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没事干；空闲下来总想家
7月13日晚8点多，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通汇大厦旁的一路灯下。
十几个光着膀子的农民工；正玩着一种20年前城里四五岁小孩玩的拍“洋画”游戏。游戏两人一组，只要3下将10个折叠的小纸条拍翻就赢，输的则被弹5下脑门儿。记者觉得有趣，便问旁边的一个姓张的农民工：“咋玩这小孩子才玩的东西？”“下班后没事干；找点乐呗。”
来自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农民工王哲说：“工地上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下班后；我害怕回到冷清的工棚，空闲下来就想家。实在无聊；就到路边看看高楼大厦，看看来往的车辆，看别人一家子在一块散步的温馨一幕。”
在一个旧书摊前，从四川来北京做钢筋工的李玉西告诉记者，他出来打工还不到1年的时间，特别害怕夜晚。每当日落西山的时候，他就感到空虚寂寞。大多数工友晚饭后的消遣方式是看录像、闲逛或是喝酒。他由于出来时间不长，经济条件比较差，即便是这些低消费的生活方式，也承受不起，所以他选择在饭后到处逛逛或者往人多的地方看热闹。
小李带记者来到附近一家录像厅。掀开门帘一看；呵！黑压压的一片，影碟机里正放着一部《血色双雄》的香港武打片，两个黑衣人打得正起劲，二十多个农民工看得津津有味。虽说是廉价的2元录像厅，小李说工友们并不是每晚都来，一个星期最多两次。如果天天来，一年下来就是700多块钱。在老家，可是要值500多公斤谷子。
在北京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来自河南的农民工王森望给记者描述了他一天的生活：“早上5点起床，吃饭后上班；晚上7点下班，吃完饭后就闲着没事干，9点左右上床睡觉。”工地上每个月只给100元零用钱，他们得十分节省才能用到月底。现在看场电影需要几十元，来回坐车也得花钱，他们消费不起。有时小王和工友们也会隔三差五地买份报纸，大家轮流看。
据介绍；农民工“夜生活”最奢侈的是下馆子撮一顿。但这是偶尔情况下才有的生活，比如工友生日、老乡来。这个时候，他们往往邀上要好者，在被城里人称为“苍蝇馆子”的路边店里吃上一餐，一顿“海吃”下来不超过100元。
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不是企业的义务
“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不归我们管，因为合同里没有约定，建筑行业也没有这种惯例。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不是我们的义务。”北京某建筑公司经理刘文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刘经理介绍，公司先后和数以万计的农民工签订过劳务合同，但从来没有什么政府部门要求给农民工提供什么文化设施和文化娱乐活动。
记者调查的几家建筑公司和工地，结果都是一样：所有工地都不会提供文化设施，建筑业没有这种惯例。
在一座开工的高层住宅楼工地，一位姓谭的老总介绍说，整个楼的建设都承包给了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农民工直接和建筑公司签订合同。所以，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报酬、作息安排，都由施工方来安排，建设方无权也不便于干涉。“搞好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让农民工精神饱满、心理健康，不是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吗？”对记者的这一提问，刘经理也表示认可。但他又解释说，农民工的工资是计件工资，完成多少工作量拿多少报酬，农民工劳动效率的高低对建筑公司影响不大。建设方、施工方都明白，在工地上建个简易书屋、搭两个乒乓球台，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合同没有约定，业界没有惯例，施工方和建设方都感到没有义务”。
施工单位应该为农民工提供文化设施
谁来关心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采访中，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保障部门一位同志说，劳动部门只能按照《劳动法》规定，对非法用工和侵犯职工权益的行为进行处罚。至于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那是农民工的私人生活领域，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行政执法部门不能也不应该干预。
一位工会的同志认为，工会作为职工之家，工作范围也包括为进城农民工服务。但工会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农民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工会要站出来为农民工说话。至于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工会还真难有所作为。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王国涛律师认为，从法律意义上讲，农民工和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其权益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劳动法》规定了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工资支付等内容。对于如何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规定。从法理上说，对于私人领域的事情，法律法规也的确不该作出强制性规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认为：城市里各种娱乐场所和旅游景点越建越漂亮，然而农民工却很难享受到。他们生活在条件简陋的工棚里，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岛式”生活。目前，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强度普遍过大，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应该多管齐下帮农民工走出“孤岛”。他说：“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该为农民工提供文化设施。比如，工地达到多大规模、有多少农民工，就要提供多少图书报纸、建设多少文化设施等等。社团组织也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活动。”
