己结巴的毛病，跳出来坚决反对，弄得这件事不了了之。照说这汉高祖该嫉恨周昌吧？嘿，不但没嫉恨，临死前还特意让这老兄当刘如意的监护人，理由是“您既然敢拧着我不让刘如意当太子，也就一定能拧着我大老婆吕后，不让他把刘如意给害了”。后来尽管周昌尽心尽力保护，可还是让吕后瞅冷子把刘如意给害死了，可她同样没难为周昌，不但没给处分，还给升了官—不管怎么说，这周昌当初也保过自己亲儿子的皇太子之位啊！
您看，这皇帝大小老婆大小儿子争继承人，原本是大臣们最为难、最容易押错宝的当口，这周昌拧着这么一顶嘴，最后老少皇帝、成败双方，都恨不到他头上。
有时这么顶嘴还能升官。唐太宗时候有个功臣叫张亮，当了司法部长（刑部尚书），却没事儿干整天算命看自己能不能发达，还私养了好几百保镖。唐太宗一听，这还了得！你一个主管法律工作的高级领导，这么搞不但是知法犯法，简直就是要造反，杀！皇上说杀谁敢说不杀？您甭说还真有这么一位，此人在皇家工厂里干了个副厂长（将作少匠），叫做李道裕，这职务不起眼到皇上都叫不上他名字。就这么位最多算副局的干部，跑来喊了一嗓子“证据不足啊，您可不能就这样凭主观办案”，这唐太宗没听，还是把张亮给杀了。溜溜过了一年多，人事部门要提拔个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提了几个人选皇上都不满意，末了突然来这么句：去年喊“证据不足”那谁谁在哪儿呢？这副部长就他了，人家说那有道理啊，我到今儿个还后悔当初没听呢。
皇帝也是人，当然乐意听顺耳的，不乐意听拧着顶着自个儿的。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他得念着自个儿的江山社稷，他们也不是不明白，那些喜欢顶嘴的主儿，往往才是有主见、有担当的主儿，不但有本事，还不容易动摇立场和原则。这种人固然让自己别扭，用得好了却也能让自家的江山稳当。
就这道理，不但成事的皇帝知道，有些草头皇帝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东晋有个大权臣叫王敦，眼看篡位成功却突然病死。他哥哥王含想扶保他儿子王应当皇帝，结果失败，打算去外地避难，这会儿能去的就荆州和江州。荆州的市长（刺史）是王敦的弟弟王舒，江州市长则是他另一个弟弟王彬。前一位对王敦父子一直言听计从，溜须拍马；后一位不但反对王敦造反，还经常跟王敦吵嘴，硬是给从京城下放去当了江州市长。这会儿王含就打算去荆州，王应不同意，说王彬在自家得势时候敢顶嘴，那才是有个性、能拿主意的主儿，这会儿说不定就敢冒同谋风险把他们叔侄给救了；另一位平常就趋炎附势，这会儿自己皇帝变土匪，他还不上赶着拿他们叔侄脑袋给东晋皇帝上供啊？王含没听，还是去了荆州，结果果然双双送命。那位敢顶嘴的王彬却当真做好了帮他们逃命的准备，结果也只能白忙一场。您想啊，连乳臭未干、一天真皇帝没做成的王应都明白的理儿，那些大皇帝、真皇帝还能不明白？
不过话说回来，顶嘴保平安毕竟是险招，您还是得慎重，虽说是皇帝就该懂这个理儿，但能懂未必能做，所以，还是得掂量掂量您那位皇上的气度见识再说。
保护政敌就是保护自己
话说晚唐时期，大臣们拉帮结派，弄得一个个都跟乌眼鸡似的。大诗人李商隐和两代宰相令狐楚、令狐綯父子原本是世交，不过娶了个反对派的女儿做老婆，就弄得穿了后半辈子小鞋，一直没从县级的位置上翻身。本来嘛，政敌政敌，那就是说对方跟自个儿是敌我矛盾，那是怎么整都说得过去，往死里整也只能算斗争需要。
可就这么个局面，这么个形势，偏偏就有人硬是把政敌从皇帝刀口救下来的。就在这党争（也许叫党掐更贴切些）最残酷的晚唐，唐文宗驾崩，弟弟唐武宗即位，上台没多久就把前朝宰相杨思复、李珏给撵去湖南、广西劳动改造，不久又下令要他们自尽。这时新宰相李德裕跳出来，又是讲理又是苦求，硬是把这二位仁兄的命给保住了。
唐武宗要杀杨、李二人，是因为他们在文宗时曾坚决主张立其他人当太子。您想啊，要真如此，这唐武宗往哪儿搁？这新皇上这会儿对这俩该有多恨？这当口救人该有多难？不但这样，李德裕跟这两位可是政敌关系，就因为关系僵，李德裕好端端一宰相，愣给轰去当了淮南节度使，要不是皇帝换了，能不能翻身还两说呢。再说李德裕甭看当了几回宰相，那也不是肚子里能撑船的主儿，能撑个猕猴桃就算不错了，晚唐的党争又叫“牛李党争”，这“牛”是牛僧孺，“李”就是他李德裕，您说这气量能大吗？
