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完本全集阅读-第1部分-人文书库

　　
　　作品：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作者：李银河
　　内容简介：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性与爱同人的自我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视人的自我，它就会重视性与爱；如果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轻视人的自我，它就会轻视性与爱。　本书是作者为研究涉及女性感情与性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事实而写的采访录。让女性在了解自己的同时也要重视自己。
　　作者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对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个涉及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的领域进行了社会学的研究。这项研究涉及女性感情和性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事实，涵盖了女性从初恋到结婚、感情、性、与婚姻关系……
　　作者简介：
　　李银河，血型A，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著（译）作有：《同性恋亚文化》、《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人的Xing爱与婚姻》、《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中国女性的性与爱》、《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等。
　　李银河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并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李银河的丈夫王小波是知名作家，著有《黄金时代》《东宫·西宫》等，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在北京因心脏病猝死。
　　正文
　　引言
　　有一种说法：社会学的主流是非理论的。
　　我大概就属于这个主流。自从在美国学了社会学，就对理论产生了反感，后来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论上的残疾人”。当然，我不应当拿北美社会学的实证主流为自己辩护，不喜欢理论本是我内心的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长大的环境为自己辩护——我总觉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理论过多症”，各种所谓“理论”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连二十岁的大学生都言必称“主义”。记得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说起话来怎么总爱用些大名词。的确，就像一个人因为吃某种东西太多吃伤了一样，我对理论就有这种感觉。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我看到弗雷泽所说的“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弗雷泽，孙珉编，第9页）这句话时，我为什么会对他怀有共鸣甚至是有点感激的心情。
　　套用毛泽东关于外因内因的说法，上述情况都是外因，内因是我自己总是受到“事实”这个东西的强烈吸引。我做社会学研究，总是带着一种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而且总想像那位小姑娘那样感叹一声：啊，真是越来越奇妙了！一件事，只要不再让我觉得新鲜、闻所未闻，我的兴趣就会立即下降。就因为这个，我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一个女人做这种研究真是够奇怪的，我一点也不怪很多国内国外的记者一再对我提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研究？我猜，他们想听的是“我是个同性恋”或者“我想帮助同性恋”
　　之类的回答，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的回答总是：我觉得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好题目。我说的是真话。我只是觉得同性恋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条件。当然，它还并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如果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有可能去研究它，但并不一定去研究它；但是，如果一件事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根本不会去研究它。
　　提到好奇心，许多人都羞于承认它可以成立为做研究的理由，以为这就使研究成了一种“跟自己玩的游戏”（福柯用语）。
　　但正是大师福柯本人为这种研究动机正了名。他在其名著《性史》中解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曾说：“至于说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么做，那则很简单……不过是出于好奇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值得带着一点固执去遵从它驱使的那种好奇心。”（福柯，第163页）你当然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会对福柯的话也心怀感激。
　　他在我心中地位崇高，这一点有我引文的数量为证。
　　从1994年起，我开始做这项研究：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是半结构化的访谈（semi…structuredinter…view）方法。
