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由于买的是二手旧车，柱子说每月修车的花销最大，下来是租房，最后才是吃喝。
说话的时候，柱子总是习惯地摸着额头的伤疤，故意分下来的头发遮不住紫黑的疤痕，“这是三年前拉活时撞的，当时我把挡风玻璃都撞碎了！”柱子炫耀地说着，又撩起袖筒，他胳膊上一道长约20厘米的伤疤很是刺眼。
“这是去年在石景山的一个小区拉活儿时跟人干仗留下的，本来是我们先在那里拉活儿，看我们生意好，那帮人就有意挤对我们，因为周围的居民都跟我们熟了，都愿意坐我们的车，他们就跟我们火拼了一场，结果他们人多，我们吃了亏，我胳膊上挨了一刀，当时肉都翻起来了，露出了骨头，不敢上医院，这属于斗殴啊！那还不得进派出所？所以自己简单处理一下就算了。可这胳膊落下了毛病，基本也跟废了没什么区别，雨雪天就疼得抬不起来！”
中午没什么人，柱子捡了几张乘客留在车上的旧报纸，在车边的阴凉处铺开来，躺在上面打着盹儿：“车里太热，进不去人，过两天气温30多度更熬人！”
下午16点半，下班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柱子媳妇亮开嗓子喊乘客上车，由于是排序发车，能赶上人多的时候对柱子来说相当不容易，所以柱子多等了一会儿，换来的又是乘客的一顿抱怨。
19点半，柱子的车作为收尾车载着15个人行驶在返回小屯东口的路上，柱子媳妇看到路边上有菜摊，对柱子说道，“我想买捆小白菜！”柱子应和着，停了车，转眼柱子媳妇气喘吁吁的提上来一捆叶子发黄的菜，两个西红柿。柱子发动车，嘴里念道：“咋买俩西红柿？够吃半辈子的了！”乘客哄笑，柱子媳妇红着脸说：“今天活儿拉得少，晚上就只准你花一块五。”柱子每天晚餐都要喝点啤酒，一瓶啤酒正好一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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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收费员的幸福生活
采访对象：王玉荣，女，32岁，河南信阳息县人
人物群体：看车人
人数总量：不完全统计北京约7000~8000人
群体特征：常年工作于写字楼、道路两旁的停车位边
月均收入：600元左右
没来北京前，对于全村最高学历的王玉荣来说，北京是个遍地可以淘到金的地方。而在农村不行，她的高中文凭没用，除了代人写信，也就是每年到镇上开几次会。她得和那些没有读过书的妇女一样，一起下地，一起带孩子……这样的日子在2002年的年初结束，王玉荣收拾行囊跟着丈夫来到北京，来到这个她以为能让自己的学识有用武之地的地方。
连续三天的求职经历，彻底击碎了她对城市的所有想象。习惯了村里人敬重目光的她，受不了城里人看她的眼神，“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回家。”王玉荣小心翼翼地与丈夫商量，丈夫只说了一句：“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为了这句话，王玉荣到了丈夫所在的公联安达公司上班，干起了停车管理的工作，一个月600元，三套工服，不管吃住，一个季度发些洗衣粉、手套这样的劳保品。丈夫同她的收入一样，待遇也一样。
对于自己和丈夫每月1200元的收入，王玉荣这样分配：240元房租、400元的生活费，剩下多少全数寄回家。婆婆公公在河南老家不仅侍弄着她和丈夫的3亩地，还帮他们带着11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500元钱，对于家在农村的60多岁老人和两个孩子也不宽余，药费、学费两项支出远不止这个数。
