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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又畏共
1946 年 10 月 1 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 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 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 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公布，而保密局却拖了 3 个 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 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 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 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令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 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 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 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 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 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 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 年 6 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 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处工作的情况。他 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 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山东晏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处 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处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 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 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 攻。这年 9 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 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翔之到了北平后，报告案情 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 10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的军 事进攻，对在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 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党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 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做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 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 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 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 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 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 11 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 挥的。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 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 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 知道这事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 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 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 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道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 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 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 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 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 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 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 20 余人被捕，抄出大 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 1000 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 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还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 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 10 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 员，上下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的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 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 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 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 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 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 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 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 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 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 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 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 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 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 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 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 走。郑在反共活动史，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 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 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 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 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 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 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 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 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 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 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 是说是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 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 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 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 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 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台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 军事上的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 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国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 支持。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1948 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九十四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 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 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在短期内把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 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 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帮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二十一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的老婆就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往台湾。郑自己却逢 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 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 是这样指望。其实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 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国必定要趁苏 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的这种论断很适合蒋 介石的胃口，蒋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 一套，以安定人心。他认为美国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 同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 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 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出任“国防部次长”
1947 年 11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 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谈出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到保密局去办公 时，也是喜形于色。 12 月 5 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发表郑介民为“国防部次 长”。当时“国防部”有 3 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 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 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国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担任这一职务 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 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 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并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 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了。 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 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 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 于一天，美国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 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 20 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方供给的。 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想 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自当了次长之后， 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人凤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 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 3 个军械库所存的美制 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看到 3 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 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俾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 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式 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国的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 是军统特务分子。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很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 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 歼灭。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氏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异常重 要。蒋介石希望也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授意他把 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恋栈，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 为宜？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 人团”的老特务表示同意。但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 省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密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 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的亲信， 便不愿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