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耍耍“心灵太极”
也许是当年《新星》、“京城三部曲”过于名动江湖，柯云路的身份在公众眼里铁定就成了小说家，但是，柯云路本人却一再表白哲学、心理学、文学在他这里是三驾齐驱，甚至对前两者更有兴致和心得。他不仅这么说而且做给大家看。结果，给自己赢得了变脸作家的雅号。当代文坛，没有哪一个作家像柯云路这样备受争议。你可以指斥他荒谬当诛，也可以褒奖他睿智当崇，但无论他的笔穿梭到哪里，我们总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他对世道人心、宇宙生命的热切关注。这一点，只要你不失公允，就不能怀疑。众声喧哗中，柯云路继续他的思考，洋洋洒洒地写，自自在在地活，状态好得惹人羡。《心灵太极》里柯云路以他聪慧练达的文字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会工作，真正知道如何活在当下时，我们就能身心愉悦，就能获得赤足在沙滩上玩耍的孩子般的欢乐。
柯云路玩起“心灵太极”
先是《大长今》挂上“感动你我的励志传奇故事”之名，结合韩国传统文化来励志。接着柯云路本周刚刚上市的新书《心灵太极——现代工作革命》，将中国传统的太极拳始终贯穿全书。这是否意味着结合传统文化的励志书将成为励志书发展新的趋势？传统文化遇上励志书，无疑为已经大热的励志书再添了一把火。
书作者柯云路：
“没人能像我这样写”
在素有风向标之称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前推出《心灵太极——现代工作革命》，对柯云路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前日，记者就此专访了他。
不是转型是转换题材
记者：你以前写的小说《新星》在全国引起轰动，大家一直把你看作小说家，而现在这本新书是教人怎么减压的，这能否看作你的转型之作？
柯云路：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我老是被记者问到，这不能叫转型，只是转换题材，每个时期我的创作重点不同而已。我的爱好很多，哲学、心理学、文学，在我这里是三驾齐驱。在几个爱好之间，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做一个转移，隔一段时间我又会写小说了。
记者：有人说你写这样的书是因为你江郎才尽了。
柯云路：哈哈，我有好多不同类型的书要写呢，就是苦于没有时间。我写作25年了，写了40多本书，要才尽早就才尽了。
“没人能像我这样写”
记者：为什么你涉足减压励志类的书？
柯云路：这其实是一本计划外的书，本来我的计划是写一本小说的。我周围的朋友遇到压力和烦恼时总喜欢找我倾诉，我在开导他们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受益匪浅的朋友们都鼓励、催促我把我的心得写成这本书。我也希望把我几十年的感悟和大家分享，帮助更多忙碌的人解决问题。
记者：你是不是觉得这类的书特别受读者欢迎才写的？
柯云路：当然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我才写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我在接受你采访前去北京新闻台做节目，那里的员工每人买了一本我的书。这本书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面市当天就卖出20多本，非常火爆。
记者：你觉得你写这样的书与别人有什么不同？
柯云路：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写，市场上的减压书都是教人怎么休息、教大家听音乐这些很平常的减压方法。只是谁不知道要休息啊，人们不休息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使劲干活还觉得自己干得少了。我这本书就是要解决大家工作中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中的焦虑，这样事半功倍了，自然有时间精力休息，休息好，才能更好地工作。
加入传统元素更亲切
记者：你为什么会想从“太极”的角度写新书？
柯云路：这是我最早的思路。我希望深入浅出地写实际操作性强的关于工作革命的书，书中有一套方法论，我给这个方法论起了个名字，就叫“心灵太极”，它能够解决心灵和生存、工作关系的问题，它一点都不复杂，人们一拿到书马上就能运用到实际中。
记者：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感觉励志书加入中国传统的元素会更受欢迎？
柯云路：当然吸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本书最大的特点，这样读者更熟悉亲切，也更容易接受。书中用24式太极拳贯穿全书，读者打完这24式太极拳，也就掌握了轻松工作的方法。太极拳的开放兼容能力极强，它综合了东方传统智慧，也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的精粹，蕴含了我们民族的生存之术、生命之道。读者在它的一招一式中就会明白：如何让工作漾出游戏的欢乐，如何不昏沉散乱陷入僵局，如何迁移烦恼沉着应对，如何心气内敛灵感勃发。
出版界黎波：
励志书需求大好书少
