扉，亦幻亦真。
两天后，我便来到管理大坝的汉江集团公司，我想更多地了解当年建设大坝的那些岁月。汉江集团文协帮助我找来7位亲自参加过大坝建设的前辈，他们亲历了那个不平常的年代，
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已铸进了雄伟的坝体，他们的生命和大坝一起历经了岁月沧桑，而建坝时的艰辛在他们漫漫的回忆中，从遥远的时光中向我们走来——
穆道华：我是1958年8月从梅山水库调来的，9月1日大坝开工，我负责工地急需的50公里轻便铁路铺设，为大坝运送沙石料、混凝土，当时坝区没有任何路，便道都没有，沙石料都是民工肩挑背驮或用船装走水路。我每天到采石场、到沙石料基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时10万大军没得吃、没得住，民工们都是从家里带红薯干、包谷糁，吃发霉的红薯干吃得直拉肚子。工地上没有厕所，随地拉，用两片席子一挡算是好的。女民工解手就几个人一围，中间那个人解手。没地方住，都是自己搭油毡棚、茅草棚，晚上睡觉都是在草上铺块三尺油布。一下雨，草棚四处漏雨，我们就头顶油布、身穿蓑衣。每个连几百人，每天都有1/3的人要上山砍树、割草，搭棚子要用，做饭要烧柴。这么计算一下，10万人的工地每天都有二三万人在砍树。伙食是以连为单位起灶，工地上到处都是灶，挖个土坑、支几块石头、放口大锅就是伙房。周围十几里的树都被一砍而光，草也没了，山都剃了光头，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我这个连队380人，每天五六十人上山砍柴，不砍没得烧。我们这个连买了两头牛，买了一盘磨，搭个棚棚磨麦子。自己磨面、自己种菜，荒山一片，没人供应。一顿饭一个馍、一碗南瓜汤是最好的了。我们每天一部分人去砍柴，一部分人推磨，一部分人到十几里外买南瓜。天老是下雨，河泥有半腿深，我们的衣服每天都是湿的，汗湿了淋湿了都没有衣服换，到晚上把湿衣服铺到竹芭上，上面再铺几把茅草，睡一夜就暖干了……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4）
工地上每天都在搞比学赶帮超，有专人发小牌子，担一担土、拉一车石头都有人发给一个牌子，下工时检查，谁的牌子多给谁发个小红旗。
有些民工受不了罪就跑回去了，但编制很严，县里有师、公社有团、大队有营、小队有连，一查就把你查出来了，立即派人再把你送回来。丹江口大坝要是没有这一批傻用劲、傻吃苦、傻干的傻人，就没有今天这个坝……
张友定：我是1958年8月13日从治淮委员会来到丹江口的，我来时这里刚到了千把人，当时施工方案还没定，只见江右岸石崖上有人在打钢钎，但9月1日开工的时间已定。开工需要放石炮，但那时黑色炸药还没弄到，张体学命令临近的光化县必须马上找到炸药，事后不放心，又亲自去找，结果找到了两三吨炸药，这才放心。打炮眼的六角钢也是从光化找来的。9月1日开工那天，张体学和河南省省长一起挥鎚打炮眼。到9月底、10月初，两省10万民工陆续到达工地，一时吃住成了大问题，全是自己割草砍树搭茅毡棚。民工们实行军事化编制，50天时间右岸就完成了1300多米的围堰，我是一师二团政委，一师是由13000多均县民工组成的。后来遇到汛期洪水，围堰有被冲垮的危险，一师组织了20个突击队，硬是用土、用石块、用人体堵住了漏口，把围堰修到99米高，保住了几万人5个月的劳动成果，一师民工功不可没。
汉江截流是1959年12月26日，龙口合龙原定12个小时，结果只用了3个小时10分钟，那年头，人都在拼命。合拢时李先念来了，我们在江上放水灯庆祝，即荷花叶子上放上点燃的蜡烛，上千个水灯在江面上漂呀。晚上李先念和工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吃了顿晚饭。
我们二团有七个营，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们从农村搞了磨，一个营从农村买两头毛驴推磨；我们自己挖地种菜，种南瓜、冬瓜，记得有一个冬瓜长了130斤！抬去展览了。
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到过工地，她一贯是“先生产，后生活”。张体学这方面做得好，他到襄阳、荆州的民工食堂去看生活，发现民工们就是吃清汤红薯，煮蚕豆、碗豆，吃整粮。当时工地上没有任何加工粮食的机械，他就立即让武汉的红星面粉厂连人带厂一起搬到了丹江口；有的民工得了浮肿病，他就调黄豆，让煮黄豆吃，他说吃煮黄豆能有助消肿。1960年肚子饿得厉害，过春节时，张体学让给四级工以上的工人每人发瓶白酒，干部没有。老工人们很高兴……
戴垂友：我是1959年8月15日从部队“八一”钢厂来的，那时工地上只有4台75马力和250马力的锅驼机，发电、照明、抽水都靠这些。在此之前，工地上只有1台30马力的柴油机，只供指挥部照明，到了夜晚，10万人的工地一片漆黑。民工们点蜡和煤油灯，夜战也是点马灯。我们来后建了红旗电厂，我负责160人。那时工地上流行一句笑话，说“生活好，生活好，鸡蛋炒干饭，腰花、肉片、青汤饱”。“鸡蛋炒干饭”是说饭里一半白米一半玉米，“腰花”是指煮蚕豆，“肉片”是红薯干，这是人们对艰苦生活的自嘲。我们那时每人有个脸盆，除洗脸外，喝南瓜汤、青菜汤、包谷糁汤都是用脸盆。我们改善生活就是到几十里外去买南瓜。后来我们自己种南瓜、种红薯，天亮三点我们就到光化去买红薯秧，往返140里地当夜赶回。我们见缝插针地种红薯，种南瓜。我个人种的南瓜交食堂2000多斤！
丹江口工程确实为水利建设出了大力，我们不仅建了一个今天要往北京送水的工程，在当初中国其他地方的水利工程也是从丹江口派出的技术力量，我们为葛洲坝、三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黄龙滩、葛洲坝建设时从丹江口陆续派去了3万多人，全是主力部队和精华部队。我们这一代人干在丹江、老在丹江、最后也是死在丹江。我们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到现在一个个白发苍苍。
