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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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北去-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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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铁道兵指战员和数万民工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战,襄渝铁路在1973年10月接轨通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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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襄渝铁路穿越鄂西北的修建中,毫无疑义铁道兵功垂千秋。而处在修建丹江口水库和建设“二汽”的极度繁重劳动中的鄂西北人民,同样该彪炳史册!我们再来看老专员李才的回忆——我们在极艰难的情况下,组织人抢建襄渝铁路闻十段。铁路主体工程铺设及隧道开挖由铁道兵承担,附属工程及后勤服务由地方负责。1969年11月,郧阳地区从房县、均县抽调干部民工8000人,组建民兵师,由陈玉文等同志带领,与部队一起苦战。1973年,火车试运行,为二汽运送了大批急需器材物资。铁路经过之地,需要征用大量耕地,拆迁民房,公路改道,改建水利设施,迁移电话线路。为了做好这些工作,郧阳人民忍痛牺牲,拆迁民房3万平方米,重修水利渠道5000余米,公路多处改道。沿途的电话线路要在保证通讯畅通的情况下拆迁架设。这些工程都是与铁路同步进行,人力极其紧张,全部靠沿线群众奋力完成。
  当时,由于建设的需要,我们还必须扩建老白公路,抢运建设器材。在襄渝线未建成之前,二汽建设的物资、器材、设备,全靠唯一的与外地接连的老白公路运送。这条公路是1937年国民党政府修建的,基本是一条简易公路,坡陡弯多,路面狭窄,不少地段仅容一车通过,沿途没有一座桥梁,路随坡走,晴通雨阻,根本无法适应二汽大规模建设需要,扩建改造这条公路就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决定二汽上马的同时,就安排了公路的扩建任务。1967年开工,整整用了三年时问,才全线贯通。
  在扩建老白公路的同时,对支援三线建设有关的区县公路干线也同时进行扩建和翻修。施工中,除钢材、水泥、炸药外,修路工具、民工食用粮、副食、蔬菜都是民工自己从农村无偿带来,运送供应的车辆,沿途一年四季不断。那些年,到处是“前方”,到处是“三线工地”。数百万吨的物资,必须在短期内运进二汽建设现场和铁路建设现场。而当初的交通状况是:大批物资经汉丹铁路运到丹江,或经汉江水路运到丹江、郧县后,再经丹土路、郧十路、老白路、石竹路运送到建设现场。襄渝铁路边勘测边施工,丹江口水库建设紧锣密鼓,境内原有公路远远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十房公路还在修建,十堰没有直通竹山、房县的公路,这些情况势必影响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加快三线建设,尽快改变交通闭塞的状况,老白公路、郧十路、丹土路、光房路的改扩建,同期上马,并延伸各县区际公路。汉江、堵河航道的整治疏通,码头、桥梁的建设,数条公路的扩建延伸,均同步进行。郧阳全区当时的劳力为70万人,每年都要拿出15%左右的劳力常年投入公路建设。正是:10万人修水库,10万人在筑路,10万人建二汽,剩下老弱病残治山沟(那些年,全国学大寨,到处治山、治水、治土)。因为缺少劳力,大片土地荒芜,粮食减产,农民饿饭。
  

郧阳:苦难而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8)
