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主要用钱来帮助贫困者。它从5亿美元的资金开始起步，最终花掉了大约30亿美元。
联邦政府期望地方机构能够依据各自的能力分担一部分担子，但并没有要求严格的配套资金。就全国整体而言，从最终的账目来看，每一美元的救济当中，华盛顿提供了70美分以上，各州13美分，市县16美分。像马萨诸塞这样一些相对较富的州，比起像南卡罗来纳这样的穷州来，贡献要大得多，新英格兰人则嘟嘟囔囔地抱怨自立精神的衰微。在南方，反对者抗议用现金去填充黑人和穷鬼的腰包。很多州把联邦紧急救济署看做是“肥缺”，希望尽可能地少付出、多获取。联邦和各州的行政官经常不得不敲打那些更小气的市县，威胁说，如果地方政府不松开自己的钱包的话，就切断救济款。
霍普金斯的想法，逐渐远离了直接帮助——最快速、最廉价、覆盖最广泛的方式——而走向“创造就业岗位”，依据需要支付的工资，最终制定了按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就业的系统化的就业计划，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技能。一旦他把迫在眉睫的危机置于控制之下，他就开始四处寻找可以鼓舞士气的就业机会，因为工作所产生的效用会提升工作者的自尊，使他的技能不至荒废。然而，霍普金斯的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方面，有组织的劳工担心救济工作的低工资会影响到私营企业的工资；而另一方面，很多保守分子则以完全不同的理由反对这样的救济。他们因为更便宜而青睐于施舍，并认为，公共工程计划会从货币市场转走资金，有时候会破坏现有价格（比如在低成本住房领域），会让国家背负巨大的债务，而债务本身又会进一步延缓经济复苏。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可霍普金斯的选择，这一点很少有人怀疑。在新政4年之后，1937年5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个人当中有4个人赞成通过公共工程项目来实施救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随着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开始，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工作救济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所有其他被提议的解决办法，尽管其差额在穷人当中比在富人当中要大，在城市居民当中比在农业人口当中要大。在这一计划执行的早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开始收到救济支票之后，便主动地走出家门，打扫本镇的街道，说：“我得做点事情，以回报我所得到的东西。”
第三章 百日新政（6）
1933年夏天，联邦紧急救济署已经有了工作救济的想法，不管有多么即兴和琐碎——比如在公园里捡废纸、扫落叶，在十字路口数汽车作为本地交通记录的数据。根据8月1日的一项裁决，无技能劳工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数几个孤立的行业之外，这样的薪水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私人企业的工资——这是国家复兴署试图稳定的一块，也没有影响到管理层的人力需求——最近复活的美国就业局正把这一需求在失业者当中广而告之。
这一从施舍向工作救济的转变，在国家紧急救济署的后期阶段走得太远，以至于在1935年，也就是在FERA存在的最后几个月里，该机构把它将近一半的受益人算做是工作人员，在那一年1月的高峰时期，总数高达250万人。然而，上一年冬天，即1933～1934年间的冬天，见证了FERA及其救济名单在大萧条期间的最大范围的扩张，1934年2月，它的救济名册上有将近800万个家庭，约相当于2；800万人。
这种巨大的膨胀，要归功于一家叫做“民用工程署”（CWA）的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部门的飞速发展，这个部门通过地区分部直接从华盛顿运作，因此避免了地方上的官样文章。它于1933年10月投入运转，以应对寒冬的袭击以及公众当中乐观主义的低落，这种低落已经开始不利于新政的最初萌发。CWA很快就让400万人有了工作，大约一半来自FERA的常规救济花名册，剩下的人则来自非救济失业者。它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30个小时，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每周工作39个小时，有较高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使得CWA有时候成了私营企业低薪岗位的一个很危险的竞争者。总共，它花掉了大约9亿美元，大部分用于修桥补路，校舍、公园、运动场、游泳池的维修，害虫和腐蚀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的工作。在紧急情况的驱策下，做一些毫无价值或价值不大的工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概没有哪一家新政机构比CWA更容易被人攻击为“做毫无价值的事”（boondoggling）——这是一个古老的词，最早用于手工业，1935年，一位“训练有素的专家”罗伯特？马歇尔在纽约市议会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时，把这个词引入了这个国家，并让那些抱有敌意的批评者们乐不可支。