最令王玉荣头痛的是，她和丈夫每月吃紧的生活费不允许他们有额外花销，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丈夫看车受了风寒，在他们冷得冒寒气的家里躺了三天仍不见好转，后来经不住王玉荣的苦苦哀求，两口子到附近的医院就诊，只瞧了一眼划价单上100多元的输液费，丈夫扭头就走，无论王玉荣怎么央求，丈夫就是不再进医院的门，100多元钱对于他们两口子来说，是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是一件买给老人的防寒服，是一冬的蜂窝煤钱……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每天，王玉荣和丈夫都会骑50分钟的车到海淀区翠微路的工商银行门前上班，看管这里50多个车位。车来了，协助车主入位、开单，顶寒风、冒酷暑，就这么简单，就这样辛苦。
王玉荣也想过做兼职补贴家用，但每月两周早班、两周晚班的排班制，彻底打消了她的念头。早班：早上8点到下午14点；晚班：14点至晚上21点。夫妻两人轮班，定期专人查岗，不能换班，更不能连班上。
“像我们这样从村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除了干点家政之类的工作，其他还有什么工作能做？经常轮班也让我们很难找兼职。而放弃这份工作干家政，却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雇主说辞就辞，很不稳定，而通过中介安置的工作有些保障，但中介收费高，收入要比自己找少得多。就这么矛盾，就这么现实。”王玉荣说。
对于下班和上班前的这段时间，王玉荣绝对舍不得浪费，既然打不成整工，她会找点零活补贴家用，王玉荣和她一起租房的女人们一起给建筑工地的工人们做饭，去推倒的房子废墟间砍砖头，到一些大学的学生宿舍给学生洗衣服……这些每月大概一两百元的收入也让王玉荣全部寄回了老家。王玉荣说干这些活丝毫不比在家种田轻松，她摊开自己的手，那双满是疤痕的手记录着她在北京打工的艰辛。
来京4年了，王玉荣一家仍不宽裕，但比起她刚来北京的那段日子，实在是强太多了。上周，在村里读书的两个孩子寄来了两人的成绩单，她摊开孩子的成绩单，上面红色的一连串“优”赫然在目，王玉荣用她4年时光，换来了自己最陶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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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保洁员——生活在厕所的日子里（1）
采访对象：张栋，男，30岁，湖北南漳县武安镇人
朱素芬，女，26岁，湖北南漳县武安镇人
人物群体：公共厕所保洁员
人数总量：北京约2000人
群体特征：各居民区周边
月均收入：800元左右
7月1日，是张栋和妻子朱素芬在北京三里河公厕工作一年半的纪念日。这天，他俩双双向西街物业公司提交了辞职信，原因还是那个他们向公司提了多次的老问题——住宿条件太差。这一次，公司仍然是挽留，并开出了相对优惠的条件——给张栋涨150元的工资。这一次，张栋心动了，毕竟回家做生意的本钱还差点儿，所以他和妻子答应干到明年1月1日。
张栋夫妻工作的公厕位于路边，男厕女厕被他们住的2平米小屋隔开，对于张栋夫妻二人来说，这2平米的小屋是卧室，是厨房，也是工作之余生活的地方。一张2平米的床板放下来，屋里就没有站的地方了。春秋天还好，可一到寒冬腊月，床板与马路只有一门之隔，睡觉的滋味可想而知。“虽然挤点，但毕竟有个住的地方，这样省了房租和交通费。”张栋对这个小屋有着无可奈何的“满意”。
2004年9月，张栋从湖北南漳县武安镇老家来北京，经姐夫介绍进了北京西城西街物业公司从事保洁工作，每月850元的收入，张栋很知足，这可是他在农村半年的收入。农村老家地少，父母、哥哥一家加上他全家共8口人，一共3亩地，口粮都解决不了，更别提赚钱了。于是，2005年年初，张栋劝说妻子来到北京，进了他所在的公司，因为公司欢迎这样的“夫妻档”做保洁。妻子每天干与他相同的活，待遇却不同，每月收入750元。