可就这么一位党掐的栋梁之才，竟然甘冒得罪皇上的风险，硬是保住俩政敌的性命，难道这老兄疯了不成？
他才没疯呢，他这是听了高人的指点。原来得知皇帝要宰人的信儿，有个尚书叫杜悰的就找他去了，话说得很明白：皇上年轻，这事非同小可，可不能让他杀宰相杀滑了手。
瞧见没？就这么个理儿。党掐党掐，掐来掐去，争的就是个给皇帝当差的命，可刀把儿那不还捏在人家皇帝手里吗？您就图一时痛快，想方设法要宰政敌，可政敌不是宰相就是大臣，要宰那不也得皇帝下旨嘛！您撺掇着皇帝下旨杀宰相，不就是自个儿想当这宰相吗？可这个头一开，皇上觉着杀个把宰相挺好玩的，以后再碰上党掐，别人要宰您，那不也跟玩似的？西汉时候，大将军霍光瞅大丞相田千秋不顺眼，本来有个好机会可以动手，最后却硬生生忍住，他怕啥？不就怕这“杀滑了手”吗？
说白了，保护政敌，其实还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有皇帝的政体里，除非您谋朝篡位，否则就算官位再高，势力再大，刀把子还在人家皇帝手里攥着，您可千万别整天琢磨着借这把刀宰人过瘾。要知道握刀的手您可以借，别人也未必就不可以，皇帝是全地球最危险的哺乳动物品种，倘若让他杀宰相、杀大臣杀得习惯成自然，哪天风水轮流转，您的脖子保不齐也会变成高危地带。
这可不是吓唬您，史书上例子有的是。还是在晚唐，也就比李德裕晚了个30年左右吧，有一位宰相叫路岩的，那党掐可真是往死里掐，宰相让他给整死好几个，其中有个叫杨收的，就让他撺掇皇帝在驩州（今天越南境内）给赐死了，不但赐死，他还出了个馊主意，搞了条法律条文，规定宰相在外地赐死，使者都得拿刀把喉结挖出来当凭据。您说狠不狠？嘿，也就几年工夫，他路岩让别的狠主儿党掐掐败了阵，也混了个赐死，还就死在当初杨收自杀那间小屋，自个儿的喉结也让使者按照自个儿当初整人定下的规矩给挖出来了。您说，这不是自作自受吗？所以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可不是向着人家说话，说到底，是为自个儿好，为自个儿留那么条活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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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死得自己掂量
俗话说得好，主辱臣死，作为皇帝陪臣的文臣武将，当皇帝翻车时，多半也只能跟买股票跟错庄一样自认晦气，乖乖地跟着上断头台，等待着名垂青史永垂不朽，或灰飞烟灭默默无闻的身后命运，而其一生的奋斗也就此完结。似乎这样的命运是注定的，无法挽回的。
不见得，有时候，忍一忍，不去死，说不定命运更好也未可知。问题是“投降”这两个字，往往跟“失节”、“怕死”等不良词汇密切关联，弄不好荣华富贵不可得，反倒跟洪承畴般让新主子写进什么《贰臣传》，那可就亏大了。因此皇帝公关学里特别记载了一招“死中求活”的绝技，您既不必死，也不必扭扭捏捏地投降。
这招儿的祖师爷是大名鼎鼎的管仲。这管仲当年保的是公子纠，还射了王位竞争死敌公子小白一箭。后来小白当了齐桓公，公子纠却倒霉催的给逼抹了脖子。公子纠这么一死，他那些亲信大臣投河的投河，上吊的上吊，抢在齐桓公发逮捕令前纷纷陪公子纠去了。唯独管仲不，乖乖地上囚车，进大狱，理由还堂皇得不得了—大家都死了，谁替公子纠鸣冤呢？结果人人都知道，公子纠冤不冤没人搞清楚，管仲倒成了齐桓公最重用的大臣。
任何一个帝王只要脑筋不是太不好使，都懂得人才的重要性，能用的敌国人才，只要您自己不找死，他是绝对不舍得杀的，但就这么降了，您不好意思，皇帝打完了天下，回过头来恐怕还会看扁您这个贰臣。于是乎您就该明白，拿架子做眼的时候到了，您得做足忠臣良将的派头，告诉天下人您不想降，不怕死，还得留个恰到好处的下坡，以便自己在生死关头就坡下驴，别真的成了永垂不朽的壮烈之士。管仲这点就做得很好，他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