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是出版界的大腕，他在策划出版《心灵太极——现代工作革命》之前，就做了个市场调查，发现市场上减压励志类的书有100多种，三大类，一类是完全从国外引进的教人如何放松的；一类是学术味道很浓的，从理论上讲压力是怎么回事的；还有一类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举例说明遇到什么问题该怎么做的。“像《心灵太极——现代工作革命》这样结合传统文化，由浅入深的，有一套方法论的书在市场上是第一本，也是我们看好它的最大原因。”黎波说。
一眼就觉得是好书
黎波把柯云路的新书归为减压励志类，“其实新华书店是把它放在减压心理学一类的。这类的书在西方有《心灵鸡汤》，中国却一直没有特别好的书。”第一次看到柯云路新书的书稿，黎波感觉这是一本能让读者很快进入状态，容易接受的减压励志书，尤其将传统文化与励志方法结合得特别好，“肯定会有市场。”
事实证明了黎波的想法，该书在上市前先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朗诵了书的内容，本来只计划播15天的，没想到听众的反响特别热烈，电台又延长播出了一个星期。那时候书还没有上市，大家买不到书特别着急，纷纷打电话到出版社询问，“出版社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新书本周一上市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
励志书为何畅销不衰
谈到励志类书籍为何会如此畅销不衰，黎波解释说，书市的特点是读者和作者一起变老，很少有人既能抓住青年读者又能抓住老年读者，“像韩寒的读者群在20岁左右，15岁的人就不可能看他的书。符合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阅读兴趣的书，80年代出生的人不会喜欢，7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会看不懂。”从这个意义来说，减压励志类的书什么年龄段、教育段的人都能用，需求量也特别大。
黎波表示，现在很多出版社都意识到市场上对这类的书有需求，但不知道需求具体是什么。在做读者调查时，黎波也发现这类需求在读者中非常散乱，因此出版社把握这类书的选题就显得很难。很多读者去书店很多次，都找不到合适的、好的减压励志书，也就不买了。这就造成一个怪现象，读者对这类书需求量很大，出版社却看不到好的销量，对出版这类书也没有信心。
柯云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新星》《夜与昼》《龙年档案》《芙蓉国》等均引起轰动。他广泛涉猎多学科，将哲学、心理学、文学融会一体，因此作品在各个阶层拥有广大读者。他的人类学专著《人类时间》别具一格，《超级圈套》曾在商界风靡一时。特别是他的关于现代人成长的一系列方法论著作都曾引起热潮。
《心灵太极——现代工作革命》：柯云路借着意味深长的寓言故事，拈来我们司空见惯的心理案例，阐释现代减压解困的真谛本质，精心设计行之有效的操作步骤。他告诉读者，人要善于没有额外支出地工作，要善于消除多余焦虑地工作，要善于全面减压地工作，要善于事半功倍高效率地工作，要善于拿得起放得下在工作与休息间随意跳槽地工作……（吴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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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飞失误在哪里
焦虑过多的时代我们怎么办？（一）
陈逸飞英年早逝，一头跌倒在自己拍的电影里。
天才夭折，社会自然一片叹惜。接着便都说，他人生失误。
失误在哪里？有人说他贪心，当然不是贪财那种贪心，是贪图更大成功。有人说他失误在玩命工作，玩了多少年还执迷不悟。还有人说他实在看不清楚，比起他已经取得和可能取得的艺术成就，一部“理发师”区区几何，犯得着吗？至于说到陈逸飞还要和姜文较个劲，就更认为是小题大作没道理了。
议论陈逸飞的个个比陈逸飞清醒，似乎人人都不会再犯陈逸飞的错误。
孰不知人人旁观者清，人人身在其中就又都犯糊涂。
一个陈逸飞倒下了，千万个陈逸飞还在没轻没重地接着玩命，有的可能比陈逸飞还不清醒。当代各种各样的过劳死、猝死屡见不鲜。陈逸飞这样的天才会用脑过度猝死。长途货运司机也会趴在方向盘上心跳骤停。
这是怎么了？
前两天，在文摘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就吓人一跳：《安逸是生命的杀手》。还有这么混账的题目吗？一看，明白了，说的是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岛国瑙鲁，人口没几个，却有取之不尽的天然鸟粪出口，年年进项颇丰。岛屿上的居民都被国家包着医疗教育不用发愁，每年每人还要发数万零花钱，吃苦卖力的活儿都雇外国人干，岛上的人无所事事，安逸无聊，结果闹得肝病、心脏病很多，平均寿命也远低于一般国家。
我当时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上加了两个字“过多”：“过多安逸是生命的杀手。”
安逸在彼国是过多了，在此国太少了。
在中国，标题该换成“过多焦虑是生命的危机”。
一对比瑙鲁，中国国情一清二楚：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太匮乏。这么多人挤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彼此的竞争自然激烈。再加上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一己之地也十分艰巨。