挣钱自己不敢花全为补贴家里用
穿十几元的衣服，吃三四元的饭菜，一周只吃一次肉，农民工在城里很节俭
2005年7月18日晚上，北京市宣武区一工地的地摊旁，几位农民工正和摊主讨价还价。他们要买几件无袖背心。经过一番计较，最终以10元3件的价格成交。
“说来有些不好意思。我出来打工好几年了，穿的衣服大都是在地摊上买的。特别是夏天，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价钱最便宜的。”来自河南的小张说。
随后，小张为记者算了算他在城里的消费账。在工地上吃饭每天花8元左右，一个月下来需要250元左右。抽的烟多是一元多钱的便宜烟，一个月花费超不过50元。穿衣服一年超不过200元。一个月的消费在300元左右。“你看我身上的衣服，裤子15元，黄胶鞋10元，背心10元3件。城里人讲究的那些消费，我都不敢想。”
来自河北的杨秀琴和丈夫都四十多岁了，8年前夫妻二人来到北京市打工。丈夫杜建军做体力活儿，杨秀琴在一家单位做清洁。
“日子过得艰难。”这是杨秀琴见到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我每天早上不到6点就起床为全家煮饭。一天的米饭一次做好。早上吃咸菜下饭，然后老公外出找活儿干，主要做些体力活，一个月下来，有###百元的收入。我每天去做清洁，一个月下来，500多块钱。两人收入1300多元，但这些钱根本就不敢乱花。”
据杨秀琴介绍，每月300元的房租几乎是他们主要的消费项目。除此之外，则是能省则省。
杨秀琴和丈夫每周吃一次肉。“不敢买精瘦肉，只敢吃5块钱一斤的半肥半瘦的肉。一般情况下，每顿一个素菜，最多加一个咸菜。米面有一部分是从农村老家带来的。”杨秀琴说，为节约时间和钱，她和丈夫还经常一天三顿吃同一样菜，哪有过多的钱花在吃上。
供孩子上学，盖新房，农民工收入的大头补贴了家用
2005年7月19日上午，来自安徽的农民工老郭走进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的三里河邮局。向工作人员要了一份汇款单，老郭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往家汇了1000元钱。
“钱带身上，一是不安全；二是花得太快。身上没多少钱，花钱时就得掂量掂量了，可花可不花的钱就不花了。所以，把钱寄回家，就等于省下了。我们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多攒一元是一元。再说孩子秋天开学就得交钱。学费、书费，得用不少钱呢。”老郭说。
自从按月发工资后，老郭每月领到薪水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邮局汇款。老郭今年40岁，常年在外做建筑工，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大的读高中，小的读初中。老郭月工资1300元，除去日常生活开支外，每年有近1万元节余。两个孩子读书，每年报名费要1000元，加上学杂费、生活费以及各种花销，每年花在小孩身上的教育费用达3000多元。
让农民工心里更充实
不少农民工存在心理问题
今年的5月19日晚上，浙江省宁波市发生了一件让人意外而又深感叹息的事情。
在宁波打工的农民李某和两个老乡百无聊赖，便想出让两个未婚的老乡“英雄救美”的主意：“我去抢过路女子的包，你们来追，把我抓住，这样你们就可以认识美女了。”当晚10点多，3人来到新河路，李某冲上去抢一女子的包，待他跑了十多米后，两个老乡开始追。被抢的女子大声呼救，路人纷纷出手。最终李某没被老乡抓住，却被路人抓了。在派出所，警方对李某实行了治安拘留的处罚。
2004年2月22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平区某工地打工的宋某在和4个工友喝酒时，工友问宋某，他出外打工把妻子留在家，怕不怕妻子和别人乱搞。心情郁闷的宋某听后顿时恼羞成怒，起身要打对方，结果反被4人一顿拳打脚踢。事后，宋某便出现了精神失常的症状，最后被送到了该市第一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据该市第一专科医院专家调查显示，由于受孤独、难以适应环境等因素的困扰，相当比例的外来农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农民工生活很“无聊”
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某工地，来自河北的农民工王东告诉记者：“我们工作在工地，生活在工棚，没电视看，不会上网，酒吧咖啡厅又去不起。一天除了工作、吃饭，就是睡觉，生活很无聊！”
在王东身旁的床上，一个满脸稚嫩的农民工正熟练地吐着烟圈。经过交谈，记者得知这个只有18岁的青年叫李建军，来自安徽省安庆市。“我从15岁的时候就外出打工，为了解闷学会了抽烟。抽抽烟、吐个烟圈，几乎是晚上最好的消遣，特别是大伙在一起抽烟，几乎是我们最大的乐趣。”李建军说。
不仅烟，酒也是不少民工的“伴侣”。安徽人老徐来北京打工已有10年了。他说：“收工后打几两便宜的白酒犒劳一下自己，是很多人的习惯。”“可是喝酒有时也惹麻烦，以前就有工友为打发无聊聚会喝酒，结果喝多了就打架。”来自福建的小刘说。调查显示，农民工中不抽烟不喝酒的人很少，喝酒成了不少人消磨时间的选择。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打工的人中很多都是青年人，因此缺少异性关心也成为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一大问题。在北京市东单大街某工地，来自四川省绵阳的耿杰向记者了透露了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他今年23岁，来北京打工4年，一直都在工地干活。他说：“每天围着工地转，见到的全是男的，难得见女性，更不要说跟年轻姑娘接触了，空闲的时候我就去马路边去‘观赏’美色。”