　　采用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完全是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
　　如果采用社会学的问卷方法，很难得到真实的情况。就像美国联邦政府耗巨资资助的一项有关美国人性生活的研究所受到的激烈批评一样，在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中，旨在推论整体状况的社会学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的可靠性受到严重质疑。
　　这项研究是由著名社会学家、性学家劳曼（E。0。Laumann）、盖格农（G。Gagnon）等人主持的。可以说，他们的方法集中了社会学量化研究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
　　不幸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于1994年10月公布之后，虽然好评如潮，但批评也是致命的：不仅提出用这种方法来调查个人隐私问题是不可靠的，而且由此对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有无可能成为科学产生了怀疑。关于社会学是否科学的问题，从社会学建立的初期就有人质疑，到现在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了。社会学家如何对待这种批评呢？我在美国的一位导师这样说过：如果说社会学不是科学，那么化学也不能算是科学，因为它也不过是对现象的记录和描述而已。我想，不论社会学算不算科学，大型抽样调查方法是不是科学方法，当我们做涉及个人隐私的研究时，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慎用大规模抽样调查方法为妙。这是我选择了深入访谈个案史的方法来做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它是在研究这类敏感题目时最有效的方法。
　　对妇女个人生活史的访问和记录这一研究方法受到女权主义的高度重视，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打破已有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公众话语。由于在过去的公众话语中，男性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众话语中的出现比起一般的个案生活史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以男性话语为主的公众话语，使两性的话语在公众话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女权主义在研究的访谈方法中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
　　这是一种定性的（qualitative）调查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ethnography）；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surveyresearchandstructuralinterview）。
　　在传统观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视为“硬方法”（hardmethods），如大型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则被视为“软方法”（softmet　hods），如民族学方法（ethnography），深入访谈方法和观察法。女权主义者批评统计学，视之为“男权文化中所谓‘硬性事实’的僵硬定义的一部分”（Rein　harz，87），并主张女权主义的研究只应采用定性方法，不应采用定量方法。
　　例如，心理学家格拉汉（D。Graham）和劳玲（E。Rawling）就断然否定任何自称属于女权主义研究的定量研究。她们将研究分为三类：女权主义的，性别主义的（sexist）和非性别主义的（nonsexist）。“女权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定性为主，一旦采用了定量的技术，女权主义研究者总会感到需要为此表示歉意；而性别主义和非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却是以定量为主的，一旦采用了定性技术，研究者也总会为其研究将缺乏科学的严谨性而表示歉意。”（Reinharz，87）我反对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倾向，我自己以前做过的许多研究就曾用过量化方法。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女权主义方法论与男权主义方法论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前者乐于承认和采纳范围更广的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那些并非不严谨只是不那么僵硬的方法和技术。我想，最好的作法是定性定量两类方法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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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一批性学专家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对此类题目的研究没有必要做很大规模。他们说：“我们已提到运用普查法和观察法可以对数百人以致成千上万的人做调查。但这种大规模的调查有时没必要，研究一小部分人的情况，就能促进我们对性问题的了解。”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有时甚至可以仅做一个个案的研究。使用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某一文化的内部是有同质性的，所以研究一种文化时，最重要的是注重研究的深入和真实可信，而不太强调抽样的方法。但同时他们也指出，“调查一小部分人时更要注意避免偏见、观察错误和做出不正确的结论。”（哈斯等，第37页）由于我的样本很小，所以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我只是把这项研究视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不具备对更广大人群和更大范围的现象的代表性。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样本这样小，怎么可以把书名叫作“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过去，曾有人对金赛提出过类似的诘难：他的书不应该取名为《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应该叫作《美国白人男性性行为）和《美国白人女性性行为）。如果按照这一逻辑严格考证下去，金赛的研究甚至不应冠以“美国”，因为他的样本不是全美国随机抽样样本，并不可以推论全国的。当然，更不可以推论“人类”。