当年,放在鄂西北的工程都是国家的大工程,工程建设需用的木材,建设大军做饭取暖需用的烧柴,都是沿路就地取用,“择优而伐”不取分文。开挖武当山隧道,需用大量填塞木,就安排在均县的官山、盐池河区砍伐,需用多少砍多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砍。沿路民工、铁道兵需用烧柴,就在路基沿线数十里内砍伐。唯一的规定就是不砍桐籽树、花栎树等经济林,五年内砍了多少,简直无法统计,郧阳的百万亩秃山都是那时留下的。
  那几年,修建铁路的铁道兵依秩到达郧阳,1969年4月选遣部队加民工一下子来了近5万人,全部由均县接待。均县丹江口镇、浪河、老营、六里坪住满了部队和民工。1970年10月至次年春,铁路建设大军陆续从郧阳经过,其中大部分是徒步行军到达工地,郧阳地区在丹江口至白河450里的公路上,根据到人规模、到时不定的特点,分设六个食宿接待站,四个茶水站,炊事服务人员250人,储存大量粮食、蔬菜、烧柴等物资,保证过境民兵吃饭、睡觉、喝水,共计接待32万人过境。
  那几年三线工厂占用、道路占用、两个水库淹没,全区共减少耕地5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4,致使郧阳农民只剩下每人二分当家地。
  当时仅在十堰地区范围的建设大军就10万多人,二汽建设全面开工后,十堰人口猛增至二三十万!这么多人要吃要烧,柴米油盐酱醋菜,哪样都少不了。特别是烧柴用量大,完全靠砍伐,已出现就近砍伐不到的问题,靠外地运煤,当时铁路不通,公路还在改造,没有多大的运载力,只有就地设法。经过钻探,发现郧县的叶大区储有大量石煤,就决定在此建立煤矿。当时从房县、郧县立即抽调民工7000人,进山筑路挖煤。石煤坚硬,热量低,烧用困难。但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也只好“石头当煤烧”。没有蔬菜基地,几万人没有菜吃,连咸菜都买不上。于是街上出现了大批卖红薯叶子的农民。一时就传出了“红薯叶子当菜卖”的轶话。
  那几年,郧阳各级党政干部一方面要坚持日常工作,组织农民职工建设郧阳,一方面要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三线建设,真可谓两副重担一肩挑。那些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处在“夺权”高潮时期,很多干部都没有“解放”。他们晚上检讨、接受群众批判,白天仍然坚持工作,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肩负重任。他们忍辱负重,心力交瘁,但他们仍服从需要,到建设第一线,与民工同甘共苦,艰苦奋战……
    关于丹江口水库和黄龙滩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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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国家先后投资117亿元在郧阳地区兴建了两座大、中型水库,即均县境内的丹江口水库和郧县境内的黄龙水库。位于汉水与其支流丹江交汇处的丹江口水库,1958年动工,1973年全部建成,总库容209亿立方米,电站装机90万千瓦;一个是位于汉江支流堵河下游黄龙滩的黄龙滩水库,1969年动工,1974年建成,总库容为10亿立方米,电站装机15万千瓦。后者是专为二汽发电、用水而建。
  丹江、黄龙两个水库建成后,淹没郧阳地区良田31万亩,山林27万亩,淹没塘、库、堰、渠等水利设施5900多处,淹没公路180余公里,码头、渡口110余处,邮电、广播线路3000多杆公里。淹没区涉及5个县、25个区镇,其中淹没均州、郧县两座古县城和沿江7个大型集镇,动迁移民65万户,近32万人,拆迁房屋17余万间,在动迁的移民中,外迁移民9万多人,余23万人后靠就近安置,使本来耕地就很少的库区人民生产生活更为困难,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都无法摆脱贫困。