让“城里人”和“农村人”形成共生理念
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宁指出，进城农民工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也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帮助农民工走出封闭的“孤岛”，让“城里人”和“农村人”形成共生理念。王宁教授说，农民工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往往会导致自杀、酗酒、斗殴等恶性社会事件，要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社会应多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心理问题。比如，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心理救助，在农民工中间开展调节不良情绪的讲座，传授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心理自我调节的方法，同时应该鼓励农民工在感到困惑与苦闷时到医院的心理门诊来解开自己心中的“结”。另外，“城里人”必须更新观念，消除对农民工歧视、隔膜的心态，以热情和友善接纳进城农民，取消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由于身份不同而导致权利的不平等，使“城里人”和“农村人”真正亲如一家。
“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农民工自己的心理调节也很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一位心理学专家提醒农民工朋友，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正确对待工作，正确对待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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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卡在了哪儿？
“电视上经常看到国家出台一些政策，都是照顾我们农民工的。到了现实中，却又走了样儿。”辽宁省朝阳县的农民工王永涛告诉记者，2003~2004年，他和一些老乡在朝阳市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儿，到现在工资都没能要回来，“忙活一年最后什么都没落下，我们能找谁说理去。”
2002年以来，中央关于农民工的政策接连出台，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可是工伤医疗保险、孩子上学、讨要工钱，仍然困扰着很多农民工。有政策难落实，成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瓶颈。
农民工该归谁管
“好政策我们也听说过，可是具体到我们打工的地方有啥政策，我们出了事儿谁能管，我们就说不清楚了。”从河北来北京打工的宋明光告诉记者，他半年前在工地被落下的砂石砸伤了眼睛，因为没有保险，工程的老板给了他3000块钱医药费，就不再管了。在老乡的劝说下，宋明光每天拿着自己的材料去北京的各个媒体求助。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认为，中央的农民工政策不能有效执行的原因主要是利益问题。政策一项接一项地出台，但没有调整好一些执行部门的利益问题，从而导致政策失灵，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这部分资金跑到了个别部门，而不是农民工身上，现在的关键是做好各方面的利益调整，最终明确农民工的各类问题该谁管、谁来埋单。
“保险我们根本没见过，公司也没给我们上过任何保险。”山东菏泽的王鹏在天津一家家电制造公司上班，他对记者说，“我们也想过，自己的安全什么的应该有保障，可是岗位就这么多，人家不要保险也干，你要求这些就没人愿意录用你。”
政策执行缺乏有效监督
王永涛告诉记者，自从工资被拖欠，他们就开始寻找各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去劳动监察部门，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应该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说了情况，“仲裁庭那儿的人说拖欠款额过大，让我们去信访办。”王永涛对要回自己的工资越来越绝望，“上面的政策再好，执行的也是下边。下边的不执行，我们也不知道这事儿怎么解决。”
针对农民工的各项政策，为了防止有关执行部门弄虚作假，一般在政策出台的同时就制定了种种规章制度，比如针对农民工培训开展的阳光工程，就要求首先由指定单位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经由农民工本人确认，专项资金才能支付。安徽省一位地方官员告诉记者，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地方弄虚作假，冒领补贴款。如果是上面没有配套资金，下面又没有指定负责执行和监督的部门和政策，执行起来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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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调查（1）
北京市疾病防控中心统计的数据表明，全市区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2226例，艾滋病病人289例。其中，2005年1—7月，全市共检出艾滋病病人365例，其中感染者311例（6月至7月检出81例），艾滋病病人54例（6月至7月新增20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