凌晨6点至晚上23点，张栋和妻子要干足17个钟头，每位入厕者方便完，张栋和妻子都要做清理消毒，频率一般保持在十多分钟打扫一次。公司要求17个钟头都不得脱岗，公司对他们的工作检查很勤，却没有规律可循。按照公司的规定，每查出一次脱岗，每人要扣50元的工资。张栋说去年这个时候，一次妻子出去给妹妹的孩子买条裙子，来回也就20分钟，可就被公司查到了，买一条20元的裙子却扣了50元工资，妻子为此伤心了半宿。
这样的处罚措施并不仅仅体现在工作脱岗上，年初，公司没收了他们的电视机，并罚款50元。按公司规定：工作时间不许看电视，不许看书，一旦发现，立即处罚。“可除了上班时间，只剩下7个小时的时间睡觉，哪还有心思看电视？”所以现在，2平米的小屋里，最值钱的就是邻居送的那台电风扇了。
尽管公司一再强调不许在岗位做饭，可张栋两口子还是铤而走险，偷偷做饭吃。按照公司规定，保洁员可以在公司定饭，或是在周围买饭，但张栋两口子合计来合计去，总觉得两人一顿饭花5元钱划不来。于是，夫妻俩瞅准公司监察员吃饭的空当，在小屋外的一角做饭，而锅与厕所的距离不超过半米。“什么味儿不味儿的，能饱肚子就不错了。”张栋和妻子对饭不挑剔。来北京后，张栋夫妻俩也改掉了爱吃米饭的习惯，经常吃面，因为下面条方便快捷，被“逮住”的可能性小一点。
最让张栋想不通的是今年年初他回家探亲，来回12天，公司扣了他340元钱。张栋听周围邻居说，劳动法有相关规定，工作一年后，应该每年有15天的休假。可他并没向公司提，张栋说：“不知道具体是哪条哪款，我担心别钱没要回来，反而伤了和气，丢了工作。”张栋一直认为几年来与公司的几个领导处得不错；而妻子却坚持辞职的时候，一定要向公司要回来，毕竟这是在维护他们的权益。
“太闷了，没有假期、没有玩的，来北京快2年了，所有旅游景点一个没去过，整天围着厕所打转转，像坐牢。”妻子朱素芬不止一次对丈夫抱怨。她对北京景点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邻居给她的描述上。
对于朱素芬来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女儿，记账本里夹着的女儿的照片成了她的寄托。实在想得厉害时，朱素芬会背着丈夫悄悄地哭一场。朱素芬说：“他也想孩子，只是不说。”女儿5岁了，在老家由50多岁的公婆带着，朱素芬自幼失去母亲，她知道童年没妈在身边的痛楚，她实在不忍心女儿有她那样的苦涩童年。于是，她向丈夫提出回家的要求，不承想丈夫答应了，可公司的挽留还要让她再忍受半年的思念之苦。
公厕保洁员——生活在厕所的日子里（2）
张栋的计划是用两口子近3年打工的2万多元钱回家开个小商店，这次回去，他们不打算出来了：“外面的钱难赚，起码在北京是这样。”寄托在破烂上的希望
采访对象：陈鹏，35岁，河北保定人
人物群体：废品收购员
人数总量：北京约30万人
群体特征：各居民区周边、街道收购废品
月均收入：1000~3000元
谈到未来，记者突然一问，陈鹏停顿了很久。
不管在北京打工顺利与否，提起这个问题，都说是一件必须得想好了再说的大事。辛苦多年，多少期待和磕碰，不就是为了今天能够答出这句话来？
陈鹏16年前来北京时，还不满20岁，那个年龄在城市里应该在读书，而在乡下却已在地里挥汗如雨了。陈鹏来北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给患慢性肾炎的母亲挣医药费——靠家里那几亩薄地显然不足以维持家里的花销，于是，一没技术、二没经验，揣着12元钱，陈鹏来到北京。
在老乡打工的工地“蹭”住了几晚，包工头的眼神吓走了陈鹏，不是他不愿在工地打工，而是那时工地人员已满，不需要多余的劳力了。几晚天桥下的露宿，陈鹏找到了之后的职业——收破烂。直到今天，陈鹏仍不愿别人将他们这行叫做收废品，他说这词儿太文，尽管现在他已靠收破烂有了自己的汽车，可在他眼里，收破烂这活太脏太累，没地位，也没前途。
