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最大的是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住宅计划”，它以令人愉快的现代公寓取代了12个贫民窟街区，容纳了将近6；000人。另一方面，新奥尔良的两个很有前景的冒险计划，在1935年休伊？朗控制的立法机关在地方政党领袖的压制之下把它们扼杀之后，被PWA给划掉了。
平均租金是每月26美元，如果租住家庭的收入增长到了这笔费用的5～6倍的话，就会要求它离开。这些租金满足了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而不是非常穷的人的需求；但就连这样的价格，实际上也是伪装起来的津贴，因为对于高达每间房1；700美元的工程造价——这是PWA的“耐用性狂热”所带来的后果——来说，收回成本的前景十分渺茫。在1937年11月终止之前，这一计划发起了大约50个开发项目，包括将近22；000个居住单位。
第五章 变革中的城乡（2）
与此同时，1934年6月，“全国住宅法”创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主要是为了帮助房主筹资维修、翻新、扩大现有住宅，刺激联邦抵押保险的民营建筑。利率适中的贷款担保，坚持要求执行某些建筑标准，以及专家级的工程和建筑建议，都属于PHA最有益的特色。到1940年底，它担保了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改造300万个居住单位，将近30亿美元用于建造60幢小住宅和300个出租项目。
1937年，随着“瓦格纳－斯蒂格尔法案”——它创立了美国住房管理局（USHA）——在8月的通过，批评者对低价住宅问题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该计划面对着大量未完成的事情。根据内务部门的权限，USHA借贷或划拨（不那么普遍）5亿美元（后来增加到了8亿）给地方住宅机构，在联邦的计划和监督下，用于贫民窟的清理、修缮和新建。地方政府被要求对运作成本担负一定的责任，通常是以豁免地产税的形式。该机构吸收了早期的一些住宅计划，并把它的努力直接对准了提供适度的住宅成本上——每间房不超过1；000美元，在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增加到了1；250美元。租赁被限制在年收入不超过1；150美元的家庭，有时候低至北方600美元、南方300美元。
就这样，一场针对廉价公寓的战斗打响了，对象有：芝加哥的卢普区，纽约的“地狱厨房”，圣安东尼奥市墨西哥穷人住的“畜栏”，以及全国各地的“罐头巷”和“穷人街”。最大的窗户空间，阳台，草坪或绿化带，以及运动场，全都是新时尚。最显著的受益者当中，包括城市里的黑人，无论他住在孟菲斯和新奥尔良的“方舟”（即避难处），还是在哈莱姆区的贫民窟，那里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每英亩230人，有一段因为肺结核的蹂躏被称做“肺街区”。在这一时期，由联邦筹集资金的低价房当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居住单元——北方和南方约为47；500套——为黑人所使用。即使是这样的数量，也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但这是一个勇敢的开始，导致研究美国种族问题的瑞典专家冈纳？缪尔达尔声称，USHA给黑人“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其他任何重要的联邦福利机构”。
USHA局长内森？施特劳斯欣喜若狂地写道：“1939年，100年来第一次，美国的贫民窟停止了增长，而且缩小。”并指出，按净价计算，联邦政府平均每年为每一户家庭拿出了大约120美元用于住房。到1941年1月，将近20万家庭单位得到了供应，而且逐年向更低收入阶层渗透。然而，在USHA的活动范围之外，早期的批评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事实：联邦住房计划的受益者往往是较低收入的中产阶级，而不是真正底层的贫困群体。例如，1940年，新的住房贷款人当中，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不到30％，低于1；500美元的只有5％。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只好偶尔尝试进入中等低价领域。1938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为中低收入的纽约人着手搞一个很有吸引力的500万美元的项目，后来把这一投资理念扩大到了其他社群。另外一些公司也开始为雇员发起模范住房计划。
1939年，大萧条开始以来第一次，住宅建设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但缺口依然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在第二年，依然有400万间的缺口。1941年，由于国防需要，纯粹的私人住宅建设实际上被禁止了，而国家的所有建筑资源全都倾注到了飞机厂、造船厂和军需品厂等附近的紧急住处的建造上，以及更迫切地到了工业建设上，直至后者达到了1920年最高水平的两倍。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点变得很清楚：国防的不足、军人的结婚、人口迁移导致向工厂地区集中，以及尤其是几十年来的衰退和欠账，全都结合起来使得美国到处都是无家可归者和居住条件恶劣者。