可以说，目前中国是个“焦虑时代”。
一听焦虑，先别逆反。焦虑首先是好事，有焦虑才有动力。都不焦虑，像瑙鲁人那样闲着，人生没戏，中国没戏。从心理学上讲，“一定的”焦虑能调动人的动力。老鼠知道猫在洞外，有点焦虑，会斗智斗勇，注意安全，更好生存。高三的学生有点焦虑才会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名牌大学。哪家的孩子一点不焦虑，天天叫人推着都不起床，那就完了。
可是，“过分的”焦虑就要毒化我们的心灵，进一步摧残我们的身体，最后屠杀我们的生命。
看清楚这个又欣欣向荣又充满生存危机的焦虑时代，是最要紧的。
每个人都被裹挟在这个玩命奔前程的潮流中。
认清这个焦虑的大背景，一方面受着它的刺激，获取着人生的动力，另一方面警惕地制约过分的焦虑，避免生命的夭折，这实在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生存智慧。
陈逸飞没看清这一点，一脚迈空，先失误在这里。
（原载柯云路的博客： //blog。sina。/m/keyun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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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彪为何没能留下来
“相对贫困”的驱动与困扰（二）
我喜欢傅彪，喜欢他银幕上一个个鲜活朴实的形象，报上说，傅彪生活中也是个厚道老实的人，可惜，他那么快就走了。
演艺界朋友和影迷们为他送行，场面蔚为大观。
说起他的离开，差不多的舆论是：他纯粹是累的，第一次手术后就该好好歇着，不能再玩命出场。发出议论的人似乎比傅彪清醒。还有人说，傅彪拍了那么多戏，按说挣的钱不算少了，再拼命不值。有人便解释，他也不光为挣钱，更是因为热爱艺术。但生命只有一次，即使为了更大成就，也不值得贴上命干。报上又说，傅彪贷款买了大房子，作为名牌演员，摊子不小，耗资也大，都得靠拍片撑着。
聪明人会说，何苦呢？摊子小点，房子小点，不就都有了吗？
那么，傅彪为何看不清呢？
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傅彪走后说，社会要关心演艺人，他们面对的压力非常人可以想像。你在这个圈子里混，就不可能挣脱圈内的许多游戏规则。
一般人会觉得这话不得要领。演艺明星又非社会弱势群体，没有人拿鞭子抽着他们去拍戏，是他自己鞭策着自己去拍戏。说来说去，演艺明星或者各行各业精英要学会自己爱护自己。
可是，这年头为什么自己爱护自己很难做到？明明命是自己的，为什么都忘了？
我们就不得不研究一下我们手中驱赶自己的那根鞭子。
鞭子好像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又握在社会手里。
每个人都不由自主鞭策自己，因为社会的竞争在督促你。在小百姓看来，傅彪成了明星，可以悠着点了。孰不知，他和所有人一样，比下有余了但还可能比上不足。他眼里一定还有比他更有成就的艺人。一个人总往高处比，内心就难免不平衡，就有对自己现状的不满，就有继续奋战的动力。
其实全社会大小人物都如此。
人人都处在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状态中。人人都在不平衡。人人都因为不满而充满了玩儿命的动力。在几十年前那种“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农村里，农民可能吃不饱肚子，但是，家家户户穷着，也就没有什么不平衡。现在温饱有余，看着村里村外的人有了钱，特别是看到城里有更富得多的人，内心自然就不平衡了。想勤劳致富的有，想谋取不义之财的也有，这在经济学上说，是人们不能忍受的“相对贫困”。
当一个人活得比别人差比别人穷时，当一个人相对别人社会等级低时，心理不平衡是非常难忍受的。为了消除这种痛苦，人们才有了积极进取的动力。
谁被这种不平衡折磨得厉害，谁求成功的动力就强。
那些生来富贵高人几等的小孩，长大动力相对就小。
中国时下处在发展中，人们充满发财的梦想，相互攀比十分刺激。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领域，包括每一个企业，都交织着密集的“不平衡”。不管多么成功的人，都有比上不足之处。一个领域内顶级成功的人，还会因更顶级人物的成功而不平衡。人人都活在“相对贫困”中，知足常乐早就成了古董。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对傅彪的惋惜上了。
他明明已经是相当成功的明星，为什么生病之后还歇不下来？
在这事上，谁也不要做旁观者清的聪明人。其实，都可能当事者迷。不信，到那些大公司看看，那些已经做到董事、总监或者部门经理的年轻人，明明累得已经爬不动楼梯了，也绝不听你的劝，干事时悠着点。为什么？因为与其忍受比上不足的不平衡的痛苦，不如宁肯这样累着。哪怕累得身体差点，也不能比别人升迁慢，比别人月薪少，比别人买房买车晚。
人人都是这么干的。
傅彪病后，亲朋好友肯定也劝过他多歇，但没能劝住他。现在，我们想劝全社会的人都从容点，爱护生命，也未必劝得住。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忍受不平衡的耐受力差，心灵脆弱，许多人都会在怕活得不如别人的相对贫困中难受，而宁肯透支生命。
我们只有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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