丹江口工程平均每年发38亿度电，在防洪、发电、灌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效益，作了很多贡献。汉江集团原是部属企业，后来又成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下属企业，现在要南水北调，国家又成立了水源公司，让我们与水源公司合属。我们现在有1万多职工，我们很担心我们子女的就业问题，不能因为南水北调让老职工的子女们上街讨饭……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5）
吴国栋：我有幸亲历、亲见、亲闻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建设历程中最艰辛的头一年的许多事情，感受良深，受益匪浅。1988年12月我重到丹江口，泛游水库，水光接天，一碧万顷，触景生情。忆当年，工程伊始，师生察勘料场，沿江而上，路滑泥泞，日跌数跤，几成泥人，皆无怨言。那个时候，山区农民，自带铺盖，支援工程，沿江上下，络绎不绝。下到工地，无房住宿，撑伞睡觉，不算奇闻。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
我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所攻专业是水利工程施工。我先后于1958至1959年和1965至1966年两度主持武汉水利学院（后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丹江口教学基地工作。我国第一个水利工程施工专业是与丹江口水利枢纽同年俱兴的。我们第一批师生既是本专业的创始人，也是丹江口工程第一批建设者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喜看本专业的人才、科研成果和工程效益三者交相辉映。此时此刻，不能不缅怀当年为丹江口工程费尽心血，作过贡献的前辈，特别是与世长辞的先辈，为工程作过牺牲的师生。
1958年9月1日参加工程开工典礼后，我回武汉。学校很快正式组成了武汉水利学院丹江口教学基地办公室，我和吴荣樵任正副主任……
10月，全部师生都到达了工地，先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星期，张体学应我的邀请，欣然亲自向同学作了报告，任士舜、石川副指挥长也向同学作了报告。同学们对工程设计和施工有了初步了解之后，都分到各基层单位去了，成了指挥部的基层技术主力军。教师分到各师部，负责学生的业务指导，我担负了施工课的讲课任务。
从1958年10月底起到1959年8月止，近一年的时间里，同学们几乎挑起了全工地基层单位现场值班的任务。我们日里夜里，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和工人们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在防汛抢险中，在土石爆破中，在灭火救灾中，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表现出一种肯于吃苦，乐于服从，忠于职守，向心协力，奋发进取，为祖国水利事业而奋斗的崇高精神……
丹江口工地头一年发生的几件事，使我对知识就是生命这句话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爆破工地上，我遇到一个爆破知识不多、又缺乏实际经验的青年技术员。有经验的爆破人员都知道，用电力起爆的话，要用导线将各炮眼的雷管脚线联接起来，按串联、并联或混联形式做成爆破网路。网路接好后，要用测定雷管的仪表对网路进行导通检查，输出电流不得超过50毫安。该技术员却想当然地用干电池检查，干电池的电流可达一安培，超过规定20倍，结果顷刻之间，药包全部起爆，当场炸死十人，伤几十人，他自己也受重伤住院。这是一件惨痛教训。
在黄土岭上，民工团用爆破法松土，施工系学生何子璋担任技术员。为了躲炮，民工挖了一个深坑作为掩体，搭上树枝，再盖上土。这本应布置在最小抵抗线即土石抛掷方向的反面，而民工不懂理论，何子璋事前又没讲清楚，等他带领民工装药联网完毕，准备启爆时，发现掩体布置反了，时间来不及改，想将就一下，启爆后自己最后一个进掩体。不料一声巨响后，一块大石正落到他的头顶上，将松树干砸断，正压在他的胸椎上，当即昏迷不醒，需立即送武汉治疗，但怕路途颠簸中将胸椎神经折断，为此事我和刘天民秘书长多方奔走，经过省政府和学院的努力，用一辆防震救护车将何送到了武汉，学院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来汉会诊。结果，生命保住了，下肢却瘫痪了。
还有一次在左岸的民工住地上，民工来自四面八方，各路人马汇集工地，号称10万大军，当时工地居住条件极差，施工人员全住在油毛毡棚内，冬不避寒，夏不避暑。民工住的是茅草棚，睡地铺，棚间距离很小，根本没有考虑消防要求。一个晚上，淅川县第五师的工棚里，一女民工不慎碰倒煤油灯，引起着火。如果知道只要将被褥一盖，即可扑灭的常识，则不致引起大火，结果殃及隔壁以及相邻的几栋茅棚，“火烧连营”，烧死30多人，还烧伤了不少。这场火灾惨不忍睹，农民不敢收尸，最后是靠我带去的学生打扫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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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6）