即使CWA的某些计划的有用性确实值得怀疑，但它们的总体效果却展示了工作救济的心理价值。密歇根州一个县里的一位CWA官员注意到：“即便是得到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能挣到一份体面的生活工资，它给人带来的快乐也是无限的。”她看到，有人在离开她的办公室的时候不禁“喜极而泣”。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第一张工资支票直接去了理发店，这是几个月以来他们第一次享受专业的理发服务，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他们的外表进一步反映了自尊的恢复。自然，理发师本人，连同杂货商、药剂师和服装商一起，也都从中受益。有一点倒是真的，并非每一个得到救济工作的人都表现出了这样兴高采烈的姿态。对那些从专业或技术行当一落千丈、沦为粗蛮劳工的人来说，内心的苦楚足以激发对整个制度的愤怒。一位41岁的机械工程师，是7个孩子的父亲，在给CWA埋头苦干了几个礼拜之后，冷嘲热讽地写道：“挖沟真是一项高贵职业。”这家机构在1934年春天寿终正寝，它未完成的项目被FERA的总体计划所接管。
总的来说，FERA提升了州和市县救济的品质，只养活了极少数寄生虫，其比例大概从未超过10％。对很多最近变穷的人的顽固骄傲，FERA试图给予接受帮助的人以某种尊严。当越来越多的人靠救济生活、待遇也越来越慷慨时，耻辱感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而且，另外的临界情形也使人不得不屈服，他们的储蓄已经耗干了最后一个美元。更有甚者，数百万正达到成年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而父母和祖父母在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却没法养活自己。当然，个人开始心满意足地接受贫穷，并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山姆大叔有义务负责他们的生计，在长期无所事事的状态下，有些失业者最后成了没有能力就业者。地方当局常常宽容地让那些很快就会被清理出市县救济名单的可疑个案和不成器的人继续留在联邦政府的救济名单上。
第三章 百日新政（7）
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在周期性波动的范围之内，新政的政策并没有减少，而是显著增加了接受救济者的数量，至此，政府决定抛弃FERA，把直接救济全部交还给地方政府去办，把联邦政府的经费投入到具有更持久价值的强健的客户和项目上。1935年12月，FERA寿终正寝。然而，它的继任者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故事，属于新政的后期阶段，而不属于百日国会所启动的立法及其直接的因果链。
FERA及其短命的分支机构CWA的不足，与另一项冒险——公共工程署（PWA）——的记录形成了鲜明对照，PWA组建于1933年6月16日，有33亿美元的拨款。按照设计，PWA将通过扶植需要大量原材料的公共工程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罗斯福总统把这个部门交给了办事谨慎、头脑冷静的哈罗德？伊克斯，他是内政部长，自称是个“脾气不好的倔老头”，讨厌用联邦的资金“雇佣成年人在刮风的日子去追逐风滚草”，这一态度决定了PWA全部信条的色彩。然而，霍普金斯所处的环境迫使他把自己的计划主要建立在工作救济、连同其不可名状的所有不适当的基础之上，而伊克斯却无需面对这样的要求。PWA的工作是根据与私人企业签订的合同来做的。PWA坚持在把经费（这笔经费通常占到工程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贷出或拨给各州和市县之前对项目进行仔细的审查。在国家利益上，PWA还承担了另外一些事情，到最后（1938年），这些事情成了它唯一的关注点。
新政参与者把PWA设想成“注水泵”（pump…priming，意为政府为刺激经济而注入资金）机构，旨在刺激非政府就业，其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补偿性支出理论。这一形象化的说法受到了老式水泵的启发，用这种水泵抽水，有时候必须在皮圈适当拉起之前向里面注水以使之膨胀。山姆大叔究竟能不能通过注水使得工业之泵进入有效运转，抑或仅仅只能从这台水泵中得到它所注入的那点水，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多的争论。尽管那些害怕计划经济的人不信任PWA，但它似乎很早就对私营企业产生了刺激效果。尽管其初衷并不是要救助失业者，但在1934年全年的时间里，PWA还是保持了平均有50万个人根据每周30小时工作制在上班。到这时，它已经开始了40年代初期的清算，它在34；000多项计划上共花掉40多亿美元。
它们的社会效用无疑得到了承认，PWA的拨款使得巨石水坝（后来的胡佛水坝）得以通过昼夜轮班连轴转的方式提前两年半的时间完工。同样是在PWA的资助下，各种水利和开垦项目启动了，其中，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最著名的。纽约市的三区大桥1932年因为缺乏市政资金而成为烂尾工程，如今在PWA的资助下重新开工，用上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厂、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水泥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巨大森林。1936年，大桥落成——联邦政府在债券的销售上获利150万，而在1933年，银行家们都拒绝购买这些债券，不管以什么价格。下水道系统，船舶掉头区，自来水厂，民用礼堂，中小学和大学建筑，贫民窟的清理和模范住宅，农场到市场的公路和校车公路，是另外一些受到青睐的公共事业。PWA为医院提供了121；760个床位，完成这一项目共花掉了3亿多美元——相当于5年的常规增长。
