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缓慢的弱点。其具体运行轨迹与同期的日本相反，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这一“先易后难”的路径前行的。60年代，洋务派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首先意识到从技术上模仿西方文明的必要性；但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开始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掀起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谋求制度变革；在政治革命屡遭顿挫之后，五四文化精英才在苦闷困顿中萌生文化启蒙的念头，掀起思想革命的狂飙，企图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推进现代化。从中日现代化的早期推进历程可以看出，早在现代化发轫之初，两国便存在着明显的“层次”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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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2）
与日本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在非西方后发现代化的行程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往往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但事实上，中日现代化不仅在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现代化“发动力”层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这一“差异”主要表现为：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之外，还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承载力量”，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力量格局。在日本，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由于幕府大力提倡学问，奖励办学，在日本3000多万人口中，男子有45％左右的人识字，这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而自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之时起，日本的教育事业更为普及，创造了当时亚洲最高的就学率，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国民，为日本现代化营造了一个坚实的“知识底座”；其二是日本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由旧武士、农民、市民等阶层转化而来的实业家，这些实业家具有一定资本、一定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成为将外来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强有力的承担者，正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相互呼应，才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能够较为顺利地向前推进。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格局，19世纪下半叶，虽然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传统士大夫仍醉心科举八股，鄙视西学，教育空疏，学风腐败，已达病入膏肓的程度。虽然洋务派也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在顽固派激烈的反对下，应者寥寥，社会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初以癸卯学制的颁布为标志，才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学制，这比日本晚了30多年，使得中国的现代化缺乏民间的“承载者”和应有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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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视野（1）
年之前
在距离1887年那次著名的行动之前，一个王朝的视野，是怎么渐渐打开的呢？
1866年2月20日，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正巧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请假回国，总理衙门便派知县斌椿父子与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其赴欧洲游历，“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海外游历。1868年，清政府又派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率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等组成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11国。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出使法国，就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大臣出洋。1876年，清廷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就马嘉里案件向英国致歉，并出任驻英使臣，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清廷以后又陆续派出驻美国、日本等国使臣。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曾派遣江西贡生黄懋材赴缅甸、印度等国游历，这是地方大吏首次派员出国游历。1884年，御史谢祖源上了一个奏折，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1885年3月27日，总理衙门大臣奕等在议复谢祖源奏疏中，也指出，“今外务日繁，诚宜广为储材，以收群策群力之效。”“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针对谢祖源的奏议，总理衙门认为“查出使各国大臣不乏差遣之员”，可以“随时分饬属员游历境内，考核记载”。同时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在皇帝严旨催促下，六部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总理衙门也于1887年5月18日特别拟定了《出洋游历章程》，“缮呈御览”。这个章程共14条，是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章程第一条规定派遣游历官员人数，因受经费限制，只能以10—12人为定额。第二条规定采取考试选拔方式，由各衙门先推荐保举，然后由总理衙门“定期传集考试，以定去取。其考试所取专以长于记载叙事有条理者入选”。第三条规定游历期限，“以二年为限，往来路程均在限内。”逾期停发薪水，改作自费游历。第四条规定游历使的薪水待遇，“每月银200两，伙食仆役一概在内。”另外，“每员准雇请翻译生一名，月薪50两。”可在同文馆等处选择。第五条规定往返船票及在各国游历火车票，准其开支公项报销，但是只能坐二等舱。第六条规定各游历使可以预支6个月薪水和公费银1000两，以备应用。如果途中不够，“准在各使署暂行借支”。第七条规定旅差费报销细则，“均须逐日细载，无许含混以杜浮冒。”第八条建议游历使在确定各国“可游之处”时，预先询问驻外使领馆，“以免虚糜”。第九条规定调查考察的任务。“游历之时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第十条鼓励游历使学习西学，对“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如果曾经留意或选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录交臣衙门以备参考”。第十一条规定游历使回国后应向总理衙门汇报“学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并由总理衙门“择其才识卓著人员，奏请给奖”。第十二条规定出洋游历人员由总理衙门发给文牍护照，“写明由驻扎各国出使大臣领事馆随时照料”。第十三条规定各游历使领到文牍护照后，“即行出洋，不必齐帮同行”，以免耽误公事。第十四条规定了请假制度。如有保送后因父母老病不愿出洋者，仍准呈明，“免其成行”。这份规定相当周密的《出洋游历章程》，经光绪皇帝朱批“依议”之后，派遣游历使计划正式进入考试与派遣的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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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视野（2）
２。 发力
1887年6月，北京同文馆内，一次不同寻常的考试，中央六部保举的54名官员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与以往的科举考试不同，这次不考四书五经，而只试海防、通商、铁道、交涉等洋务的内容。
北京不愧为国都，学者云集，不少人志在必得，欲争第一。但是，这次试题出人意外，为《铁道论》、《海军论》等新学内容，不考儒学。因此，不少人反而纷纷落第，被开明派夺得第一。