最现成的回答是活动板房。在193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人们对这种活动板房报以狂热的欢呼，然而到1936～1937年间，只有大约50家公司在生产活动板房，它们的年产量总共不到1；000间。主要的障碍包括：限制性的建筑业法规，来自行业的反对（置换、房地产和抵押利益集团都试图保护现有建筑免遭废弃），以及（大概像其他障碍一样要命）人们关于家看上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老观念，这一新生的产业未能实现令人满意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 变革中的城乡（3）
另一个重要发展涉及到城市规划运动。对城市规划的强烈兴趣，繁花盛放于20世纪20和30年代，凋零于大萧条打击之下的枯萎枝头。到1933年，市、县和地方的城市规划部门当中，至少有45个被直接废弃了，大约130个据报告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被认为是“花架子”而正式宣布解散。但是，有了新政的公共工程和住宅计划，有了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继任者的热情鼓励，这场运动再一次活了过来。到1940年，规划部门的数量达到了1；100个，几乎是1920年代高峰时期的两倍。实际上，所有立法机关都设立了城市规划委员会，超过一半的州还批准成立了县规划机构。公园、运动场、分区布局、“烟雾”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运输和公用事业网络，都属于它们关注的基本问题。
市政工程最头痛的是交通问题，即使是在大萧条的深渊中，这个问题也没有丝毫的缓和，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美国人跟他们的汽车几乎是难分难舍，无论生活环境如何兴衰变迁。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据估算，为了维护城市交通的运转，纳税人每年要支付20多亿美元的代价。增加红绿灯、指挥塔、停车道，错开上班时间以减少交通堵塞，都充当了缓和剂。停车计时收费曾风行一时，尤其是在中等规模的城镇，但效果并不比超时停车罚款更好。地下和屋顶停车场——都是代价不菲的解决办法——在更大的城市里发展迅速。但是，面对来自商人的反对（他们害怕失去曾经被称为“马车生意”的上层顾客），市政当局不愿意颁布法令，把停车场扩展到闹市区。
然而，在某些方面，内燃机的社会力量，与有着强大向心力的蒸汽机时代完全相反，汽车时代与电气时代相结合，产生了散布性的影响，使一个人工作的场所与他睡觉和游戏的地方分离开来。不断增长的交通流量，每天早晨川流不息地流入都市的峡谷，黄昏时分再流向郊区的丘陵溪谷，为这一变化作证，同时也提出了它自己的速度和管理的难题。这一上下班往返的交通网络，从城市向外辐射，然后加入到不断上涨的货运交通的滚滚洪流中，预示了城市规划中的一个终极两难——没有公路的城镇（它的住宅区阻挡了大规模的旅行）和没有城镇的公路（有地下通道和高架天桥用于干线交叉）。30年代后期，随着公共工程计划的铺开，出现了高速公路的大量繁殖。随着风景造林和供人们野餐或游览的临时区域的出现，这些高速公路一方面美化了郊区景观，同时又通过进出坡道的系统和立交桥或其他有独创性的设计，使得汽车交通更加快速，更加安全。
统计数据也显示了建筑业超级社群的分散化，它们的经济和文化影响超出了地方政府和税收的边界之外，它们的权力“在很多方面都比现有的政治州更现实”。在1930年之前的十年时间里，在96个大都市区的核心城市中，其市内人口只增长了五分之一，而其边缘地区的人口却增长了将近五分之二。这一趋势在30年代得以继续，大都市区的数量从1930年的133个，增加到了十年之后的140个，到这时，它们的中心区共有4；200万人口，外围有2；000万人口。因此，尽管美国人不可救药地被都市文明所吸引，但他们也表现出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渴望：希望逃离都市的核心暴政。
在城乡之间的地带，市民们希望两边的好处兼而得之。在20世纪30年代，尽管全国人口只增长了7％稍多一点，市区人口增长了8％，农业人口几乎维持不变，而乡村非农阶层却跃升了14％。往返列车和巴士及私人汽车，健康、愉快的户外生活的诱惑，以及大萧条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更多的闲暇，都是重要的因素。主要受益者是老婆孩子，而不是养家糊口的丈夫；郊区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母权制。
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渴望有一方立锥之地的贫困城市居民，联邦迁居管理局在它1935年创立之后不久便设计了三个“绿化带城镇”，作为示范单位。在农业部副部长雷克斯福德？G。
特格韦尔的指导下，华盛顿、辛辛那提和密尔沃基附近规划了一些较低租金的社区，每个社区大约可以容纳800个家庭。一些极小的地区规划的样板——它们避开了干线公路并利用了阳光、运动场和公园——使得这些居民点对孩子们来说几乎是理想的住所。每一个村庄——有邮局、商店、学校、社区活动中心、供水系统及其他方便设施，主要是由WPA劳工修建的——被农场和林地所环绕，为城市工人提供了花园式家庭的生产性资源。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郊区中心场地作为联邦规划的范围而被发现了。对新政反对者来说，这些计划有点“集体主义”的味道，1936年，一份不利的法庭裁决导致第四个项目（在新泽西州邦德溪市附近）被放弃，立即让整个计划陷入危险的境地。
第五章 变革中的城乡（4）