  建设丹江、黄龙水库,郧阳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长达20年的建设中,平均每年调用郧阳6万多劳力,多时达10万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这支劳动大军的劳动是无偿的。他们开山劈岭,筑坝修路。白天干在荒山,夜晚睡在铺着稻草的工棚,就连稻草也是各自从生产队挑来。他们吃的是从自己家里挑来的红薯、红薯叶酸菜、苞谷糁,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由生产队给记价值几分钱、几角钱一天的工分。由于饥饿和每天10小时以上的繁重体力劳动,加上泥石流、滑坡、放石炮等,修两个水库的郧阳民工有2658人致残,有210人失去生命,有的年龄不足20岁。
  

郧阳:苦难而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9)
建设丹江、黄龙水库,无偿砍伐郧阳沿江31万亩山林,贡献木材101万立方米,烧柴6亿斤。加之规模宏大的二汽建设和襄渝铁路建设,共计无偿调运郧阳的木材约300万立方米,按每根木材直径20公分、长2米计算,这些木材接起来相当于长江的125倍,可绕地球近两圈。与此同时,无偿提供十几万劳动大军所需的烧柴20亿斤,致使郧阳的森林资源消耗量达1000万立方米。农业资源的减少和几十万劳力连年参加三线建设,使郧阳的农业元气大伤。
  建设丹江、黄龙水库,郧阳地区贡献的粮食、蔬菜和各种生活、生产用品都是天文数字,据当年郧县县委机关报《郧阳报》报道:1959年1月14日,郧县支援丹江指挥部召开了各乡乡长、粮管科长和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人会议,董昶副县长亲自主持,会议全面讨论研究了每天运36万斤粮食和木材、蔬菜的措施,全县抽2万劳动大军专门集中并运各类物资,其中有5000人专门运送粮食,提出了“人、马、车、船齐作战”的口号。汉江、堵河、滔河上船只来往不断,公路及通往各公社的大路上,车拖、马驮、人担川流不息,运往汉江边和公路边的粮食有780余万斤。全县组织了汽车12辆、马车24部、人力车209部、骡马253匹、大小船只680只,载重量达6500余吨。仅1959年1月14日统计,运往丹江水库的有白米、稻谷、小麦、红薯干等达455万余斤。为了让丹江口工程建设者在工地欢度第一个春节,郧县还支援丹江口大量副食品,计有肥猪3361头,蔬菜74万余斤,酱菜56万斤,木耳2000斤,白酒11万余斤,粉条6000多斤。成千上万的郧县人肩挑背驮,车拉牛送,把粮食运到靠近公路和码头的地方。一个声势浩大的集运大军日夜不停地奔忙在通往丹江口水库工地的道路上。
  这仅是一个郧县,实际上是:在各县通往水库工地的途中,“粮草大军”都是络绎不绝,长年不断……
  另据丹江工程局1959年84卷档案记载:1959年11月1日,各县支援丹江物资统计表中,郧县为:1958年9月至1959年9月一年中,支援木材9800立方米,黄荆条26615斤,抬杠13537根,青毛竹22021斤,龙须草1280358万斤,木炭32700斤,粮食302573万斤……仅仅一年,郧县奉献给丹江工程的物资近乎天文数字。谁都清楚这些数字里面包含的是些什么!其他不说,光是抬杠、木材和木炭的数字,需要毁掉多少座青山?而丹江工程从1958年动工到1978年全部竣工,这是漫长的20年啊!当时郧县人民传着一句顺口溜:“精壮劳力建丹江,老弱劳力砍抬杠,山上山下一扫光!”“10万土地被水淹,10万农民迁上山,10万山林一刀砍!”为建设丹江、黄龙水库工程,郧县人民、均县(今丹江口市)人民乃至整个郧阳地区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修丹江口水库和黄龙水库的同时,到处都在开展“治山、治水、治土”运动,到处都在挖山、刨地、修水库。城里人也都参加修水库,上中学的哥哥、上小学的我以及后来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先后到潭家湾、马家河、黄龙滩修过水库。记忆中每天中午工地上发一人一个馒头,一碗清水白菜汤。我知道一直跑着用板车拉土的父亲吃不饱,有时我就只喝一碗菜汤,剩下馒头送给父亲;我也已经知道,我乡下的姨父因吃观音土浮肿,已经毙命。
  饥饿的农村,正在一家人一家人的倒下……
  这里,请允许我插入一位曾担任叶剑英元帅警卫班班长、后又创造了企业辉煌的十堰企业家刘明亮对我讲述的他的童年——