由于这次考试非同寻常，因此，国内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引起了社会上较大的反响。《申报》除了全文刊登考试成绩名列第一的傅云龙的试卷和考试录取人员名单外，在1887年11月10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头版还专门发表评论《论游历人员之责重》，对派遣游历使的意义加以阐发。
不仅如此，这次考试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波多野承五郎于明治二十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二十日向外务大臣伊藤博文作了详细的汇报。
考试录取的28名六部官员，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面试以“观其器识”。然后再向皇帝引见，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傅云龙等12人为正式游历使，派遣他们分别游历亚洲、欧洲与南北美洲各国。当时中国虽然从70年代起已经派出使臣长驻日本与欧美重要国家，但一下子派遣这么多官员分赴这么多国家游历考察，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申报》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公布的名单，这12名游历使的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和年龄状况如下：
傅云龙，浙江监生，兵部候补郎中，46岁。
缪孙，江苏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3岁。
顾厚，江苏进士，刑部学习主事，44岁。
刘启彤，江苏进士，兵部学习主事，33岁。
程绍祖，江西监生，兵部候补主事，38岁。
李秉瑞，广西进士，礼部学习主事，32岁。
李瀛瑞，山东进士，刑部候补主事，40岁。
孔昭乾，江苏进士，刑部候补主事，31岁。
陈唐，江苏进士，工部学习主事，31岁。
洪 勋，浙江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徐宗培，顺天监生，户部候补员外郎，32岁。
金 鹏，广西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如果对以上名单作一个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这批游历使的特点。首先，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而当时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中正途出身者却不多。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中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五品）和主事（六品）。其中有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0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又都是候补遇缺外放实职的候补郎中、候补员外郎、候补主事和学习主事。其中任职于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1名，礼部1名。第三，其籍贯以江浙籍居多。其分布省份为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1名，山东1名，顺天1名。江浙籍官员占比例大的原因与江浙文化较为发达思想较为开放有关。第四，这批游历使的年龄均为三四十岁，正是思想较敏锐、精力较充沛之时。其中31—38岁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可见1887年游历使选拔录取原则基本上是选择文化素养较高、有进取心又年富力强的中央机关中青年官员。
1887年7月24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四），光绪皇帝钦定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12人共分5组派出，其中傅云龙、顾厚两人派往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6国游历。刘启彤、李瀛瑞、孔昭乾、陈唐4人派往英国、法国及英法所属殖民地印度等国游历。李秉瑞、程绍祖2人前往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游历。缪孙、金鹏2人前往俄国游历。洪勋、徐宗培2人派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游历。以上已经指明游历任务国的已有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21个国家。而实际上他们游历的国家以及途中顺道考察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
比如傅云龙、顾厚一组。他们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在日本游历考察6个多月后，再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然后坐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火车横穿美国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又从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游历。然后再回到美国游历，并从南部佛罗里达州乘船赴古巴。在古巴游历后，又乘船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秘鲁游历后，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在巴西游历后，经西印度群岛又回到美国。在美国作第三度考察，又从东部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西部旧金山。然后搭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在日本又作5个月考察后才坐船回到上海。这次游历自1887年9月2日从北京启程，至1889年11月20日回到北京销差，总共26个月，770天。总行程120844华里，其中海路81549里，陆路38264里。重点游历6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1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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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视野（3）
游历使节们在国外进行了不少外交活动，会见各国总统、国王及部长等官员，虽然大多属于礼节性拜访，但毕竟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如傅云龙在游历期间曾会见了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督、秘鲁总统、智利总统、巴西国王等各国元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称傅来自“文物大国”，并询问其“来程去路”，还说“你官兵部，可惜敝国兵无奇制堪供游目”。洪勋在意大利参加宫廷舞会并见到意大利国王，国王说：“与先生相见，孤之幸也。愿永敦相好，商务繁兴，国之福也。”
当然，游历使节们在海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各国游历考察调查研究并撰写调查考察报告。他们访问各国政府机关、议会团体，参观各类工矿企业、各级学校，考察港口、铁路、邮政，调查兵营、炮台、监狱，游览各地博物馆、动植物园、教堂寺庙等等。游历使们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一批有分量的游历考察报告。
当时的驻日公使黎庶昌赞扬傅云龙：“夫游历，官事也，懋元不肯视为官事，直以千秋著书为业，寓乎其间。”
游历使们亲历亲闻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对其立宪政体和议会政治等，都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洪勋在《游历闻见总略》里曾概括介绍欧洲国家的三种政体，“曰君主，曰民主，曰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并解释道：“君主者，君有权，位传子，事无巨细君得而主之。”“民主者，位传贤，由国人公举于议院。”“而君民共主者政事由上下议院政府拟定，国君画诺如守府焉。”刘启彤则在《英政略》和《法政略》中进一步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法国的民主共和制作具体的介绍分析。傅云龙在《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中则论述美国是“民主之国，与君主之国之制异，厥制以公议为法，以齐民为政，以上下无隔阂为权利”。并指出其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一曰立法之权，国会是也；一曰行法之权（即行政权），伯理玺天德（即总统）是也；一曰定法之权亦曰执法（即司法权），律政官（即法官）是也。”
游历使们对日本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制度、经济管理、工矿企业、铁路航运、财政贸易、海陆军制、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和介绍。比如顾厚的《日本新政考》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制度和改革措施，下分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