迁居管理局（这家机构1937年被并入新成立的农业保障局）也关注其他类型的需求。比方说，FERA所做的一项乡村问题研究发现，在30个南方县，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救济家庭生活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房子中。甚至有很多不领救济的家庭——谷租佃农，从伊利诺斯到佛罗里达的冲沟地和侵蚀地的拥有者，以及大平原的炎热和枯竭地区的耕作者——生活也好不了多少。无家、无地和无业的家庭，一直在寻求廉租、低税和容易上救济名单的地方，他们越来越多地迁往农村，定居农村的移民者在大萧条年间的增长，比1924～1930年间的增长速度快两倍多。在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这样一些地方主要吸引的是来自城里闲置工厂的人，在南方主要是佃农阶层，在中西部主要是干旱受害者。
迁居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有机会从不好的地方搬到好的地方，把沮丧和依赖转变为自力更生。“渗透”类的项目帮助了那些束手无策、一贫如洗的乡村家庭用联邦政府的长期贷款去购买散落在优良农业地区核心地带各处的单独农田；“社区”类的项目则是由联邦政府征购相对较大的土地，再进行细分，让个人去租赁或购买，常常伴随着一整套新的方便设施网络的发展，像公路、学校和自来水。很多这样的农民因此离开了他们贫瘠而枯竭的土地，而政府则把这些土地买过来，再把它们转变成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牧场、公园或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这些计划为大约1万个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为大约4万个人提供了谋生之道。
由于贫穷农业人口的困难多种多样——不仅仅是贫瘠枯竭的土地，而且还有管理糟糕、信用不足和债台高筑、无知、干旱、洪水和害虫——任何单一的处方都不能包治百病。最不幸的受害者是那些失了业的农场劳工，城市不需要他们，因为城市本身就有数百万的失业者。这样的工人，联邦和各州关于工资、工时和失业保险的法律，以及新政的集体谈判保证，都没有让他们受益。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只有4个州才好歹有点工人意外伤害赔偿金给农业劳工，尽管他们的工作危险性并不小。
大萧条的缓冲作用，稳步发展的农业机械化，以及由过剩（跟匮乏同样令人绝望）所带来的自然震荡，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30年代有350万个家庭——美国四分之一的家庭——不得不接受公私救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美国生活的新起点，一个长期以来咬紧牙关、坚持独立的群体终于举手投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乡村贫困得到充分认识之前，大萧条的早些年还见证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传统人口流动的一次逆转，仅上一个十年，传统的人口流动就让城市净增了600万人。1930～1933年间，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样的流动突然放缓了，并且，实际上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倒流。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离开了大都市的人行道，到乡下的亲戚朋友那里去避难；食不果腹的家庭试着自己动手种点粮食；西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的失业矿工们回到了他们古老的边缘土地上。在1932年，农村人口净增了将近30万人，到1935年，大约有200万5年前还生活在城里的人如今生活在乡下。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往后，老的趋势得以恢复，尽管速度是如此迟缓，以至于整整十年，城市新增人口还不到20年代的一半。这个过程与经济复苏的缓慢上升是合拍的。也正是在这之后，随着本地人的返回，乡下人越来越无趣，而且，对灯红酒绿、电影和抽水马桶的回忆，甚至比对干草和苹果花的记忆更令人怀旧。此外，当救济和公共工程都转到了联邦政府手上的时候，乡村生活显示出了另外一些不利。乡下通常更难获得帮助，家庭所分配的东西也更少，乡村放逐涉及到居住需求的丧失。因此，很多人都采取折衷的办法，在人口中心的郊区安营扎寨。而且，像从前一样，城市的召唤继续不可抵抗地在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耳畔回响。
传统上，农村家庭通常儿女众多，而他们当中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市区成家立业的人所占比例也很高，在这二者之间，有一点很清楚：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依然在充实着城市的血管。在30年代，大约有150万年轻人从农场和乡村移民到更大的社区中。关于选择性的因素，尚没人做过真正科学的研究，但威斯康星州社会学家爱德华？A。
第五章 变革中的城乡（5）
罗斯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观点，当时，他把那些已经枯竭的地区比做“主要因为鲶鱼和亚口鱼而被捕捞殆尽的池塘”。
子女最多、败得最惨的是谷租佃农。在地主与佃农关系的阶梯上，他们属于最低一档。现金地租是最有价值的，佃农用它来提供流动资本、支付固定地租、保持所有利润。现金地租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北——1930年包含了超过四分之一的佃农——相当普遍，而在它的南边却几乎不为人知。用收成的一部分交地租（地主支付某些生产费用，佃农提供劳力、牲口、工具和种子），以及用一定比例的可销售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