　　我曾按这一思路想过把书题的“中国”去掉，结果更糟，成了“女性的感情与性”，犯了和金赛一样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读者从另一种定义的角度来看这类题目：当金赛用“人类男性”一词时，他是指这些男性属于“人类”，而非其他灵长类动物（金赛是动物学家）；当我用“中国女性”一词时，我是指这些被访问到的女性是中国人，而非外国人。本书仅在这一定义之下使用“中国”一词。
　　采用这种深入访谈个案史的方法，我一共访谈了47位女性，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29岁；她们的职业有科技人员、教师、公司职员、编辑、记者、医生、会计、艺术工作者、行政干部、工人、军人、服务行业职工、自由职业者等等，以知识分子女性为主；教育程度最高的是研究生毕业，最低的是初中毕业；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占多数。对每个人的访谈短则一两个小时，长则四五个小时，有的还不止谈了一次。
　　这项研究涉及女性感情与性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包括月经初潮，情窦初开，性压抑，性无知，性学习，初恋，异性感情，初吻，婚前性行为，初次性茭，性茭频率，性茭方式，性快感，性美感，性茭反感，性欲，手Yin，避孕与人工流产，生育，家庭暴力，虐恋与强Jian想象，婚外恋，离婚，同居，同性恋，停经与更年期，Se情材料，性侵犯，感情与性的关系，感情与婚姻的关系，性与婚姻的关系，性观念，女性性权利，以及女性地位问题。
　　本书采用的叙述方法是：将人们在前述某一项中的行为方式分类；在每一类中选录若干被调查女性的经历和叙述；并在每一项的结尾处略加评论。这些评论有些是我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有些是其他文化中人在该问题上的作法和看法；还有一些是我所看到的大思想家们在该问题上最富于启发性的思想。
　　第一章　月经初潮
　　女孩月经初潮时感觉是很不相同的，这些感觉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种：一、由对此一无所知而引起的恐惧感；二、由对此事的负面看法而导致的羞耻感、厌恶感甚至自卑感；三、视为平常事。但调查发现，极少有人对这件事持有肯定的正面的感觉，比如，由于期待成为成熟女性而引起的欣喜感觉；由于对这件事的正面看法而引起的自豪感等等。
　　事先对月经来潮一无所知调查对象中有不少人在事前对月经来潮一无所知。这和她们进入青春期时的时代气氛有关，也与同龄人（姐妹、同学、朋友）之间传播这类信息的方式有关。
　　调查表明，事先的一无所知往往会使女性对自己的这个生理特征产生恐惧或厌恶一类负面的看法。
　　一位女性讲了她月经来潮时的不知所措和不洁感：“有一次我去看话剧，忽然觉得底下湿湿的很难受，跑去厕所一看，特可怕，全是血，我不敢跟别人讲，也不知该怎么办，就找了张课本纸叠了叠垫上了，特别硬。那天我回家，妈妈不在，只有爸爸在，我不敢和爸爸说，就憋在心里，觉得特别难受，心情特别不好。
　　后来回了学校，同宿舍的一个女孩正好来例假，我看她拿出个新例假带，垫上了纸。我心里又斗争了半天，才下决心把她叫出来，她一出来我就哭了。她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就告诉了她，她笑了，说，没事，我带你去买月经带。我总算过了这一关，可是心情仍很坏，觉得一来这个就失去了少女的纯洁似的。那年我13岁。“一位女性为月经来潮感到害羞并从中得到”女人命苦“的印象：”我来得特别早，来时不到11岁，才小学三四年级。那时别的同学还都没来，所以我很害羞。
　　我还记得当时我在游泳队，教练是个男老师。我月经来了害羞，不想告诉老师，可要是没有理由请假就必须去练游泳。我还记得当时为了既不告诉老师真实原因又能找到个合适的借口煞费苦心。来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要有这种事。那次是在我姑姑家过暑假，我游泳回来就发现游泳衣上有血，我以为哪儿划破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我就使劲洗那件游泳衣，谁也没告诉，连着两天都是这样。后来我躺着看书，还翘着腿，我姑姑就发现了。她给我用布做了一个月经带，我还不愿戴，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姑姑告诉我说，女人都要有这个。我说，我姐姐怎么就没有？其实是我姐姐没有告诉我。我又问，以后我每天都要戴这个东西了吗？她说，过几天就会好的。我那时特别爱喝冷饮，因为不懂得利害，就在那前后还喝了冰冻的酸梅汤。后来痛经伴随了我20多年。有一段时间痛到每次来时浑身出冷汗，呕吐，疼得大呼小叫的。上中学时，每次来月经都是同学把我送回家。有一次我疼得哼哼地哭，我奶奶就说：女人的命就是苦。我几个姑姑小时候也都是这样，疼起来又哭又叫的，绞着疼。后来我和一些女友谈起来，发现有人居然一点都不疼，从没疼过，我真惊讶。“好几位女性讲了她们对月经来潮的恐惧感：”我发育比较晚，17岁才来。没人给我讲过，我很害怕，心理压力很大。“
　　“我是小学四五年级来的，当时吓死我了。我妈我姐都没讲过，她们特别保守。来的前两天，我和哥哥打架，他推我，一失手，把我的嘴都磕破了。那天我放学回家，觉得粘乎乎的，一看是红的，我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和哥哥打架打的。我也没跟妈妈说，就悄悄在厕所洗，半夜�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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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第1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