以上几件事涉及的知识并不深奥，有的是常识，可是在关键时刻，知识就是生命。一个施工队伍的平均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不仅直接关系着工程质量、速度和造价，而且关系着人身的安全。
1958年10月丹江口水库大会战（十堰图书馆文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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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丹江口工程10多万人的生活、劳动所需的物资供应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时任均县商业局副局长的吕德配回忆——
1958年，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时成立了自己的后勤队伍，商业部门是这个队伍中的主要力量之一。这个机构从成立到撤销我一直在里面工作，时至今天，对这段情况，还略记一二，现浅忆如下：
工地商业局的筹建：丹江口大坝建设开工时，我在均县商业局任副局长。当时均县商业局没有局长，我负责全面工作。丹江口工程9月1日正式开工，当时丹江口左右两岸仅各有一个小商店，根本不能适应大局。为了保障供应，当时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指挥部决定成立一套自己的后勤机构，即工程指挥部后勤司令部，其中就包括有商业局。那时均县属襄阳地区所辖。后勤司令部的意见是，成立工地商业局必须要地区和均、光两县商业部门的领导参加。这样，均县政府接通知后，经研究决定要我到丹江口。我于11月31日仅带了一把牙刷从青山港到了丹江口工地。两位专员给我讲了丹江口工地物资供应紧张情况以及职工和民工的不满情绪，要求我们一方面积极组织货源，搞好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做好成立工地商业局的准备工作。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筹建工作基本就绪。1958年12月28日，由后勤司令部在汤家庄地质队大礼堂召开了全后勤系统的职工大会，宣布了工地商业局正式成立。
商业机构已成立，但基础条件实在太差，工地所在地的沙陀营是一个两省（河南、湖北）、四县（淅川、光化、谷城、均县）交界的三角地带，右岸的一个小集镇地名叫“三官殿”，“三官殿”实在是三不管。解放后地质部的一个钻探队来到这里，光化县（那时沙陀营划归光化县）才在左岸的汤家庄设了一个几人的小商店。
1958年8月大坝开工前夕，均县（这时沙陀营又划归均县）在右岸设立了一个小商店，两个商店加起来也只有20多人。原光化县在左岸的商店房屋是借工程上的几间旧房子。原均县在右岸设立商店时是租用当地一家姓张的民房，三间草房作门市部和小仓库，在一间磨坊角落里用砖砌了一个灶作厨房，在原猪圈上面盖了一块大油布，下面打上木柱，围上包装箱板子作为宿舍。办公、吃饭也在里边，同志们风趣地称为“三用堂”。商业局成立后，不用说住房，就连个办公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在汤家庄租了工程指挥部三间油毡房，既办公又住宿。一遇下雨天，上边漏水，下边流水，室内走路还要垫上石头，否则便要淌水。有次夜晚下雨，床边放的胶鞋漂了起来。条件虽然艰苦，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点，牌子有个地方挂了。开工后的10万大军——实际超过10万，我们发放计划物资时最高达到过13万，除了每个人自带一床被子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吃的、用的全靠当地供应。那时各门市部每天一开门营业，民工便一拥而上。营业员太少，无人换班，从早到晚，一班顶到底，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即便是冬天，营业员也忙得满头是汗。
丹江口大坝的建设是分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小施工、大准备三个阶段进行的。特别在1958年至1959年的第一阶段，我们的土材料供应任务非常艰巨繁重。
这个阶段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修筑土石围堰，开挖右岸基坑。就是在600米宽的江面上筑成一条长1300多米的低水围堰，在围堰的保护下才能保证基坑的开挖。这个艰巨的任务全靠人工打眼，人工出渣，真正是千军万马战基坑。“以土赶水”的施工，需要大批的生产工具和材料。每人一件生产工具，一开始就需要10万套，加上每天用坏的，特别是土筐、篓子、扁担、绳子、草包、工具把，每天得很多添置。土材料还需要巴茅、黄荆条、龙须草、木炭等。这些东西缺一不可，少了也不行，供应慢点就会影响施工进度。当时施工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大坝，确保大坝元帅升帐”。上述所需生产资料和土材料仅靠当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为此组织了专班，分工负责组织货源。除靠原襄阳地区的谷城、光化、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外，还有专门班