1995年以前，陈鹏一直是背着袋子边走边收；1995~1998年陈鹏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收；1998年开始，陈鹏在一些居民小区外定点收购。对于自己在事业上的“三级跳”，陈鹏很得意，这是自己十多年来努力的成果。
同是收破烂，也分档次和等级。陈鹏说“业界”有个说法——“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坐在家里等人送，自办废品收购站，算是最高档次；像陈鹏这样在北京打拼多年，有了一定实力，定点收购废品，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中间层，陈鹏说自己在这行里实际上担任“二传手”的角色，他的工作是将散户的废品集中，运到废品收购站，赚取其中的差价，这样一个月下来，他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层次最低的是捡破烂的，走街串巷捡垃圾，一般平均收入约在500多元到1000元左右。
2003年，陈鹏“有”了单位——海淀废品回收公司，干了多年收破烂，如今终于名正言顺了，因为有单位，不仅收购报纸、旧家具，还能打出招牌：“回收并出售旧家电；回收各种电料、废钢材……”虽说每月能多挣点了，可每年向公司交纳相应的费用让陈鹏很头疼。要想在社区门口收废品，必须每年向社区所属区县废品回收公司缴纳相应的费用。这笔费用可以与废品回收公司商议，去年陈鹏跑了公司7趟，终于把回收费减为12万元。原因是去年陈鹏在北京的租住地堆放大量的废品，不知哪来的烟头引来了一场大火，大火烧光了家里大部分值钱的东西，好在陈鹏当时不在家。为了看车，陈鹏经常在自己的驾驶室里睡觉。
检查废品，过秤，付钱。陈鹏已经知道怎样在秤上做点小手脚，好让自己多赚点。“要不咋生活？一公斤废纸赚5分，一个瓶子赚2分，利太薄！”尽管知道陈鹏的秤不准，周围的居民还是愿意把废品卖给他，毕竟是老主顾了，而且陈鹏为人和善，谁家需要添把手的力气活儿都招呼他，对大家而言，陈鹏是熟悉的老邻居，大家路过都会与他搭个话儿。
打工16年，陈鹏粗算了一下，不算每月寄回老家的，也该有10万元的收入，可现在这10万元钱也所剩无几：5万元买了现在运废品的轻型卡车，2万元用在1997年自己结婚上，还有25万元交了超生罚款，剩下的钱都在那次火灾中付之一炬了。
干这行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上个月的雨天，陈鹏接了一个大活儿，一个人拉来一车的废纸，由于下雨，陈鹏没有仔细检查每只麻袋，没想到，每只袋子里都有几块大石头，等陈鹏把废纸运到大兴废品收购站的时候，被对方检查出来。这一趟下来，陈鹏不仅一分钱没赚到，还赔进去300多元。这个损失对于陈鹏来说绝对是重创。当月的生活费没有了，陈鹏硬是厚着脸皮在旁边修鞋的师傅家里“蹭”了快一个月的饭。
除了年底交公司的钱外，陈鹏差不多每月还有1000~2000元的收入，而这不全来自于收废品，陈鹏还会跑跑运输，好维持养车的费用。
陈鹏始终认为，吃苦是件享乐的事，他也不介意自己干的活儿是苦是累。最让他不能承受的是人们对这行的歧视，而这种压力多半是来自乡下的家里人。当在村里的父亲从老乡口里得知陈鹏在北京以收废品为生时，气得住进了医院，父亲对他说：“祖上世代没收过破烂，你这不是打你爹我的脸吗？要让我在村里待下去，你赶紧别干了！”
因为村里人知道陈鹏是个收破烂的，谁家的姑娘也不愿跟他，直到1997年陈鹏才说上媳妇。1995年，陈鹏答应家人不再收废品，才回到北京，可没技术、没资金的他没几天又操起老本行。这回，陈鹏学聪明了，他告诉家人，自己现在从事资源再利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