说到对未来的特殊意义，PWA在1933～1935年间筹资修建了50多座军用机场，帮助军队铺设了74；000英里的战略公路，为飞机设计师建造了一个风洞，拨出了1；000万美元用于更新军火和改造兵工厂，在海军的监管下投入了亿美元用于建造军舰。然而，1935年，由于和平主义的精神和奈委员会（该委员会以主导者“奈”命名）的大声疾呼，国会禁止把公共工程和救济的资金用于“军需品、军舰，及陆军或海军的原材料”，这方面的大多数活动都停止了。PWA着手行动的时候总是慢吞吞的——面对着地方上的一方面是急躁，另一方面是猜疑——但回顾它所取得的各种不同的成就，会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百日新政之初，国会便启动了银行改革立法，在它最后的阶段，又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不仅创立了PWA，而且还把大部分私营企业置于集中的监管之下。在这期间，它采取了一些对农民、贫困房主、一文不名的年轻人和田纳西河流域山地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措施。这些政策的清晰表达，它们在新政中期的成形和调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予以追踪，但从它们在这些至关重要时期的构想中，带出了一项经验的遗产，而国民经济不断转变的范式仅仅只会在细节上有所修改。
巨大的变化在193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横扫了美国人的生活，在1933年上半年，在经过大萧条三年的持续压力之后，在公共舆论的微妙转变最终冲垮了抵抗的屏障之后，这种冲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群体价值的重新洗牌明明白白地发生了。大企业的首要地位，物质成功的魅力，金本位的神圣，禁酒的崇高，以及对自力更生的满足，全都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弃之如蔽履。
一个新的幽灵在空中游荡，领导阶层的允诺让数百万人激动不已，而让少数人惊慌失措。并非巧合的是，1933年，爱德华？贝拉米的乌托邦经典《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再版，而就在这一年，富兰克林？D。
罗斯福当上总统之后的第一本书竟被冠以《向前看》（Looking
Forward）的标题。“我们已经上路”，他这样告诉国民，在经过长时期的不踏实之后，没有比这句话更受欢迎的了。在新政的这段蜜月期里，总统和人民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婚配，双方可能都有少许的不理性，相信对方是绝对可靠的——但话说回来，爱情毕竟是超越逻辑的。
进一步决策的时间就在眼前。有些决策明显是实验，在它的内部，某些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短期的稀缺经济和长期的富足经济，更高工资和就生活成本而言并没有多大提高的农产品价格，反托拉斯法的暂缓紧挨着对小商人的新的关切。这些行为背后的哲学，比政策本身更始终如一，普通百姓倚靠在他们对这种趋势的直觉之上高枕无忧。新政的力量和弱点，成功和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清晰，连同下面这个事实：罗斯福即席创作的天才往往超越了他对坚实目标的掌握。在争论的尘土依然厚重地堆积在空中的时候，我们所能得出的最公正的判断，或许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快要结束时对他的评价：“罗斯福先生对自己提出的很多问题也许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是，他是现代美国第一个提出了正确问题的总统。”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1）
一个简朴的国家塑造了杰斐逊的这样一个坚定信念：管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长期以来，这一信念被他的同胞们所珍爱。特别是，联邦政府的活动范围传统上与公民的日常生活和需求之间的距离似乎是模糊而遥远的，尽管，他们理所当然地向华盛顿寻求服务，比如国防、邮政系统、专利法，以及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而日益寻求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保护。
诚然，有些美国人在必要的时候会寻求联邦政府的帮助，比如当某项工作对个人来说太重大、无利可图或者没法实现的时候，不管是开发收费公路或运河，是设置保护性关税、废除奴隶制、抑制托拉斯，还是禁止卖酒。但是，按照一个益友、一个抵御不安全感的有力帮手以及一个必须为之效劳的雇主的角色来看待国民政府——在新政以前，这种态度对某些市民阶层来说就像对其他人一样陌生——与视政府为敌（它们的管制和税收的权力越来越不友好）的态度完全背道而驰。到新政时代结束的时候，“政府”这个词——几乎总是暗指华盛顿的行政部门——对所有阶层的人来说，都具有了在1929年尚十分罕见的意义和情感意蕴。
在新政的治理下，国会山和白宫取代了曼哈顿和华尔街，成了国家的神经中枢。政府开始冲击公民的生活，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征税，贷款，支出，建筑，设置农业配额和工业的就业条件，建立对州际贸易公路的控制。华盛顿还投身于民营产业，有时候作为合伙人，有时候作为竞争对手。最后，为适应新的政府观念而建立的行政机构，创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有时候会妨碍效率。为了容纳这些机构，一幢巨大的新建筑（主要是石灰岩和大理石）沿着国家广场、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宪法大道拔地而起。有些老机构，像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