  我是郧县杨溪区烽火公社台子村人,离你父亲后来下放改劳动造当农民的鲍沟公社茨架岭不远。这个地方穷山恶水,没有田没有地,除了山,就是沟。也没有树——树都被砍光修水库和铁路了。我是1947年生,那年郧阳解放,所以我说,国兴我兴,国穷我穷,国难我难。我妈怀着我跑土匪,在山洞里生下的我。我妈给我起个名字叫“从娃”(即从军参军),给我弟弟起名“友军”,意思是叫我们长大参加解放军。我们家没有房子,住的是石片砌墙、房顶盖茅草的过道,两头通,村里人走道都从我们过道里走。人们挂在嘴上的“过道的那家”,就是指我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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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阳:苦难而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10)
1959年,我父亲在马家河修水库,那时人们连野菜都吃不上了,修水库的人挑两筐土,往地上一栽就再也起不来了。
  我父亲正月初四就到水库,又病又饿,3月底他从马家河水库回烽火家,110里路,走了15天,一天一夜只走五六里,他不是走,他是爬回来的。那天,我正在河边泡羊皮垫子,准备熬着吃。见一个人走来,那人拄了根棍子,戴了个破草帽,眼珠突出来了,眼眶是两个黑洞,脖子瘦得只剩下三根筋,脑袋像个骷髅,我以为碰见了鬼,吓得爬起来就跑。跑出一段,听那人喊我“从娃”,回头再细看,才认出是我爹。爷俩抱着哭了一场,我就搀着爹回去。爹在床上一躺就是4个月。七月了,爹说想下地犁田,他硬撑着去了,没犁几垅,就一头栽在地边桐子树下死了。我抱住爹哭了很久。那时,我就想在地边给爹竖个碑,写句话:爹,您若有来世,我一定拼死拼活也要给您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那年我12岁。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的冬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我和弟弟捡了些地耳子,我妈舂了一把谷子,地耳子上撒了薄薄一层碎米,蒸熟,拌拌吃了,就算过了春节。春节过后,全大队都没有吃的了。到三四月份,青黄不接,天上的鸟儿饿得要栽下来,地上的老鼠饿得跑不动,半死不活,人一伸脚就能踩死。但人却饿得踩不动,坐在那里,连头都撑不动,东摇西晃。我曾在路上捡过死兔、死鹰。我母亲又饿又病,躺在床上好久不能动了。我那时在烽火学校读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队里干三天活,上一天学,我一天挣7个工分。弟弟比我小5岁,所有的家务、种菜、砍柴挑水都是我。上学时,老师见我饿得可怜,就给我一点吃的,我总是剩一点带回家给我母亲,她只是嚼嚼,说:嘴动三分饱。烽火学校有时给我们分一把苞谷,或用纸儿包一包苞谷糁,那就了不得!所有的榆树皮全剥光了,所有的葛根全挖光了。我们生产队一个月饿死了30多人!
  3月26日,母亲坐在屋门口菜园边对我说:“从娃,我可能活不成了,我死了以后,还坐在这里招呼你们兄弟俩,你们不要怕……”第二天一天母亲都没起床,3月28日早晨断气了……那年,我不满13岁,弟弟只有7岁。
  两个大姐早已出嫁,三姐5岁时就已送给邻居家做童养媳,帮她婆婆放牛、抱娃子。我们两家住隔壁,共用一堵墙。成了亲家后,就在墙上挖一个窟窿,两家人共点一盏桐油灯,用棉花掺桐籽或乌桕籽槌槌,就是灯捻子。父母死后,我和弟弟就认这家人家做干爹干妈。我一边去队里挣工分,一边继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念书;弟弟帮干爹干妈放牛、放羊。牛、羊都是队里的,放牛、放羊也记几分工分。
  我和弟弟常常饿得到生产队地里偷生红薯或青豌豆角吃。有一次,我和弟弟一起饿昏在地里,像死了一样。公社书记袁昌明路过看到,就胳肢窝挟一个,手里拎一个,把我们兄弟俩送回家。也就是那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天上飘着雪,三姐背着、领着我们,到几十里外的清凉寺沟。因为这一天,生产队接到公社书记袁昌明通知,送我们到杨溪区孤儿院……
  日后,我无论干什么都扒心扒肝地往好地干,一生一世不忘袁昌明这个党的基层干部,都是因为我记着:我的命是在这一天拣回去的。
  到孤儿院后我等于到了天堂,第一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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